清朝统治者吸取明朝末年横征暴敛导致亡国的教训，实施轻徭薄赋的政策，并且一度宣称“永不加赋”。清朝的政策既然这么好，为什么有清一代，农民起义还是接连不断呢？其实，在所谓的轻徭薄赋的背后，隐藏着许多制度上的弊端。直到清朝灭亡，这些弊端也没有消除。

清代的农民需要缴纳两种赋税。一种是地丁，这是全国农民都要缴纳的，其实就是一种土地税。一种是漕粮，这是山东、河南、江苏、安徽、江西、浙江、湖北、湖南八省农民需要缴纳的。漕粮是供给京城的粮食，上述八省粮食富足，所以需要承担这一责任。起初，漕粮征收是交粮米，但后来嫌麻烦，统一折成白银征收。

清代征收地丁漕粮，起初的税率确实是比较低的，是真正的轻徭薄赋。问题出在后来征收的耗羡上。农民交的地丁漕粮都是碎银子，但是官府一层一层往上交税收的时候，不可能交碎银子，必须将碎银子熔铸成统一规格的元宝才行。在这个过程中，银子会有一定的损耗。另外，在银子运解的过程中，也难免会造成一定的损耗。所以，官府在征收正常的地丁漕粮的同时，往往会多收一点，这就是耗羡。

耗羡在清朝初期本是不合法的，但是清政府予以默认。后来雍正皇帝为了增加财政收入，实施“耗羡归公”，这样耗羡就合法了。所谓的“耗羡归公”，只是说说而已，不归公的耗羡照样存在，而且越征越多。

为什么会越征越多呢？这又涉及到清朝的另外一些弊政。

首先，在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地方实力派形成之前，清朝有着高度集中的财政体系。户部统收统支，中央财政非常强势，留给地方财政的银两，无论是省一级，还是府一级，还是县一级，都极少极少。清政府之所以这么做，是为了防止地方形成实力派，造成三藩叛乱那样的悲剧。这样一来，问题就产生了。以县一级为例，知县要有所兴革，但是手里没有钱。怎么办？只能向农民摊派。摊派的最好方法是什么？就是加到耗羡上。

其次，清代底层官员的俸禄非常少，编制内的人员也太少。七品知县，一年的俸禄不过四五十两银子，养廉银一般是正俸的几十倍，两者加起来最多也不过三四千两。这点银子除了贿赂上司、养家糊口之外，所剩不多。而编制内的人员又太少，一个县就那么十来个人，所以知县不得不自掏腰包（县办公经费几乎没有，地丁漕粮几乎全部要上缴）雇佣大批胥吏替他办事（地丁漕粮的征收即由胥吏负责）。这样一来，知县是够穷的了，不想办法弄钱就活不下去了。钱从那里来？还是加到耗羡上。

这还不是最主要的，坏事就坏在这些胥吏上。知县没有多少钱，那么雇佣这些编制外的人员，也不可能开高工资。胥吏的工资非常低，一年也就三四两银子，大致相当于湘军士兵一个月的工资。这点钱仅仅可以使一家人吃饱饭。胥吏没有钱，便将魔爪伸向农民。当然，最好的办法还是加到耗羡上。

起初的话，可能就多征一点点，满足一下物资需求。但人的欲望是没有穷尽的。满足了基本需求之后就想过富人的生活，于是摊派到农民身上的耗羡也就越来越多。这样一来，可笑的情况就发生了。比如说我家的地丁漕粮合起来本应该交三两银子，可耗羡却有三十两之多，加一起就是三十三两，我把全家的米都卖了，也交不起这钱。这样一来，农民怎么可能活下去，怎么可能不造反？清政府的地丁漕粮又怎么可能收得上来，国家财政又怎么可能不坏？所以说，胥吏制度是清朝最大的弊政。

除了知县、胥吏乱加耗羡把农民逼上绝境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使得农民更加没有了活路。那就是银贵钱贱。这也是曾国藩在1852年初上的两道折子《备陈民间疾苦疏》和《平银价疏》中讨论到的重要内容。“平银价”是咸丰初年曾国藩自上而下改革措施的重要组成部分。

清代币值采取银、钱双本位制，以银为主，但是不废除铜钱，民间的小额交易，往往用铜钱，但农民上缴地丁漕粮，只能用白银。一般而言，农民都是先将米卖出换来铜钱，再用铜钱兑换白银，然后上缴。这样一来，银、钱的兑换比价就跟农民负担息息相关了。

银、钱的正常比价应该是在1:1000左右，也就是一千文铜钱可以兑换一两白银。在顺治、康熙、雍正年间，中国的陶瓷、茶叶等物资大量出口，而外国货物很少进入中国，因此白银大量流入中国，银、钱的比价一度达到1:700。

然而，到了乾隆中后期，英国为了扭转对华贸易的不利局面，开始大量向中国倾销鸦片。这样一来，中国的白银开始大量外流。至嘉庆年间，银、钱比价在1:1000左右。

道光时期，尤其是道光朝最后的二十年年间，这一趋势进一步发展。1852年著名思想家冯桂芬回忆说：“二十年前，（银）每两易钱一千一二百文，十年前易制钱一千五六百文，今易钱几及二千文。”也就是说，银、钱的比价达到了1:2000。

这对农民来说显然是不利的。大家跟我来算一笔账。比如我家应缴地丁漕粮加耗羡为十两白银。在顺治、康熙、雍正年间，银、钱比1:700的时候，只需拿制钱七千文兑换即可。假使当时的米价是一石米换三千文制钱，那么只需拿出两石多米即可完纳地丁漕粮。

然而，到了咸丰初年，银、钱比变成了1:2000，需要制钱两万文才能兑换到十两白银。假使当时的米价仍然是一石米换三千文制钱，那么我需要拿出六石多米才能完纳地丁漕粮。总而言之，虽然没有加赋，但因为银、钱比价的变化，农民的负担增加了将近三倍。怪不得连曾国藩这样的高高在上的二品大员，都要站出来为农民打抱不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