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个只念到初二的小瓦工到登上中国的富人榜，从收废铁的苏南农民到扛起钢铁大旗的乡镇企业家，戴国芳经历了充满艰辛与汗水的“质变”过程。然而，随着4年前的铁本案事发，这个志向远大的钢铁强人，终于困在了自己的项目工地上，“无可奈何花落去”……   

      他的成功是市场经济使然，而他的失败，似乎还要在市场之外找原因。诚然即便今天的他也不能完全深透理解宏观调控的具体含义，但“铁本案”的存在，却无疑在中国众多企业的发展上，提供了一个可咨借鉴的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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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戴国芳的再次出现，使原本就扑朔迷离的“铁本案”更加耐人寻味。在他的东安老家，人们一说起这个曾让不起眼的江南小镇骤然声名鹊起的人物，总是毫不吝惜的给予种种夸赞和期许。言语之间，仿佛戴的“复出”，必能在洗脱自身“不白之冤”的同时，给“铁本案”带来新的转机。

       可是，2个多月过去了，从戴国芳走出看守所直到今天，无论常州市新北区荒草丛生的临江工地，还是早已被“租赁经营”着的东安老厂——江苏铁本钢铁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铁本公司），都还没有任何迹象表明曾与戴国芳发生过联系。他的东安老厂的保安说，他们不清楚戴国芳这个人，也没听说他要来厂里，目前“厂里换保安已换过好几批了，现在保安都是去年夏天从安徽过来的。”

        东安原是常州市武进区的一个镇，因东汉蔡邕有“生于杞县一生忧，归葬东方始得安”而得名。1996年，当戴国芳把铁本公司扎在老家东安后，原本较为贫穷的东安几年间便实力大增，不仅当地农民进厂做了工，增加了收入，地方财政也颇为受益。尤其戴国芳带动了当地钢铁的投资热，使得东安在很短时间内便苏南一带声名远扬。而铁本公司出后，东安也受到很大影响，大批工人回家，紧接着，镇也并到毗邻的湟里，成了哪儿的一个社区。当地人说，要是戴国芳不出事，湟里并来才对，富裕的东安怎么说也不会并过去的。

       这或可以想见戴国芳以及他的钢铁企业当年的强势。在铁本公司发展的黄金时期，东安镇里每10人中就有3人在厂里当工人，而2002、2003年，厂里每个工人的工资就能拿到一千七百元到一千八百元。镇街上开“一面缘”饭馆的老板余玉刚曾是厂里的司机，公司出事后，一直工作、生活十分平稳的他就不得不下岗去外面开车，后来出了车祸，没办法才开了家饭馆。

      “戴国芳顶可以的，这次要是能把铁本公司收回来，说不定一切都会好起来的。”高大的余玉刚操起吴侬软语，特意把“顶”咬的很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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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4年是戴国芳的一个转折点。这年4月19日，他从一个事业蒸蒸日上的企业主，转身变成了“铁本案”的被告人。这一天，他以涉嫌巨额增值税发票被警方带走，从此便一直羁押到了2008年的11月。4年间，他在常州新北区魏村镇的临江工地彻底变成了一片废墟，而他的东安老厂，也“李代桃僵”，被鑫瑞公司租赁经营至今。

           东安司机周正梅说，戴国芳出事后，原本镇上每一个人都是要去保的，后来看实在保不下，才算了。

            戴国芳被带走时，他的妻子黄荷琴、妻父黄福林及包括主管财务的副总经理张锡清在内的数名财务人员也被警方带走，4个月后黄荷琴因患重病被放回，而戴国芳则被一直羁押。
           回溯“铁本案”的缘起，如今普遍认为是国家治理经济过热使然，但客观的诱因，则是一篇新华社报道。该报道把铁本公司在临江项目征地的违规情况“捅了出去”，以至于让铁本公司无形之中，成为了在中央三令五申控制“过热”情形下顶风作案的典型并被杀一儆百。

           但就戴国芳事发的诱因，坊间流传着这样一个说法。在2003年临江项目开始征地、建设后，不断有村民与公司发生争执。后来一名村民在争执中死亡，从而引起媒体的关注。但这一说法并不被东安当地人认可：“哪个征地没有村民闹事的，本来很正常，只因为死了人，后来才一下麻烦了。”

          据说，当时戴国芳曾去死者村里花钱“摆平”，但事情还是显露了出来。在东安一些人看来，或许戴国芳原本就不该去江边发展，在东安，既可以持续铁本的势头，又可以带动地方，跑到江边搞一个自己力量根本扛不下来的大项目，很有败象。

            不过作为“有眼光”的人，戴国芳很早就有扩大发展的想法。那时铁本公司年生产能力已达150万吨，虽说在当地算大户，但施展的天地并不够大。2002年下半年，得知常州将新北区临江沿岸开辟近３万亩土地作产业基地，戴国芳便有了异地发展的年头。据知情人介绍，移到新北，就有水路可以运输，这能在很大程度上节约原材料的成本，同时，新北地大，公司的发展空间也就大了。

          正好也有市上领导劝他到江边发展，于是“好风凭借力”，在政府部门的协助下，通过各种手段，戴国芳拿到了常州5988．4亩土地，与扬中的地在一起，约9000亩。据项目计划，戴要投资106亿元，建设年产800万吨的钢铁项目，这对当时净资产不足7亿元的铁本公司来说，显然“以小搏大”，颇有风险。

            搞项目要钱才行，上百亿的投资，显然靠一个铁本搞不下来。然而，在政府部门介入下，资金问题还是得到了顺畅解决。有人估算，以戴当时的建设速度，如果不是东窗事发，或许中央调查组晚来几个月，恐怕“铁本案”将会以另外的形式收场，而那时戴为了加速工地建设，不光把当年铁本的5亿元收入及时投入临江项目，自己也是每天工作达十七八个小时以上。

             可事情还是出了。

             发现不对后戴国芳曾试图最后挽救，并将几年来近2000万元的抵扣税额补交，但依然被抓了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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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戴国芳“栽”了，但即便“栽”了，在家乡人看来，仍不失为一个好人，一条好汉。

           “他这个人，能啃得苦，想的全都是做事，做大事。”戴国盈是戴国芳的堂妹，曾与戴国芳妻子的家住隔壁，说起戴，她觉得总有点冤，因为在她看来，戴国芳做企业跟其他有些乡镇企业老板是不同的。

            戴国芳家住距东安镇中心3里远的渎南村。村子旁边有河，河边有树，是一个典型的苏南农村的样子。戴国芳小时家境贫寒，中学只念到初二，也就是12岁左右，辍学回家，开始去建筑工地做瓦工。

             戴国芳少时的工友郑国炳说，戴那时主要在市里厂房工地上做瓦工，平时很少回家，那时，他是木工，虽然也是偶尔见见，但关系还不错。“戴国芳人很倔，不太爱讲话，干活很认真，人是一个好人，很厚道。”

            尽管厚道无法用旧事来加以佐证，但在东安镇，只要提起戴国芳，是没有人不说好的。常言道：“人的名，树的影”，戴国芳能如此得民心，足以见其为人处事应属为富且仁的那一类。

             在做瓦工作了几年之后，戴国芳又回到家里，和父亲一起收废钢铁。那时，他买了一台拖拉机，每天不论刮风下雨的四处收废铁、废钢，收到后再转手卖给废品站，赚取差价，就这样搞了一阵子，看到钢铁生意可作，便在自家门前的一块空地上，建起了轧辊厂。

             如今，轧辊厂的厂房还在，不过看上去已经被废弃了。厂里荒草丛生，两条狗见有人来，便一通狂吠。在距厂门口不远的一座“鹰”的雕塑上，鹰还在展翅欲飞，可“腾飞”已明显有了松动的迹象。

              戴国盈说，这个轧辊厂是戴国芳发家的本钱。在投资搞铁本之前，仅靠几年经营，戴国芳就已经富甲一方，有八千多万的身价了。“你想想，戴国芳如果不是为做事，钱攥在手里，一辈子也花不完，何苦还要出去搞？”

            戴家的房子占地很大，但均是平房，为此村里人也为其鸣不平，说人家有钱的老板，不是在城里买了房就是吃喝嫖赌，而戴国芳把挣得钱全投在铁本公司，在城里也没房产，只知道干活，实在有点亏。

           熟悉戴国芳的戴国盈说，戴国芳能“啃得苦”是出了名的，他去外面，从来都是找便宜的旅店住，从不住大宾馆，吃饭也是吃盒饭，前些年去香港，也不去逛大街，吃大餐，他的全部精力都在铁本上。

            铁本最初的发展靠的是生产低层次的产品。他用购进的多台二手小电炉炼钢，后来由添加化铁炉化铁，产业链虽然起初并不完善，但逐步的就买上了正常轨道。后来经过承包苏、宁、常等地的钢铁国企进行经营，实力大增。

             虽然对只有初中学历的他来说，知识是局限，但不是能力的局限。他对市场很用心，当发现粗钢和铁矿石之间，粗钢生产成本小，市场稳定，于是就购高炉进铁矿石炼钢。当时铁矿不过四百元一吨，生产一吨粗钢的价格约1100元，而粗钢作为钢铁生产的一种原材料，价格却在1600元一吨，这样，即便不生产精钢，粗钢每吨也能净赚500多元。

           而当时，国内能瞄准这一点的人很少，戴国芳拿准了市场的“脉”，故而企业发展很快。2003年，铁本公司销售达到了近18亿元，生产钢材８０万吨，上缴利税３７４１万元。如果不是2004年仓猝“落马”，戴国芳借临江项目做大做强，也未必不可能。
　　     “他这个人没什么喜好，就是爱抽烟，烟都抽得很一般，吃饭就是简简单单的白米饭”戴国盈说，戴的办公室没有秘书，来了客人端茶倒水都是他自己，也不喝酒，有客人也是在厂食堂吃，可以说，戴国芳“活着就是干工作，工作就是做大事，图发展”。

                             4

         可有些发展方向是看得清的，有些则看不清。

          戴国芳看的清市场，但对形势显然估量不足。

           或许，回顾当时的“铁本案”，戴国芳只想“赌一把”。因为即便项目投资有各种的问题，但一旦投产，偌大的工程便只存在一种问题，而在这种比较单一的情况下，无论怎样被处理，都不会造成后来无法挽回的境地。但无疑，戴国芳赌的“一败涂地”。

            如今的新北临江工地上，荒草已经长到了一人多高。数十辆拉土车、挖掘机，乱七八糟的凑在铁本临江指挥部的小楼附近，其斑驳锈蚀之状，已令人惨不忍睹。而那些支令骨立的水泥建筑，则以尚未完成的各种造型扎在松软的泥土上，其悲凉的姿态，恍然使这片巨大的工地成为了某位艺术家装置艺术的现场。

          “可惜啊，6000多亩耕地，这么多设备……”魏北村镇新华村的一位村民叹息说。

          从目前已公开的资料看，铁本投入临江项目的资金总额约28亿元，其中金融贷款25.6亿元，2003年近5亿元经营利润，以及当年公司客户的2.37亿订货预付款。可以说，当年为了临江项目，戴国芳的铁本公司已是贴出了“血本” 。

           如今，由于当初征地的绝大多数土地都已被水泥覆盖，地是无法复耕了。可是，那些在工地上的机械呢？那些价值上百万的挖掘机、搅拌车呢？铁本案发后，公司的临江指挥部招有50名保安在日夜看守着工地，可是，这种看守，显然不是一种对资产实施有效保护的行为。

            2009年1月14日的下午，在临江工地指挥部的办公室里，三位“留守”至今的工作人员，一个在玩电脑游戏，一个在看电影，还有一个，似乎无所事事。屋里的逍遥与窗外的悲惨，形成了巨大的反差，这种极具反讽意义的画面，如果让戴国芳看到，不知该作何想？或许，铁本案已然成为过往，对工作人员，不仅戴国芳离他们很遥远，近在咫尺的工地也离他们很遥远，他们守着工地拿着工钱，其余似乎都不相干。

           在戴国芳被羁押后，法院只开过一次庭，随后戴国芳便再也没有等来宣判。“铁本案”发生不久，各路债权人纷至，经当地政府紧急协调，最后才以让铁本继续“租赁经营”、有利共赢的策略，使铁本摆脱了瞬间破产的命运。

             虽说铁本暂时没有破产，可面对如今20多亿元的银行债务，铁本的未来依然未卜。据知情人透露，戴国芳“进去后”，厂里原来拿事的亲戚都做了调整，每年，厂里给戴家30万元作生活费，其父母、妻子以及三个子女也都没有受到此事的太大影响。

            对于堪称“滑铁卢”的临江项目，无论怎么说，都不是仅靠他戴国芳一个人、一个铁本公司能拿得下来的。最初，市上领导劝他到江边发展，戴国芳是考虑到了有政府的支持，发展会更快，可是，他全然不会想到，在全身投入这个自身实力根本不可能完成的宏大投资项目的时候，这块大蛋糕的背后，竟会藏着一个惨痛的失败。他所瞩意和依靠的政府机遇，实际上成了他在生意场上错误估量形势，从而触到的一块“暗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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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铁本案已经没什么好说的了，我不是他（戴国芳）的代理律师，孙XX也不是。”前两天出现在某财经报刊的常州正气浩然律师事务所律师陆柏松说，他从没接过铁本的案子，对前面出现的报道他已责成媒体进行致歉更正。

             这样的回答让人有些出乎意外。在法院至今没有宣判，官方没有更多新闻发布的情况下，似乎除戴国芳本人之外，再也找不到能够近距离阐释当前铁本案的人的。

              而戴国芳本人显然没有了先前的那股子赶超“宝钢”的锐气，自步出看守所以来，他没有在任何公开场合发表过任何关于铁本案的言论，不仅如此，他如同消失一般，正淡出了人们的视野。

“我一直没见过他，但听说他在家。”当年戴国芳的工友张步强说，戴国芳本来不是个张扬的人，且不太爱讲话，这次回来，见不着也很正常。

            在渎南，村民说戴国芳的确在家，但几乎没出来露过面。敲开紧闭的大门，一位老人得知是媒体记者，就赶紧又关上门，在门后面说，上面交代过了，我们不便说什么……

或许，戴国芳的回避，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解开“铁本案”的迷局，还需时日。当年铁本案的起诉，是以戴国芳虚开增值发票为罪名的，可实际上，这样一个案子不管以何种理由，都早过了水落石出的时候了。而这种遥遥无期的拖，既在精神上折磨着当事人，也损害了法律。

            即便到今天，回顾“铁本案”，有无过错的戴国芳都似乎承担了远超出法律之外的种种负累。而他的“落马”，除说明他求发展过程中的管理水平确有问题，也给很多企业家明证了错估形势所带来的后果，可能是致命的。

             不过，不管铁本案被人们怎么看，或者将会有怎样的一个解决办法，眼下最令人无法接受的，是新北区那占地数千亩的工地，以及工地上的设备。虽说对于这些，在没有上面“明确的意思”的情况下，谁都不能有所动作，但对于象挖掘机、搅拌车这些没有损失的资产，为什么不能把单纯的“看管”变成“利用或增值”呢？据说，单工地上的各种损耗加下来，每月就要在一千万元以上。如果工地尚无法重新建设，但那些设备和机械总是可用的吧，倘能盖一个棚子，让那些车不至于受风雨侵蚀，或者将这些车俩放置某租赁企业，继续经营，回头在填补进资产，不是很有意义么？而这种想法，或许只有戴国芳会这样想了。

            应该说，透过铁本案，造成戴国芳“落难”的深层动因，应该是其投资行为与国家宏观调控所造成的对撞。可这种对撞的后果，是不是一个参与市场经济、承担有限责任的法人代表应当承担？无论是银行或者企业，“趋利性”是“天性”，让他们来判断自己的投资行为是否符合国家宏观调控，并承担由此引发的对撞责任，是否有欠公允呢？

            市场经济中，价格杠杆与宏观调控并不是每个企业都看得清，也不是都看不清，从服务于市场智能的政府来看，体现其意义之处在于，他能帮助企业防范这种风险，而不是为某种JDP的政绩着想，遮掩住了这种风险。当基层政府弱化这种功能的时候，一旦有强力的行政手段来干预，受损的是企业，而政府不过是撤几个官了事。政府的行政行为损失不大，而企业可能就彻底“OVER”——比如铁本、比如戴国芳。

             常州有挽汉阳铁厂于濒危的近代工业之父盛宣怀(武进龙溪人)，也有在长江边落马的戴国芳。百年来,虽然时运不同，但均可称得上一时的工业精英了。在“铁本”案发四年之后，尽管戴国芳的“走出”，还需继续背负精神的重压，但作为一个被羁押了一千多个日日夜夜、却始终没被宣判的人而言，能出来透透气，也算极为难得了。毕竟，轰动一时的“铁本案”尚未尘埃落定，铁本公司的烟囱还在冒着浓烟，只要有机会，对戴国芳而言，一切便“皆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