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幸的童年依然有笑声

        杨元元1979年11月3日出生于湖北省宜昌市的一个工人家庭。在她六岁以前，家里始终洋溢着温馨祥和的气息，直到她父亲忽然去世，一切才不再那么美好。

       “杨元元6岁那年，她父亲去外地出差，得了急性黄疸肝炎，结果抢救不及时，结果三十多岁就去世了”杨母望瑞玲说，丈夫是63年的在学生，在市郊的404军工厂里做工程师，她也在厂里上班，丈夫死后，原本美满的家庭一下垮了下来。

         在望瑞玲的回忆中，杨元元小时候就比较听话，由于是长女，也很懂事，放学没事的时候，总是帮忙做家务。而望建华说，小时候在山里外甥女就很活泼、调皮，上学功课也不错。虽然姐姐一个人拉扯两个孩子很不容易，但贫穷的家境并没有剥夺两个孩童乃至他们少年时期的快乐。

         在现有的几祯照片上，无论是杨云元坐于小溪石头上的、还是笑呵呵与舅父抓着蛇的，都清晰的传递出她在少女时期所享受到的欢乐，也许在转眼间的快乐消逝后，她依然要面对拮据的家庭，但毕竟欢乐总是能给人予希望和动力。

          随着时间的推移，1998年，因企业原因，望瑞玲办理了内退手续，而这一年，杨元元顺利考入武汉大学商学院经济学专业。

          当时望瑞玲的内退工资每月只有215元，好在杨元元上了大学可以申请助学贷款，这笔钱加上自己再打点零工，供上高中的儿子念书，还算过得去。到了2000年，也就是儿子杨顺顺也考入大学后，她搬到了武汉大学，与杨元元住到了一起。

         “女儿和儿子都在一个学校上学，那时在学校吃饭花费太大，为了省钱，我就跟女儿住在了一起，女儿宿舍是7个人，一张两尺两寸宽的床我和女儿挤了一个月，后来学校知道了，我就住到了学校的一间值班室，住了很长时间。”望瑞玲讲，在值班室住了一段时间后，她们通过租住了学校的一个一室一厅，每月大约300元，最近几年涨到了550元。

         “我在女儿宿舍里住的时候，每天都把宿舍打扫的干干净净，白天就在学校里卖卤蛋、豆干、藕片什么的，儿子的宿舍只有4个人，地方大，到中午、下午了我就在他的宿舍给两个孩子做饭”望瑞玲说那个时候和宿舍里的同学关系都很好，虽然学校不允许她卖小吃、在宿舍里做饭，但考虑到她的特殊情况，都默许了。

           到后来，她还卖起了米酒、小百货，每天可以10元、20元的挣，基本上解决了两个孩子在消费不菲的大学里的生活费用。而在这期间，杨元元也是帮着母亲忙这忙那，还兼带着家教，大学四年里，担任团支部书记的她，还由于表现突出，先后获得过学校的甲等和乙等奖学金。可以说，杨元元是在用她的刻苦努力为自己赢得生活的权利，为母亲减轻肩上的负担。

          由于勤奋好学，2002年——就是在杨元元毕业那一年，她考上了北京大学的法律硕士研究生，但由于没有钱，这次宝贵的机会被最终放弃。2004年，望瑞玲所在的厂子里要搬迁至宜昌市，35000元的费用，又难倒了一家人，最后，望瑞玲原来住的房子被拆，无奈，她们只好一直在租住的房子里，直到今年9月12日杨元元到上海海事大学读研，才退掉房子一起又搬了过来。

                   “困境”中的挣扎

     2002年杨元元从武汉大学毕业了。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是在武汉现代英语培训中心任培训教师。

      整整两年时间里，杨元元都在这家培训中心做英语教师，到了2004年的8月，由于工资原因，她放弃了工作。

    当时杨元元的工资是不到1000元，而这在武汉，属于较低的薪水；随后，在当年9月来到武汉泰康人寿保险公司担任客户代表，但干了一年，又辞职了。此次辞职，望瑞玲的解释是杨元元拉不来客户，工作不挣钱。两次近似失败的经历，让她郁闷了很长时间，终于在2007年的时候，她与6位昔日的同学联系起来办起了一份情感杂志，而作为出资，杨元元把自己辛苦攒下的几千元钱投了进去。

    但由于缺乏媒体经验以及对市场缺乏准确判断，在经历了最初的激情创业之后，他们办的这份杂志便偃旗息鼓，从这以后，杨元元便决心考研改变境遇。

    此次考研她却选择了自己喜欢的法学专业。2009年4月26日，经过刻苦补习，杨元元终于获得了上海海事大学国际法专业硕士研究生的录取通知，兴奋的她，一回到家，便与母亲高兴的拥抱在一起。

    上杨元元所考取的国际法专业在上海海事大学新校区。新校区位于上海市临港新城，占地2000多亩，校园内建筑优美、景色迷人，据说杨元元来到学校后，曾经在校园里转了很多遍。

    由于杨元元考取的是公费研究生，因而在学费上自己并不需花费精力，唯一放不下的，还是自己的母亲。

    在5年前的2004年，杨元元的弟弟便考上了北京大学的环境管理专业读“直博”，弟弟走后，她便与母亲望瑞玲一直生活在一起，随着年龄的原因，望瑞玲日渐衰老，此时的杨元元自觉担负起了家中的一切。

考上研究生后，考虑到母亲没人照顾，而鉴于武汉大学时所受的“善待”，杨元元便决定带母亲一起来读研。就她的举动，有人分析认为，杨元元读研只有两年，她把母亲带到学校你，仅仅是一个过度，因为弟弟次年就能毕业工作，到时候杨母就可被弟弟接过去照顾。

       可是来到上海以后，一切却并非如自己所想像的那么顺利。

         在上海海事大学24号宿舍楼506房间的一张门贴上，本报记者看到，杨元元的宿舍成“T”字形，与杨同住的还有一位江苏籍的女生。杨的床位在东，江苏籍的女生在西，望瑞玲说，她住进来后，与同舍女生相处很好，每天一大早她就出门到校园里转悠，有时到湖边坐坐，有时就坐在球场边织毛衣，并不妨碍谁，后来，同舍的这名女生得知此次研究生中有4位因考上公务员不来念了，空着几个单间，便打算搬到朝阳的514室去。

         “这个女生是10月12日搬过去的，她搬过去就后悔了，因为我在房子里都打扫的干干净净，她说过去以后那个房间脏得很，有没人收拾”望瑞玲解释，之所以那个女生要搬走，并非是因为她住在女儿宿舍的缘故，而且还“天天到这里来玩”。

        但学校不这么认为，校方指出，根据学校的管理制度，学生家长不允许留宿学生宿舍，而杨元元之举，实际上已经违反了学校的制度。

                   出租屋的日子

          杨元元带其母同住宿舍的情况被学校知道后，校方通过学院，曾给了杨元元一些提醒，杨本人也根据辅导员吴老师的提议，给学校写了一封申请，申请的主要内容是希望学校鉴于其家庭的“特殊情况”，能为其母提供一张床位和一份工作。

         但是，还没等到其母有一份床位和工作，意外却发生了。2009年11月26日，也就在杨元元进校的第三个三个月，她自缢在自己宿舍的卫生间里。

        对于杨元元的死，望瑞玲称，这都是因为校方不断逼迫她离开女儿宿舍导致孩子精神上极度低落所致，因为从11月21日自己被撵出女儿的宿舍后，女儿的情绪一直就很低落。    

           对此学校宣传部部长彭东恺却称，根本不存在学校逼迫其母离开的情况，相反对于杨元元的情况及要求，学校已给了人性化的处理：如一方面联系老师积极帮助其母租房，二是为其准备了一份助学岗位，其每月补贴从11月开始，大概在三四百元之间，基本上已能解决她的困难——“如果存在逼迫其母离开，那么其母根本不会在杨元元的宿舍里住上两个多月”。

          但杨元元的亲属指出，尽管学校在10月份有过这样的承诺，但直到在母女俩租到房间之前，还仅仅是“口头承诺”。

          那么，在杨元元死前的几天里，究竟发生了什么呢？又是什么令杨元元骤然采取异常惨烈的方式结束生命呢？

          “我们在11月中旬就找房子，大冷天里，这地方有很偏僻，房子不好找，11月20日晚上的时候，值班的一个女宿管员就来很厉害的对杨元元说‘明天早上8点，你一定要把你妈的东西搬走，永远不要来了’”杨元元当时也很气愤，还回了几句嘴。

           无奈之下，21日8时前，望瑞玲离开宿舍，当天她就在离学校较远的双港宾馆花100元住了一宿；22日，她又到学校的电影院坐了一晚上——她所说的电影院实际上是学校礼堂，她称由于以前常去与看管的一位工作人员较熟，所以才在晚上11时以后，被允许在里面坐了一夜，虽然是在礼堂里面，但还是很冷。到了23日晚上，房子终于租到了，但却是毛坯房，里面什么也没有，当晚母女俩就把铺盖铺到地上，由于望瑞玲走乏了，很快睡着了，睡到半夜，便被杨元元“冷死了、冷死了”的喊声弄醒，听女儿喊着要去找学校住回宿舍去，她便劝女儿，结果两人谁都没再睡着。24日晚上，尽管依然很冷，杨元元还是陪母亲睡在了出租房的地上。

          在21日到25日五天里，除去两天假期，周一周二杨元元都有课，但没有去上，她劝女儿去上课，但女儿却不快的说“上课没意思”。周三，杨元元没有课，她与母亲在学校食堂买了些馒头和咸菜，回到租赁房里吃饭。吃饭的时候，望瑞玲回忆说，杨元元告诉她很后悔当初上大学时没报考师范专业，那要是报了师范专业，现在工资高而且稳定。由于杨元元屡次愧疚的说没能让母亲过上好日子，觉得很对不起母亲多年来的辛劳，这些话让望瑞玲便觉得女儿似乎情绪上有些反常。

          而更让望瑞玲担心的是，有天她还跟望瑞玲说起在培训中心当老师时班上有一名15岁初三女学生自杀的事，当时女儿还说，“她们家那么有钱，怎么也自杀了。”有一天夜里，杨元元坐起来对她说，“都说知识改变命运，我学了那么多知识，也没见有什么改变。”言语中，甚至流露出了“活着没意思”的心态，这便使望瑞玲更加担心。，

                   自杀或可挽救

          2009年11月25日，也就是杨元元死前的前一天，天气格外的好。杨元元和母亲早早的就从地上爬起来，由于房间太冷，她们便聊着天往校园走。

          在学校宿舍，母女俩待了很长时间，讲过去的事，杨元元再次说起后悔当初没有考师范的话。当杨元元说道晚上还要去排练时，接连三次说了“我不想去”，还把台词甩到一边，这让望瑞玲觉得女儿心情很不好，就劝说不想去就不去了。到了下午，母女俩在临近宿舍的学校第三食堂吃过晚饭后，又一起回到宿舍洗澡，杨元元先洗，随后就赶去排练了，临走她告诉母亲一定要快，要赶在晚上8点前离开宿舍，千万不要等宿管员再来赶人了。

            当时，望瑞玲问她是否等她排练完一起回租赁房住，杨元元说不去了，望瑞玲洗澡后还把女儿的衣服洗了挂起来，离开宿舍后，到了晚上10点多，杨母在学校3号门的门卫室待了一个小时，用杨元元的手机拨通了杨元元同学的电话，在电话中，杨元元说还在排练，于是，放心的她返回了出租屋。
           对于那一晚的情况，杨元元的弟弟杨顺顺称那天晚上他们还互发过短信，说起母亲的住处问题，他并未感到姐姐有何异常。

           26日一早，本来与女儿约好要在食堂见面，结果女儿没来，望瑞玲预感不妙的去女儿宿舍找，经允许上楼后，由于没钥匙打不开房间，结果又下楼央求宿管员开门，结果被拒绝。而这时，在校方登记记录上显示是7时25分。

              随着时间的推移，当发现出事，已到了8时33分，而打开杨元元卫生间的门时，已至8时44分，在上海市医疗急救中心病员、家属签字单上，本报记者看到在其第八项“救护车到达时，病员心跳、呼吸已停止”一栏被打了勾；上海市南汇区医疗救护站院前急救病历上则显示救护人员“9时出发”，“9时08分”到现场，而此时杨元元各项生命指征已无。在一份10时开具的居民死亡医学证明书上本报记者还看到，发病到死亡的时间间隔内写着“不祥（3小时）”

            上推3小时，即7时左右，如果那时杨母能在宿管员的帮助下打开房门，或许能制止意外的发生，可是，悲剧还是出现了——杨元元平静的用两条柔软的毛巾结束了自己充满着希望与光明的人生。

          事后，上海海事大学宣传部长彭东凯告诉记者，对于杨元元的死，校方也感到非常痛惜，并派专人安抚杨母，同时，由于担心杨母发生意外以及难以处理后事，还及时联系了杨元元的亲属。截止昨日，杨元元的母亲、舅舅、舅妈等亲属仍被学校安排在学校招待所等待处理善后。

                       她为何决然离去

   “姐姐是个很善良的人。”杨元元死后，弟弟杨顺顺许久都无法把自己从悲痛的情绪中挣脱出来，他回忆说，这些年姐姐虽然在工作上遇到了一些挫折，但精神状态一直很好，每年寒假，他都要回家同家人待一个月，说到将来、说到以后的生活，他从来没有觉得姐姐有灰心、沮丧的情绪，相反，“心态很好”。

    杨顺顺昨日告诉记者，最近他们姐弟俩还在电话里商量过春节在那里过，姐姐说，他们租到了一间大房子，他可以过来；而他则说在北京郊区租了一个房子希望他们过去，总之全家人对未来都充满希望，谁想到竟会突然发生这样的惨剧。

  “我要学的专业、要读的学校，都是姐姐帮我策划的，去年春节我回武汉说想吃鸭脖，姐姐就走了好远，出门给我买了回来。”

     杨顺顺认为，姐姐的非正常死亡不会与钱有关，因为租房子的2700元（每月450元）还不至于困难到让姐姐选择死亡来摆脱；“姐姐的死是一个心理压力累积的过程，开始向校方提出为母亲安排住宿以及寻找工作的申请后，事情就悬在半空没有着落，后来有一名姓高的宿管员的恶劣态度，又对姐姐造成打击，加上宿管员屡次三番的驱赶母亲离开姐姐宿舍，也都给姐姐造成内心的创痛”

         在杨顺顺看来，好不容易找到房子，房子却什么也没有，做子女的，肯定看着伤心、难过，尤其姐姐想着可能自己都30岁了还未能让母亲过上好日子，甚至于会有对不起母亲的念头，“这些可能促使忽然间无法承受”。

      记者在学校了解到，杨元元的生活非常节俭，省吃俭用，如她在今年4月份买的手机，当时充值50元钱，直到她去世，话费还没有完。     

         吴志毅是杨元元的辅导员，在他看来，杨元元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勤奋、爱读书。“当然也有些自我封闭”，吴老师指出，在她申请里，并没有直接说家庭贫困，而是说“特殊”，可见其自尊心很强，加上从不主动寻求帮助，因而遇到事自己解决不了，就容易出问题。

       针对杨元元的死，学校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老师说，由于多年来没有稳定的工作，甚至是较好的收入，杨元元极易产生失落感，而面对母亲，她的失落有很容易被扩散，她所的“知识不能改变”的叹息，实际上是一种失落、郁闷和压抑的心理反应，如果事前能察觉并进行疏导，应该能够避免意外的发生。（潘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