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超群以一个区区科级干部（一说副处）坐拥上亿元现金，可谓贪腐蛀虫、食利饕餮，这样一个人，如果不是被人举报，尤其是有实力的企业举报，恐怕家中再堆上几亿人民币，也没法查得出来，为啥？一来马总权大，掌握着生存的水龙头；二来腿粗，有“干爹”撑腰。虽然这个“干爹”至今云山雾罩、隐于媒体的字里行间，但其威慑力，不言自明。

        马氏“干爹”甫经报道，便遭到了民间一波又一波的口诛笔伐，似乎非要抓出这个京城高官，让他大曝于天下不可，可是，以往被抓的贪官，哪一个又没有“干爹”，又有多少被最终揪将出来、被法办了去？而时下，又有多少个贪官和贪官背后的干爹隐藏于冠冕堂黃之下、干着坏事，他们又岂能抓得尽？笔者以为，抓贪腐，必然要穷根揪底，拉起葫芦牵起瓢，但铲除“干爹”存在的土壤，倡导依法治国，才是关键。

          历史上，“干爹”文化由来已久，“干爹”心理根深蒂固。如唐朝权臣鱼朝恩，虽是宦官，却有干儿子无数，而究其发迹，竟也是从拜干爹、给人当干儿子做起来的；而明朝的魏忠贤，更是众多官吏的“干爹”，不仅膝下“干儿子”众多，甚至有人为了争宠，不惜给他当“干孙子”，继而有人“干孙子”当不上，还要给他这个在世的大活人建“生祠”供着。人们熟知的西门庆，要说真正在清河县城内呼风唤雨、一手遮天，究其发端也还是通过在京城的亲家攀上宰相蔡京、给其当了“干儿子”开始的，要不然，西门大官人即便再有钱，在权力场也是轻若鸿毛，不堪一击；因此，正是深谙官场之道、生存之法，他才给自己找了个权倾朝野的蔡京当“干爹”。有了这座靠山，官不能碰、民不敢惹，自然也就有了一副“金刚不坏之身”，遂成当地一霸。等有钱有势之后，不光家里的仆人玳安要叫他爹，青楼里的李瓶儿、王六儿也要拜他做爹了，否则连妓女都做不长远、当不踏实。纵观青史，从上到下，从庙堂到江湖，在官本位盛行的封建时代，找“干爹”求“罩”是一大特征，而延续至今，滋生出马超群之流也就寻常不过了。

          近年来，“干爹”心理在很多圈子都有所显现，只是称谓名头不一样罢了，如娱乐圈女明星认导演做干爹，学术界“拜山头儿”，书画届“拜师”等等，都是“干爹”文化的滥觞。如果有人还闹不清楚“干爹”文化对我国官场和社会所产生的影响，可以参照石家庄的“我爸是李刚”和温州的“我爸是市长”等事件，探寻一下时下“拜干爹”者的动机何在、意欲何为。可以说，在拜爹一族的眼睛里只有官位，而没有法；只有权势，而没有制度。在国人看来，有人“罩”着，在朝好做官，在野好经商，官商在一起的，好勾结，出了事的，好解决，因此求“罩”遍地，“干爹”盛行。

       细想想，人生在世，不可能无惧，有惧是正常人的正常心理，可拜“干爹”者惧的不是法，不是制度，而是惧的没有靠山、没保护伞。举一反三，也正因如此，也就可以解释为啥一些国人愿意花钱花时间来夤缘、来攀关系，来务虚，而不是把时间和精力用在做实事、做有创造力的事上了。梁启超把曾把“中国强”寄托于“少年强”，可封建余孽不除、依法治国难行，“干爹”永远会压制着“少年”，只有真正建立起法治社会，人人在法制的天空下生存，“干爹”才会在不远的将来，成为历史名词。（潘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