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城西安，“道北”是个独特的区域。所谓“道”，是指陇海铁路；而“北”，则指铁路以北。民国23年，随着陇海铁路开通，西安有了与沿海最通畅的交通渠道，但同时，灾祸频仍的年景，也由此涌入了大批难民。

           这些从河南、山东来的难民，多选择了西安陇海铁路以北的二马路一带居住。之所以不能向南，是因为古城的北城墙逼近铁路，缺少空间。二马路上的老人们回忆，那会儿去城里没地方，也怕被欺负，只有靠着铁路吃铁路，想待就待，想走就走，图个方便……

           吴新贵老人是跟爷爷从河南邓县一路要饭来的西安，发现能有口饭吃，就住下了。如今，从爷爷到他，再到他的儿子、孙子，已有五代。从最初的要饭，捡煤球，扒拉破烂，到现在买房、喜迁新居，吴家的变迁，几乎见证了道北数十年的沧桑。

           和吴家一样，早先的难民，多来自黄泛区。他们衣衫褴褛来到西安，起初只能聚集在火车站附近，依傍在大明宫遗址周围。有的用破砖破瓦搭建住房，有的只能寄居到别人家的屋檐下。好在关中道民风醇厚，不欺生，不排外，短短十几年间，从北门向北，便街衢相连，人烟蔚然了。

            那时虽没有地，住的也简陋，但靠着河南人特有的坚韧和智慧，难民们还是顽强的扎下了根。他们有的做小买卖，有的替人帮佣，有的收破烂，人气陡增的集贸市场渐趋形成，不仅让城内人不再以外省人视之，更以其顽强的生命力，吸引着南来北往的人们。

           也即从那时起，铁道以北逐渐形成了一个以河南方言为主要交流话语的居民群，并在建国后的几十年里，继续蔓延，涵盖了西铁机务段和大华纺织厂等大量机关及家属区，于是，“道北”和“道北人”的称谓便渐渐响彻四方。
           解放前的道北破烂不堪，经济凋敝，市民生活基本处于各个时期的社会底层。在杂乱无章的街区与没有任何保障的城市管理面前，道北人行路难、如厕难、吃水难、治安难，一系列困难问题，如同历史记忆一般，成为道北百姓的隐忧。以至于一说起道北，会让人想到污水横流，垃圾遍地的棚户区；一说到道北人，便是形容猥琐，举止粗野；道北，以其陈腐的气息，既给道北人心上留下了阴影，更掩盖了道北人内在的奋发、坚韧与智慧的精神气质。

          在道北，我见过很多上了年纪的老人，在他们平淡的生活背后，在他们看似落寞的身影背后，都多多少少掩藏着或悲怆，或幸福的人生故事。他们无法用美妙的声音来讲述自己或亲人的生动往事，却可以两三人蹲坐于胡同口，用河南话一小段一小段絮叨那过去的经历。

         道北的印象总是很难摆脱那份破败，那份无法言语的贫穷和污浊。曾经有一段时间，我甚至常常想起那些低矮昏暗的小房，那一张张沟壑纵横的面庞。我更是忘不了漆黑的肮脏的大门，铺在湿地上的棉被，那些佝偻着身子，日日在垃圾堆李扒拉破烂的一个个老人……

         无容置疑，生存条件之差更反衬了道北人的坚韧和奋发。数十年来，于素梅从一位普普通通成为了全国知名的劳动模范；残疾人黑敬中用无数个日日夜夜的研磨，成了一位知名书法家；更有高大帅气的郑钧，以他一首格调激昂的《回到拉萨》，唤起了道北青年人的音乐梦想。可以说，无数的道北人，在改革三十年间，以持之以恒、不屈不挠的奋斗，成为了更行各业的佼佼者，为新道北注入了新鲜的活力。

         随着近年来的不断改造，道北已先后完成了东二环石家街盘道的建设，太华南路、纬二十六街等大街的拓宽，向荣巷、富裕路、光明小区等27条背街小巷的改造。为了改变道北“脏乱差”的面貌，西安市新城区投入资金，新建了13座冲水式公厕；以三级网络化24小时治安巡逻体系的建立，来保障道北的安宁。道北南窑地村曾是新城区最大的连片低洼棚户区，过去一到下雨天，屋里就进水，不少家甚至都备有抽水泵。2005年3月，新城区上千名机关干部来这里帮群众清理垃圾，整治环境，修路、改水和修建排水管道。如今南窑地脚下路通了，门前灯亮了；吃水不再难了，如厕也方便了；活动场所建起来了，社区服务设施更加完善了；一切都得到改善。

像南窑地一样发生了巨大变化的还有铁一村、麟德社区、栖凤村等。麟德社区因位于唐大明宫麟德殿遗址上而得名。过去村里是土路，晴天一身土，雨天两脚泥。群众吃水要到公用水管去接，常常有人排队到深夜。自社区改造以来，路修好了，乱搭乱建的毡棚拆了，仅仅一个“转身”，麟德社区恍若又回到了1300多年前盛唐麟德殿那般大气与明净。

            仿佛一夜之间，道北让人耳目一新！

            如今，当在无数道北人可以以电视剧、以电影、歌舞晚会等艺术形式来品味归去，畅想未来的时候，道北人已经走出了古城的角落，融入了真正的城市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