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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潘京  文/图

            背已经驼得很厉害的王老太太蹒跚着穿过人流。虽然手上的编织袋和纸箱看上去并不很重，但她几乎是一路挣着，才捱到街对面的长椅上坐下来。编织袋里装着她上午两个多小时的收获——26个空饮料瓶和两件商场送她的李宁牌运动服，至于塞着废纸和各种广告招贴的纸箱，则是一家珠宝店专门为她留的。

           这是在北京著名的“金街”王府井步行街上。她坐在长凳上休息，低着头，并不去看过往的游人，而身边人来人往，似乎也没人会注意到她，和她的那堆杂物。身后一家食品店的女服务员认出了她，招呼她要给她一瓶矿泉水，被她客气的推辞了。

           王府井步行街是北京市最为著名的一条街，这里有老字号瑞蚨祥，有名声响亮的外文书店，有新东安商场、北京百货大楼……延续了老北京百年来的的商业余脉，这里每天都会吸引着30万人次的各路游客，最高时甚至达到了上百万人次。然而，熙来攘往的街面上，除了兴致勃勃、衣着时尚的游客，还有行行色色的各路拾荒者，他们从早到晚捡拾空瓶、收集废纸，其中，不乏白发苍苍的耄耋老人。

           “衣服是丹耀商场的服务员专门送我的，我去三楼喝饮料，人家从来不收我钱。”王老太太笑着翻开一只白色提兜，捏了捏里面的红色运动服说，“呶，还都是新的呢……”。

王老太太是上海人，因为已在步行街上拾荒多年，很多商场商店的员工都认识她，然而，谁也不会想到，她已经九十多岁高龄的老人了。

      “我属猴，虚岁93了，那个电视上报道过的老太太属羊，就大我一岁。”她说，这条步行街上，90岁以上在捡瓶子不稀奇，至于六七十岁的，就更多了。

                   拾荒多年子女尚不知情

           老人很健谈，如果不是声音过于微弱，单从相貌看，不过七十多岁。

     “这儿比以前好多了，解放前，王府井都是土路，一下雨，到处是积水。”王老太老家在上海，后到南京读书，因为是结婚以后才来京的，言语中还留着浓浓的江南口音。

      “我13岁就信基督教了，从南京中文女中毕业那一年18岁，毕业一年，就结婚了。”

          王老太太的丈夫是北京人，当时在南京工作。1936年，她随丈夫来到北京，住在丈夫在安定门的老房子里。解放后，她先是在一所幼儿园当老师，因为工资低，就改行到一家房修所当工人，“当时家里有四个孩子，房修所一月工资比当老师高15块钱，所以就不干了。”

          然而， 到了七十年代，年仅57岁的老伴因病去世。一度失去了生活来源的她，无奈只能靠着做保姆度日。

        “他在世的时候，因为怕我去怀柔下乡，家里孩子没人管，所以硬给我办了自动离职，这一离职，弄得我这几十年都没有退休费。”说起当年丈夫做的这件事，至今老人还耿耿于怀，对她而言，当年丈夫的莽撞做法，是她今天拾荒的主要原因。

         “要是年轻，我可以弹钢琴，老了还有什么用？”王老太太伸出一双手，布满老茧的手上筋络暴突，微微蜷着。由于多年拾荒，两只手几乎无法伸平了。

       当年在南京读女中时，王老太太曾学了两年钢琴，在幼儿园，她的工作也主要是弹琴，如今，几个孩子都长大了，家里也都了钢琴，可她已经弹不了了。

       八十年代末的时候，因一个晚辈举家迁到日本，她时常去探亲，每次三个月，开始还可以，但“住久了不是事儿”，所以每次都是将70多岁的改成50多岁，然后去北海道打工，靠刷盘子洗碗挣些零花钱。随着儿女们生活都好起来，她时不时在儿女处轮换着住。七八年前，她从安定门的儿子家搬到了石景山的女儿家。也就是从那时起，她开始来王府井拾荒。每天早上6点多她起床，倒两趟公交车到安定门，到儿子家里喝上两碗枸杞、大枣熬的粥，然后再坐七站路来到王府井，等下午把捡来的瓶子卖掉，大约三点多，她就再坐车会石景山。

        每天出门的时候，她都告诉大女儿，自己去城里散心，到了儿子家，喝完粥出门，也是一样的说法。时至今日，子女们都还不知道，老人每天都在做着什么。

        “我每月有400元养老金，要是加上孩子给的，也够花了。”因为太热，老人不停的用白毛巾擦着布满老年斑的脸，解释说，“（拾荒）权当锻炼了。这么多年，没感冒发烧过，能吃能睡，身体一直挺好。”

     王老太太曾经在步行街上遇到过一个熟人，当时让她很是尴尬。但随后就习惯了。原本身边就没什么说话的人，所以到这里来了，看着街上来来去去的人，也不寂寞。

      中午到了，王老太太提着东西来到菜厂胡同与步行街交叉的地方。王老太太跟胡同口卖珠宝的服务员说了一声，便把收来的空瓶和纸箱放在了店旁的小推车上。

“这多省力气，拉着就过去了。”老人笑着说。

                善良老人的免费午饭

        废品站在菜厂胡同的西头，中间还隔着一条马路，从胡同口到废品站，大约二百米。

    “您中午饭回去吃还是买着吃？”

    “不回去吃，也不用买，人家有剩的。”

     记者从废品站得知，一个饮料瓶最高时收1角钱，目前只给9分，而纸箱属废纸一类，每公斤只有6角。如此算下来，王老太早上送的东西，除两件衣服可以带回去卖之外，瓶子和纸箱总共赚不到3块钱。显然，如果靠这点钱想在一瓶酸梅汤都卖6块钱的地方吃上一顿午饭，实在是不可能的事。

     老人所说的“剩的”的午饭，是菜厂胡同里“振远护卫”的工作人员留的。离胡同口不远，每天都停放着好几辆“振远护卫”的车，一到中午，便由公司给当班的护卫送饭，他们吃不完，就都剩下了。

    “剩下的饭菜没动，不光我吃，好些人都吃。”王老太太说。

      与“振远护卫”对门的就是李秀英老太太的家。每到中午，护卫们会把剩下的饭菜都交给她，然后再由老人分送给其他人。

      李秀英也是步行街上的拾荒者，虽然两人很早就认识，但因为性格的原因，又有些别扭。说起王老太太，老人大声说，“她是个小资产阶级，我是无产阶级。”说完，便哈哈笑起来。

难怪老人如此说，李老太太自小从农家长大，没多少文化，却极善良。1952年，31岁的她被介绍到北京一位部长级的领导家里做保姆，一晃近六十年过去，她的满头黑发已几乎全然变白。七十多岁的时候，因为生活费低，她开始捡垃圾，一捡就是20多年。

              领导一家离开菜厂胡同的老屋后，把一间十多平米的房给了李秀英老人。房子光线较暗，但老人已很知足了。十多年前，当70多岁的女儿从安徽来投靠她后，这里就成了母女俩的栖身之所。

              老人的女儿叫侯昌凤，手有残疾，因为唯一的儿子待她不好，才不远千里来北京找母亲。侯昌凤没有户口，也没有收入，李秀英老人的养老金每月也只有800元，仅靠这点钱但要在北京维持生活，还是有些困难。

              侯昌凤身体不好，时常有病，为了给女儿买药，李秀英老人总是希望等多捡些瓶子赚些钱。虽然老人的腿脚也不好，但每天饭后，她还会拉着女儿的手，在院子里转上几圈。

“现在，中午饭我们就吃他们剩下的。到了下午再做饭。”李秀英老人说，“振远护卫”的小伙子都挺不错，每天剩下的饭菜都没动，用袋子提给她。以前，她会和女儿在屋里吃，为了招呼过往的拾荒者也吃，李秀英老人后来就一个人坐在门洞里吃。

              老人通常只能吃半个馒头。剩下的十多个馒头和菜，她会用塑料袋装了，挂在门口空调机的线缆上，“谁饿了，谁吃”。

             到底有多少人会来吃，她不清楚，不过，从来都不会剩下。而最近常常第一个到的，是一个瘦高个“讨饭的”。老人说他信佛，年纪轻轻有力气却不去找工作，很是看不惯。来了他先不吃挂在线缆上没动的，而是把门口地上被人吃了半截的盒饭吃完，才去取兜里的馒头吃。因为不太了解对方，老人很少跟他聊，吃完就自己回院里休息。

                   77岁老人坐轮椅捡空瓶

           虽然李秀英老人在菜厂胡同住了大半辈子，但王府井外远些的地方，她并不熟悉。而回老家，更是一趟也没回去过。

          “您不想回去看看吗？”

          “不想。”老人摇摇头。

          “您外孙不是来看过您吗？”

          “他来就是要钱，从来没有说过把外婆接回去看看的话！”

           李秀英老人对自己的外孙显然有些恨铁不成钢。前两年外孙曾来过北京一次，两手空空来看老人，走时老人还给他塞了1500元钱。尤其因为当年外孙因不愿多交“人头税”，把女儿户口销了的事，李秀英对这个后人很是失望。

           由于侯昌凤是“黑户”，自然没有低保、医保，阎的保障，就是一个已是风烛残年靠拾荒生活的老母亲。好在今年5月李秀英的事被当地媒体披露后，安徽当地的户籍警，来京给侯昌凤把户口上了。

          “要是能把她的户口办成北京的就好了。”李秀英老人说，最近女儿身体好些了，白天，都是换着出门。捡回来的东西，先放在门洞右手一个院里专门为照顾她辟出的空地，等到瓶子废纸箱堆老高了，才去叫废品站的人来拉走。

           随着附近商场的员工都慢慢认识了两位老人的缘故，李秀英和女儿来都步行街上，就会有商户把收集好的空瓶送到他们的黑编织袋里。对此，同样受到“照顾”的王老太太总会感慨的说，“现在还是好人多。”

           相比之下，其他拾荒的老人要收集一些空瓶子，还需费些时间。家住灯市口的赵振东老人今年77岁，因为前些年脚部受伤，行走都离不开轮椅。他每天下午从家里出来，趁傍晚街上人流密集的时候，收些瓶子回家。由于移动不便，他总是选择一个垃圾桶后，就守在旁边，一个空纸箱放在垃圾桶一侧，一个很大的黑色编织袋放在另一侧，见有游人把空瓶扔进垃圾箱，他就颤巍巍地扶着轮椅把手站起来，从中掏出瓶子放进袋子，若是有谁直接把饮料瓶扔进了袋子，他会怯怯的说声“谢谢”。

           赵振东老人原籍河北临西，早年随父母进京后，户口就落在了北京。退休前，赵老一直在合作社工作，退休后，和老伴住在一个十多个平米的出租屋内。虽然和儿子住一个院，但儿子生活境况一般，并不给他零花钱。

“按说我退休工资一个月2100元，也够了，可没房啊，每个月还得交房钱500多啊……”赵振东说，老伴儿没有工作，生活全靠他，以前房租才二百多，这两年涨到了五百，退休工资刨过房租，就剩一千多了，在北京，这点钱养活两个人，不容易。

每晚九点多，赵振东会把收来的瓶子，一点点带回家去。和很多拾荒者不同，他不会把瓶子送到菜厂胡同西边的废品站，而是先带回家，然后攒多了，再让儿子送到东边的一家废品站去，因为那里一个空瓶一角钱，比西边多了一分。

                    志愿者小窦的无奈

        每当黄昏时分，王府井步行街的人流会骤然猛增。人多了，拾荒者也就多了。一些年轻的拾荒者甚至从保洁员的收纳桶里扒拉瓶子。而老年人，多守在某一处的垃圾桶旁，摊开自己的黑色编织袋。一位戴着白色老式太阳帽的老人守在肯德基钱的一个垃圾箱旁，几乎隔上半小时，就会把塞满空瓶的编织袋转移到路边的台阶上，然后再打开一个袋子，铺在地上。

     老人并不愿介绍自己的家中的情况，直说自己退休金不够，而出来捡瓶子，家里人也不知道。她戴着头巾，总是低着头，但花白的头发还是透露出来老人的几多沧桑。在她忙忙碌碌的时候，身边的游人或驻足流连，或呼朋引伴，虽然同处一条繁华的大街，却仿佛置身在不同的世界。

        和很多隔一阵儿会出现，隔一阵儿又会消失的老人不同。家住沙滩的刘师傅，几乎把来步行街上捡瓶子、收纸箱当成了退休后的一项“副业”。已经62岁的他穿着一件略显宽大的黄色衬衣，守在新东安商场斜对面的一个垃圾箱旁，右手拿一个50公分长的小金属棒，时不时的就垃圾箱里划拉划拉。也许是年龄还不够老的缘故，他摊在地上编织袋里，瓶子并不多。不过，一旦有人直接将空瓶扔进袋子，他都会点下头，说声谢谢。他说，自己每月的退休金在3000元左右，因为住的近，每天都过来收点儿，“一天下来能卖个30多块钱，（收）一个月，烟钱酒钱就都出来了。”

        7月19日晚七点多，吃完晚饭的李秀英老人扶着支架，一点点的从胡同来到大街上。晚饭通常是女儿做，无非是青菜豆腐一类，老人说，自己不吃肉，眼睛也不好，所以电视也不太看，但喜欢看“孙猴子大闹天宫”。出胡同口时，她笑着会跟认识的保安们打招呼，保安也会笑着问候她。

     李秀英带大的一堆双胞胎如今在某电视台工作，家里的电视、电风扇，都是她们送的，去年住院，她们还给老人买了副出门用的支架。不过，每晚她扶着支架一出来，就会引起行人的注意，尤其她爱干净，出门又总是穿着一件式样怪异、长及脚面的自制褐色围裙，因此一站在街上，就会迎来很多好奇的目光。

       来到街上没多久，一个高个小伙儿就会提着两大兜空瓶子来到老人面前。他叫小窦，今年24岁，是一位志愿者。自从今年5月母亲节时老人的事被网上披露后，他、还有其他几个在网上跟帖的，都主动跑来给老人帮忙，这个月因其他志愿者或出差或有事，只剩下他在每天傍晚还来。

     小窦在南郊上班，每天下班过来，得花一个多小时。在帮忙给老人收集了商场给的空瓶后，他还会陪老人转悠一会儿。他说，虽然知道街上像老太太一样年岁的还有几位，但人孤力单，只有照顾李老一人了，“老人们都能安享晚年，说到底还是社会的事儿。”

每当被人问到李秀英老人为什么不去养老院时，老人总会笑着说，“去养老院干嘛呀，我这儿多自由啊。”而事实上，排除老人情愿与女儿相依为命的想法，退休金不过千元的她，即使去住北京最便宜的养老院，也还住不起。

      记者了解到，老人所在的东城区里，较为普通的三和老年公寓，双人间最低要1575 元；而位于东城区长青园的长青养老院，双人间的床位费每月要3000元 ，伙食费600元，还不包括服务费、管理费等，即使最便宜的三人间，床位费也要2000元。

      据“北京市老龄事业发展概况”披露，北京市于1990年进入老龄社会。人口老龄化发展速度不断加快，预计2020年，常住老年人口将超过400万，占总人口的20%左右。更多的老年人需要社会的关怀和帮助，而这些靠拾荒以度余年的老人们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