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记·檀弓下》有这样一段话：“孔子过泰山侧，有妇人哭于墓者而哀。夫子式而听之，使子路问之，曰‘子之哭也，壹似重有忧者。’而曰：‘然。昔者吾舅死于虎，吾夫又死焉，今吾子又死焉。’夫子曰：‘何为不去也？’曰‘无苛政。’夫子曰：‘小子识之，苛政猛于虎也。’”这便是“苛政猛于虎”一语的出处。初中语文《捕蛇者说》引用了《礼记》中孔子的这句话，意在说明“赋敛之毒有甚是蛇”的事实，而教材编者却将“苛政”之“政”释为“统治”；《辞源》注为“政令”等等。从《礼记》的这段话及柳宗元的《捕蛇者说》来看，内容都是反映赋税繁重问题，根本没有触及当局者的“统治”，如果作者在这里抨击了封建社会的“统治”，那么下文也就不会有“故为之说，以俟夫观人风者得焉”的话了。将“政”释为“统治”“政治”等，显然与文意不相切。

笔者以为，《辞海》对“苛政猛于虎”的注释比较贴切：“政，通征；苛政，意谓繁重的赋税和徭役。”

从写作背景看，《捕蛇者说》作于柳宗元被贬永州的十年间，具体写作时间虽不可考，但从本文的语言风格、思想感情上，不难看出此作属此时的作品无疑。柳宗元因参加王叔文革新运动失败而被贬为永州司马，他在永州的十年间，都在元和之时，从其言三世六十岁者，盖自元和上追计六十年，乃天宝六七年间。这六十年间正是唐王朝由盛转衰的转折时期，一方面由于安史之乱的破坏和巨额的军费负担，另一方面由于地方藩镇的截留和把持税收，唐王朝政府的财政出现了危机，于是唐王朝的统治者便不断加重赋税，巧立名目，横征暴敛，加上天灾，逃徙，人口锐减。据唐史载：元和年间，李吉甫撰《国计簿》，上之宪宗，除藩镇诸道外，税户比天宝四分减三，天下兵仰给者，比天宝五分增一，大率二户资一兵。其水旱所伤，非时调发，不在此数。民间之重敛由此可知。《捕蛇者说》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作者有感于当时民间的暴赋重敛而发的。

从写作目的看，正如作者在文末所写“故为之说，以俟夫观人风者得焉”，这也与他的改良主义思想是相一致的。柳宗元的思想在当时虽是进步的，但仍摆脱不了改良主义的范畴，他参与王叔文集团的革新运动，实际上也是为了实施他改良主义的具体措施，幻想以此来缓解阶级和社会矛盾，巩固唐王朝的“统治”，他的矛头所指，乃是当时的重赋苛征，而不可能是整个唐王朝的“统治”。

从文章立意看，由捕蛇缘由写到蒋氏三代受毒蛇之害以及乡邻的“非死则徙耳”，突出的明明是“赋敛之毒”，何来“苛酷的统治”？对此，作者在文末说得非常明白：“孰知赋敛之毒有甚是蛇者乎？故为之说，以俟夫观人风者得焉。”作者既然想让那些“观人风者得焉”，并提供给最高统治者，希望他们能体察民情减轻人民负担，那又怎么能说他在抨击当时的“统治”呢？从柳宗元在永州时写的《田家》诗来看，唐朝的徭役赋税也是相当严重的。诗云：“……竭兹筋力事，持用穷岁年。尽输助徭役，聊就空自眠。”这与《捕蛇者说》所写的内容也能相互印证。

再从作者引用《礼记·檀弓下》中那一段话的原意看，孔子所叹的“苛政猛于虎”是针对那位农妇的遭遇和“无苛政”的回答后而发的感慨。一个避居于有猛虎出没的深山老林的农妇，她最关心的是最能威胁她全家生存的繁重的徭役和赋税。祖孙三代死于虎口固然可怕，但最可怕的还是能使她全家丧生的横征暴敛！所以，纵使全家亲人屡屡死于虎口，也不愿离去！可见，孔子说得“苛政猛于虎”的“政”还是“征”，指赋税。

清代著名学者王引之早就指出，此处的“政”通“征”。他在《经义述闻》卷14“无苛政”条云：“政读曰征，谓赋税及徭役也。诛求无已，则曰苛政。”政、征都从正得声，故可相通。《荀子·富国》篇“重田野之税以夺之食，苛关市之征以难其事。”杨倞注：“苛，暴也，征亦税也。”《天官·小宰》“听政役以比居。”郑玄注“政谓赋也。凡其字或作政，或作正，或作征。”

由此可知，“苛政猛于虎”可译为：苛酷的赋税比老虎还要凶狠啊！因此，释“政”通“征”，作“征敛”或“赋税、徭役”讲，比当“统治”或“政治”讲，更切合《捕蛇者说》的主题，且持之有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