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印的制式判断，这枚印属于西汉；由其印文判断，它是一枚侯国官印（王“朝”侯“国”；汉代是帝“朝”而王、侯皆“国”）。

汉代的政治体制，是郡县制与分封制并行。但因吸取了春秋战国时诸侯争霸的教训，汉代的侯国都很小，《汉书》王子侯表载东海郡就有辟土、东平、运平等18个侯国。“平的”乃西汉众多侯国之一，属青州北海郡。

“国丞”一职，《史记》、《汉书》、《后汉书》等皆无记载，但却大量见于汉代的实物资料。罗福颐《秦汉南北朝官印征存》（北京：文物出版社，1987.）、华光普《中国历代印章目录》（北京：中国民族摄影艺术出版社，1998.）、王玉清傅春喜《新出汝南郡秦汉封泥集》（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孙慰祖蔡进华张健等《古封泥集成》（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4.）、吴幼潜《封泥汇编》（上海：上海书店，1964.）等书籍，就著录了大量“××国丞”的两汉侯国官印和封泥。据尹湾汉简1A所载，侯国不仅有“家丞”，还有“丞”，二者相提并论，可知“丞”即国丞之简称。大概家丞主侯之“家事”，国丞主侯之“国事”。

有趣的是，华光普《中国历代印章目录》（北京：中国民族摄影艺术出版社，1998.）123页也著录了一枚西汉“平的国丞”青铜印，不过是瓦钮。

印人常说：“印宗秦汉”。可见秦汉印章在历代印人心目中的崇高地位。但秦凿印和汉（含魏、晋）凿印除了章法、字法不同之外，其刀法也大相径庭，两者的区别从印谱上是无法分辨的。前者以平头刀单刀铲凿而成，一刀一笔，不假修饰，故结体随机而发，线条匀细，流畅活泼；后者则以双刀斜刻，端头横切，故体势方正，线条健爽峻峭。本人所珍藏的这枚西汉青铜蛙钮“平的国丞”侯国官印，就集中体现了汉印之章法、字法和凿刻刀法等的典型特征。

汉印的规格都很小，广州象岗山西汉南越王墓出土的“文帝行玺”金印，是到目前为止所见到的最大的汉印，也不过高1.8厘米，边长3.1厘米。这是因为汉印是用于封检的——将文书用封泥密封后，必须在封泥上钤以印玺，以作密封，然后由授书人书写发书人的姓名、发书时间、地点，以及目的地和受书人的相关信息。邮卒受书后进行驿传。到达目的地后首先要验封泥，然后才能启封。检验的程序比较严格，受书人要填写职务、姓名、受书时间。然后以受书时间与发书时间进行比对，计算邮卒的邮递行期（以马传递，叫做“驿”或“邮”，以车传递，叫做“传”，以人步行投递，叫做“递”）。由于秦汉时对于邮件递送的规定比较严格，邮人（邮卒）的每日行程里数都有规定（依紧急程度的不同而规定不同的行程里数），如果依据规定推算的应到日期在实际受书日期之前，即邮人失期（延误），邮人要受到处罚，比如说罚一副盾牌或一副盔甲，这在当时是比较重的经济处罚。这是检查的一项内容。检查的另一个内容，是封泥的完整性。如果封泥破碎，表示公文可能已经被打开过，那么邮卒也要受到处罚。而为了防止封泥在长途马上颠簸递送的过程中不致于被震破，封泥的规格就不可能做得太大；另外，实用的汉印（用于赏玩的除外）大多是阴刻的印文，这是因为阴印钤在半干的封泥上时会形成凸起的阳文，便于识别。
    到了晋代，纸的大量运用使得印可以钤在纸上，不再受制于封泥面积的大小，因此尺寸较之秦汉有了显著的增大，也变得不再适合于随身携带，于是与佩印联系在一起的佩绶的服饰制度，也一起消失了。

    从印钮造型来看，汉代印钮多为动物形和拱形。其印纽的区别与印主人的官爵等级相关。

    动物钮有虎、狮、羊、驼、蛇、龟、蛙等形象，其中以龟钮为最多、蛙钮为最少。动物钮很可能源自汉代人的一种崇拜的图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