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上又添了一条新“伤”，是我两周前在德国法兰克福市的一家叫圣．卡特琳娜医院所做的腰间盘突出手术而留下的。

算起来自己在度过这七七四十九年的岁月中还真不容易，所尝受的其它人生痛苦暂且不说，仅大大小小的手术就做过七、八次，值得提及的还有少年时代的扁桃体摘除和二十二年前的剖腹产生女儿，其它都是些小小不及要害的门诊手术。

手术是人类为了征服疾病，破坏性地修理人体组织的一种不得已的治疗方法。表面上留给患者的是那一条条永远也抹不去的伤痕，而实质上还伴随着许许多多深不见底的伤心与无奈。

做这次手术是让我很难抉择的，之前遭受了两个多月的坐骨神经痛。当被CT诊断为典型的腰间盘突出症，医生建议最好手术时，我却犹豫了。不是胆小如鼠，也不是不相信德国医院，而是母亲两次手术遭遇的阴影犹如一堵破墙早已重重地挡在我的眼前。再说，这腰椎可不同别的地方，它可是保证生命运动的最重要支柱，万一有个好歹……于是我马上打电话向一家中医诊所咨询，被告知医疗保险卡暂不好使，具体费用还很难说。我实在忍受不了腿部神经的时时阵痛，最后才不得不听从亲朋好友的劝告去做手术。

你别说，手术还真的立竿见影，第二天就能下地慢慢走动，第八天就出院了。当我把这一消息电话给母亲时，母亲大为吃惊。我向她大致介绍了手术前后的情况及这家医院在显微外科手术方面所拥有的先进技术，还有德国医院的优雅环境及医护人员的敬业精神，母亲这才放下心来。接下来就是她叨咕了不知多少遍的她那倒霉透顶的两次住院经历。突然又问：一定花了不少钱吧？我说一分没花，是医疗保险支付的。于是又引起她因住院我们几个兄弟姐妹找名医、送红包、凑药费，还有与医院打官司等等一大堆抱怨。我默默地听着：可怜的母亲，不仅落下了难以治愈的身病，而且还平添了一块无法消除的心病，一提医院就心有余悸！

躺在床上，曾发生在母亲身上而引起我们所有亲属震撼的那场噩梦又冲进我的脑海。

那是二十年前的晚夏，当我接到“母亲病危”的电报后，即刻把还不到两岁的女儿托付给邻居照管，急速从省城返回家乡小镇。看到母亲浑身插满了管子，极其痛苦地躺在病床上，我流泪了。俯在母亲的枕边好不容易听清的几个字就是：“……救救我！”望着已毫无主意的父亲和正在上学的弟弟妹妹，我决定与在当地当官的丈夫的大哥商量，并立即办理了转院手续。没想到被转到另一家大医院后，医生极不耐烦地大声吼叫：把人弄出了肠瘘，臭哄哄地让我们来收拾！我和父亲说尽了小话，才得以安排救治。稍好一点，我的丈夫和他的大哥及妹夫等等亲自跑前跑后，又把母亲转到了省城一家大医院。经过大约半年的治疗休养，又进行一次切肠、接肠手术才算结束这场灾难。说出来真让人难以置信，造成这一恶果的起因竟是一个小小的普通的阑尾炎手术！由于医生的医术水平实在太低险些要了母亲的命！

我永远忘不了事后我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做出的“四个第一次”。为了母亲的营养，我第一次举刀杀鸡，由于胆怯手软，没杀死的鸡被我用开水烫得一跃而起，我捂着被烫的脸大喊大叫，从此再也不敢杀生；为了母亲再一次手术成功，我曾买了一条红塔山牌香烟和一瓶五粮液名酒，在手术前的头一天傍晚偷偷地送到主治医生的家里，这是我生平第一次给人送礼，现在看来这点儿礼品不足挂齿，可在当时还算贵重；其后我查阅了许多关于阑尾炎手术的医学书籍，并仗着与一位省内很有名气的外科医生的女儿是同事的关系得到很有价值的指点，写出一篇有理有据的上告信递给了小镇上的卫生科，这是我第一次绞尽脑汁地琢磨如何向官方讨回公道。为了打赢这场官司，我宴请有关的头目，生平第一次干了好几两白酒竟没醉！这先天的酒量让我惊讶不已，没想到还成了日后生意场上用来与客户周旋的强项。还好，在丈夫的那位大哥的帮助下，好不容易才报销了那两千多元的药费、住院费和父亲的路费。又过了八、九年，我与丈夫离婚了。母亲唯一的埋怨理由就是：人家可是救过我的命啊！弄得我好像有意欠了人家一笔未还的债务而逃之夭夭。

我以为母亲天性善良自应该福大命大，再也不会遭受如此的不幸。谁知，前年的春节刚过，母亲由于饮食不当再次激发了病根，其结果不得不连同胆囊也全部摘除。又一次从死亡线上挣脱回来的母亲，一下子衰老了许多，亲人邻居唏嘘不止。然而，最让人意料不到和无比愤慨的是术后复查结果：母亲已被感染上了丙肝病毒！其感染途径来自输血，而输入她体内的全部血浆竟出自这家省城大医院自己的血库！

现在的中国人，也许大多像我的母亲、我的家人一样恐惧医院，特别是怕动手术。可我们偏偏长的都是常人肉身，吃的都是五谷杂粮，即使天天享受上好的山珍海味，也总会得病的。而患病就离不开医院，除非你真正得道修炼成仙才能脱离痛苦告别医院。遭受皮肉之苦不算什么，寿命已到也怪不得医生回天无力。只是令人越来越担心和发愁的是那越来越让人承受不起的药费和住院费，还有那不明不白的“红包”和有些医护人员让人难以揣测的脸色及医术。相当众多的人已住不起医院，有人甚至苦苦地自怨：谁让咱自己先得病了呢！

这几天，“天价药费”的新闻被国内外媒体炒得沸沸扬扬，据说哈尔滨市一家很有名气的大医院诊治的一位患者，住进特殊病房六十七天竟花费五百五十万！患者死了，家属提出疑问，中央派来调查组，主治医生又神秘消失，医院还说少收了。其结果呢？人们还在拭目以待！怪不得人们早已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的医疗改革彻底失败了！真的，老百姓们该怎么办？！

幸好，我的这次手术是在国外做的，有保险且相当成功。当然，我不能否认我们的祖国也有许多优秀的有良心的医生和管理好点儿的医院；也不能不承认这样的现实：无论在哪，无论作哪种手术都有风险，医术上的或患者自身条件上的。然而，人们最怕看到或听到的正像发生在我母亲身上的那样：不该发生的却偏偏屡屡发生！

让我铭刻在心的还有出院时与我的德国先生的几句对话。先生说：“我应该给几位护士一点儿小费。”“为什么不早点儿给？”我问。“早给是贿赂，现在给是答谢！”我语塞，并久久地品味着。是啊，要是我们所有的医院都首先为患者着想，还怕患者不知恩图报吗？那种已被严重扭曲和污染的医生与患者的关系何时才能回归正位呢？

本文作于二零零五年十二月初 发表在《欧华导报》二零零六年第一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