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势因时献策谋，纵横说士列国游。

拟名编定当刘向，原作疑为蒯彻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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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新韵2、《战国策》是汇编而成的历史著作，作者不明，非一时一人之作。其中所包含的资料，主要出于战国时代，包括策士的著作和史臣的记载，汇集成书当在秦统一以后。原来的书名不确定，西汉刘向考订整理后，定名为《战国策》。总共三十三篇，按国别记述，计有东周一、西周一、秦五、齐六、楚四、赵四、魏四、韩三、燕三、宋、卫合为一、中山一。记事年代大致上接《春秋》，下迄秦统一。以策士的游说活动为中心，反映出这一时期各国政治、外交的情状。全书没有系统完整的体例，都是相互独立的单篇。虽然习惯上把《战国策》归为历史著作，但是与《左传》、《国语》等有很大不同。有许多记载，作为史实来看是不可信的。如《魏策》中著名的“唐雎劫秦王”，写唐雎在秦廷中挺剑胁逼秦王嬴政（即秦始皇），就是根本不可能发生的事情。这一类内容，与其说是历史，还不如说是故事。《战国策》的思想观念，就其主流来说，与《左传》等史书也有截然不同之处。刘向序说：“战国之时，君德浅薄，为之谋策者，不得不因势而为资，据时而为画。故其谋扶急持倾，为一切之权；虽不可以临教化，兵革救急之势也。”战国时代，是春秋以后更激烈的大兼并时代，过去还勉强作为虚饰的仁义礼信之说，在这时已完全被打破。国与国之间，如今讲的是以势相争，以智谋相夺。那些活跃在政治舞台上的策士，也只是以自己的才智向合适的买主换取功名利禄，朝秦暮楚，毫不为怪。《战国策》善于述事明理，大量运用寓言、譬喻，语言生动，富于文采。虽然书中所记史实和说辞不可尽信，但其仍是研究战国社会的重要史料。

《战国策》用于编辑战国策的原文章的作者直到现在也没有确定，这些文章原有《国策》、《国事》、《短长》、《事语》、《长书》、《修书》等名称。西汉末年，刘向校录群书时在皇家藏书中发现了六种记录纵横家的写本，但是内容混乱，文字残缺。于是刘向按照国别编订了《战国策》。因此，《战国策》显然不是一时一人所作，刘向只是战国策的校订者和编订者。因其书所记录的多是东周后期时诸国混战，纵横家为其所辅之国的政治主张和外交策略，因此刘向把这本书名为《战国策》，而该时期亦因此被史家称为战国时代。

北宋时，曾巩奉旨“访之士大夫家，始尽得其书”，并加以校补，以成今《战国策》三十三篇，非复旧本，清学者多疑伪，古《战国策》早已亡佚，今本是取自《史记》之伪本。姚宏、鲍彪、吴师道皆有注本。1973年，在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了一批帛书，其中一部类似于今本《战国策》，整理后定名为《战国纵横家书》该书共27篇，其中11篇内容和文字与今本《战国策》和《史记》大体相同，但体例详略不一，而以记载苏秦一生的言论为主，很可能是《汉 书•艺文志》中提到的《苏子》一书的辑录。但该书的最后一部分，又为各种游说故事的辑录，大都与《战国策》相同，而全书的最后年限则为秦国攻楚，似成书于秦汉之际。这样，对于《战国策》成书于蒯通的说法，又增加了一层迷雾。

近代学者罗根泽疑出于蒯通。蒯通系秦汉之际的纵横家，曾劝说范阳令归降陈胜起义军，又建议韩信攻取齐地，劝韩信背叛刘邦而自立，汉惠帝时为丞相曹参宾客，著有《隽永》81篇。其理由是：第一，《史记•田儋列传》：“蒯通，善为长短说，论战国权变，为八十一首。”《战国策》正是“论战国权变”之书。第二，《战国策》原名《短长》《长书》，而蒯通正是“善为长短说”之人。第三，《战国策》迄于楚汉之争时，而蒯通曾在楚汉之际游说韩信，在时间上吻合。故唐司马贞《史记索隐》曾说，《战国策》亦载蒯通游说韩信的言论。第四，古代私家著作往往没有统一的书名，如《论语》书名，定于汉初；《史记》在汉时称《太史公》或《太史公记》等。《战国策》初期亦无定名，时方才为之定名。第五，《战国策》又名《隽永》。《汉书•蒯通传》：“通论战国时说士权变，亦自序其说，凡八十一首，号日隽永。”《隽永》即惰长，亦即《短长》 《长书》《惰书》之谓，《隽永》当为蒯通对该书的自名。因此，罗根泽的结论是：“《战国策》始作者为蒯通；增补并重编者为刘向；司马贞所见是否即刘向重编本不可知，今本则有残阙矣。”此说一出，争辩更为激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