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有清一代(尤其是乾嘉时期)是《说文》研究的鼎盛时期。清人推崇《说文》为“天下第一种书”,认为“读遍天下书,不读《说文》,犹不读也”。在这种学术风气的影响下,涌现出了一大批研治《说文》的名家学者,清代的《说文》研究也因此超越了经学的光芒而成为那个时期的鼎盛繁荣阶段。

清代《说文》之学，大致可以分为四类；第一类是校勘和考证的工作，如严可均的《说文校议》、承培元的《说文引经证例》等；第二类是对《说文》有所匡正的，如孔广居的《说文疑疑》；第三类是对《说文》作全面研究，多所阐发的，如段玉裁的《说文解字住》、桂馥的《说文解字义证》、朱骏声的《说文通训定声》、王筠的《说文句读》；第四类是补充订正先辈或同时代的著作的，如严章福的《说文校议议》、王绍兰的《说文段注订补》等，其中以第三类最为重要。

而据近人丁福保《说文解字诂林》附录统计，有清一代研究《说文》并有著述传世者多达203人。其中最为突出的是段玉裁、桂馥、王筠和朱骏声四家，后人称为清代《说文》研究四大家。四家之外，其成就卓著可观者亦不下数十家。

下面主要通过简要介绍四大家及其研究成果来谈谈清代的《说文》研究状况。

（一）段玉裁的《说文》研究

段玉裁和《说文解字注》《说文解字注》，简称《说文段注》或《段注》。清代段玉裁注。三十一卷。成书于清嘉庆十二年(1807)，有嘉庆二十年(1815)经韵楼刊本、道光九年(1829)学海堂《皇清经解》本、同治十一年(1872)湖北祟文书局刊本、1920年上海扫叶山房影印本、1981年成都古籍书店影印本、1981年上海古籍书店影印经韵楼本等。段氏于乾隆四十五年(1780)开始用多种宋本校订明代末年汲古阁所刻宋本《说文》，著成《汲古阁说文订》一书，以后又以《尔雅》、《玉篇》、《集韵》等的训解，以及群书征引和字义来疏证校释《说文》，著成5 40卷长编性质的《说文解字读》。在此基础上，由博反约，锤炼精简，最后写定《说文解字注》。《说文》一书原为十五篇，北宋徐铉将各篇分为上下，共三十卷，段氏又因第十一篇上注文太多，分为二卷，故共为三十一卷。《说文解字注》是段氏倾注毕生心血的代表作，是世所公认的关于《说文》的权威性著作，其贡献主要有：

1、发明、诠释《说文》的体例和术语。许慎撰写《说文》虽有一定的体例，但并未明说，他所用术语，也并不加以解说，而后人不知体例和术语，则有碍于阅读研究。段氏潜心研究，对原书中的术语、体例都能加以疏通和阐述。如《说文》一部之末“文五，重一”下，段注：“此盖许所记也。每部记之，以得其凡若干字也。凡部之先后，以形之相近为次；凡每部中字之先后，以义之相引为次。”这是阐明《说文》每部统计字数、540部排列次序和部中之字排列次序的体例。又如《说文》“元”字“从一，兀声”下，段注：“凡言‘从某、某声’者，谓于六书为形声也。„„凡篆一字，先训其义，若‘始也’、‘颠也’是；次释其形，若‘从某，某声’是；次释其音，若‘某声’及‘读若某’是。”这是阐明《说文》关于形声字的说解方式和一般的训释次序。其余如《说文》“一”字下阐明古文、籀文、小篆之例，“天”字下阐明声训、转注、会意之例，“吏”字下阐明亦声之例，“旁”字下阐明“阙”之例，“畠”字下阐明读若、读为之例，“祝”字下阐明一曰之例等等，对于读者深刻理解《说文》都具有重要的作用。

2、校订、修正《说文》的讹误。《说文》一书流传既久，鲁鱼豕亥必不能免，段氏乃根据此书体例和历代文献称引，对其进行大量的校订和修正，而从后人发现的唐写本《说文》木部残卷和甲骨文、金文来看，段氏的校订和修正又往往跟古人相合。

3、疏证许慎的说解，并寓作于述。许慎对于文字的说解往往十分简单，后人难以理解，段氏引用各种文献资料，对许慎的说解作了较为详细的疏通和论证。同时，由于段氏精通古代典籍和文字音韵训诂之学，毕生积累了大量研究成果，所以他又能把许多科学认识和正确见解融入到注释之中，从而大大提高了注释的学术价值。

4、标明各字的古韵，以便形、音、义三者互求。《说文》大徐本和小徐本每字下都注有反切，但是这些反切代表的是中古音，加注这些反切只是为了规范当时的字音。段氏标明的则是每个字的上古韵部，其目的之一是跟许慎所说的“某声”、“读若某”等相配合，二是有助于古音、古形、古义三者互求。

5、注明许慎引文的出处。许慎在说解中往往引用古代文献以为证明，但是他并不注明出处，有时也不照录原文，这给后人的阅读理解带来了不便。为此，段氏大都详细指明出处，对许书引用讹误，也能加以纠正。

6、阐明许慎的文字学理论和看法。许慎在《说文·叙》中提出了许多文字学方面的理论和看法，段氏一一加以阐述和发扬。

《说文解字注》也存在一些缺点，主要有：

1、没有充分证据而擅改《说文》。2、拘泥于小篆的字式。3、拘泥本字。4、谈字形有穿凿的地方。5、谈引申有许多不恰当的地方。

总之，段书精当的地方甚多，令人惊叹；虽有缺点，终是瑕不掩瑜。在《说文》研究中，段氏应坐第一把交椅，那是毫无疑义的。

（二）桂馥的《说文》研究

 桂馥(1736～1805)字冬卉，一名天香，号未谷，山东曲阜人。在乾隆末年他55岁时中进士。早年曾任职北京国子监，后补任山东长山县训导。60岁时出任云南永平知县，后移任顺宁知县。平生著述丰富，其中以《说文解字义证》最为博大精深。

该书引征材料极为丰富，或引他书解说以证许书，或引他书以补许书，或引他书所引许书以相参证，是研究《说文》最为重要的学术著作之一。它的缺点是太宗崇《说文》了，故有不少皮傅之说。

（三）王筠的《说文》研究

王筠(1784～1854 )字贯山，号豎友，山东安丘人。道光元年(1821)举人。曾任山西宁乡(今中阳)知县，代理徐沟(今清徐)、曲沃知县。平生著述20余种，影响最大的是《说文句读》《说文释例》两种。

（《说文句读》三十卷，是在段玉裁《说文解字注》、桂馥《说文解字义证》、严可均《说文校议》三书的基础上，删繁就简、斟酌损益而成。其中虽多本他人之说，但自加斟酌而加以考辨的也有1100余事。此书虽曰“便初学诵习”，但仍然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四）朱骏声的《说文》研究

朱骏声(1788～1858)字丰芑，号允倩，江苏吴县人。曾任安徽黟县训导。咸丰元年(1851)以所作《说文通训定声》、《古今韵准》、《说雅》等书四十余卷奏上，

受到咸丰皇帝的褒奖，加国子博士衔。后升扬州府学教授，因风襤不能到任，官后侨居黟县，自号“石隐山人”。朱骏声少时曾从钱大昕学，后主讲于暨阳、萧山等书院，一生以致力于古学自娱。平生著述100余种，已刊行者20余种。其中以《说文通训定声》一书用力最勤，影响最巨。《说文通训定声》打破《说文》540部首的顺序，将其中全部字分析出1137个声符字(所谓“声母”)，再按古韵十八部编排。十八部名称用《周易》卦名代替，分别是丰部(即清人东部)、升部(蒸部)、临部(侵部)、谦部(盐部)、颐部(之部)、孚部(幽部)、小部(宵部)、需部(侯部)、豫部(鱼部)、随部(歌部)、解部(支部)部(脂部)、泰部(祭部)、乾部(元部)、屯部(文部)、坤部(真部)、艮部(耕部)、壮部(阳部)。他在《自序》中说：“部标十八，派以析而支以分；母列一千，声为经而义为纬。”这是他的苦心所在，也是他的独创之处。这部著作所以定名为《说文通训定声》，是因为它是由三部分组成的，一是“说文”，二是“通训”，三是“定声”。这也是他费尽心机的表现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