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日本几十年停滞的原因，多数观点认为是“广场协议”造成的结果，三十年过去了，当年那份协议是不是还在影响着当下的日本？日本为什么一直走不出停滞的状态？在这里通过市场经济的角度来简单看看，以下的表格显示过去日圆对美元汇率（取每年一月平均数据）。

一、关税加100%

从上表可以看到，1985年广场协议签订后，到88年日元兑美元汇率就由85年的254升值到127，而后的几十年，基本维持在这个水平以上，当下还在120水平。

从市场经济角度来看，假设其他货币对美元汇率不变，这里反应的含义就是日本商品的价格突然提价一倍，在非日本独家垄断的领域，必然造成日本商品的竞争力严重退化，导致商品销售受阻，造成日本商品快速退出外部交换市场，换句话来说，相当于所有国家对日本所有商品单向设定100%的关税，而这个100%的关税一直到今天都还在。

而在日本国内，则面对的是进口商品5折促销的局面，本国产品同样受到冲击，日本在降低冲击方面的手段就是通过各种各样的条件进行限制，反映在农产品的进口方面，就是通过各种各样的“高技术规范”设定来限制外部的进口。

  

二、关于创新结构

从0-1到1-N的双重结构来看，0-1的阶段是发现新的经济领域，1-N的阶段是发展与扩张阶段。从两个阶段来看，基本可以用“成本”来归纳：

1、在0-1阶段

之所以有所谓的“低素质、野蛮人”的印象，根本原因在于大多新来者相对成功者的先天劣势逼迫他们另辟蹊径，如果他们仍然在已有的领域从零开始同那些以经占领市场的公司进行竞争，同等质量下为达到产品销售而所需要的成本上，他们是必然远远的高于那些已大规模占领市场的企业（采购成本、营销成本、技术成本高等），这就逼迫他们必须另辟蹊径，而找到的“蹊径”就可能是一个“0-1”出现的机会。

但是“0-1”并非只能由“低素质、野蛮人”来完成，相反，在当今工业化社会，许多领域的“0-1”是“低素质、野蛮人”根本无法胜任的。

如果把专利看成是一种“0-1”的过程，那么其过程大多是需要“高成本”的投入，尤其是在需要系统环境作为支撑的领域以及跨学科的集成领域，小群体 低成本的模式很难成为主导模式；比方说在重大基础科学领域、航空航天领域、化工领域、高端制造业等等领域，“低素质、野蛮人”是几乎没有任何机会能够用低成本获得“1”的突破，因为在这些方面的“试错”过程是需要的巨大成本对 “低素质、野蛮人”来说是无法承受的。就拿863的个个项目来说，几乎就没有“低素质、野蛮人”参与的空间，即使一个团队只有几个人，那也必然要求是“高素质”的人才，许多还要依托高成本的实验设备与实验材料。

当然， “小群体、低成本”有着大量的“试错”领域，大规模“小群体、低成本”的“试错”必然能够带来众多的“0-1”创新，但“小群体、低成本”与“低素质、野蛮人”是绝不相等的，就拿马云来说，他们当初创业时的团队是“高素质”还是“低素质”呢？ 

2、 在1-N阶段

在此阶段，成本依然是关键因素，

为什么“郑和下西洋”与“大航海”两个相同的“0-1”的创新，带来的结果不同？

对比郑和下西洋与大航海，郑和下西洋就是“高大上”用“高成本”实现的，而大航海则是用“低素质、野蛮人”采用“低成本”实现的；前者因为每次远航所获得的利益与所花费的成本相比是亏损的，当时中国的生产力和发达程度远高于郑和所到之处，导致缺乏对中国社会的提升作用，即使有贸易需求，也可以通过规模远比郑和船队小的方式得到满足；而大航海时代，西方国家采取的是殖民地掠夺方式，是“成本”极低而“效益”极高的方式，这必然导致规模与范围的快速扩张。

至于郑和下西洋与大航海两者的人员素质，可以说应该都是当时的底层人物为主，有钱并且有地位的人都不会去当水手的，航行途中的困难是大体相同的，因此人员不是结果不同的原因，不然就无法解释为什么郑和下西洋与大航海的不同、无法解释西方为什么 “高大上”的上层阶级会有“黑奴”现象存在；把“低素质与野蛮人”归结为大航海时期“暴虐殖民”行为的原因是片面的，哲学与宗教的影响才是根本所在。

 我们都知道一个名词“山寨”，意思就是模仿。仔细分析，“山寨”基本是“单向”的，也就是低成本生产者“山寨”高成本生产者的产品；而高成本区在低成本区大多采取的是“并购”。

从市场角度来看，出现这两个现象的根本原因还是在于“成本”，低成本地区的“山寨”商品可以通过价格优势获得销售市场，而高成本区即使“山寨”也因为高成本而无法获得销售市场，这就逼迫他们通过“并购”来获取“市场垄断”，以“垄断”来保障高成本产品的销售。这基本是当“0-1”过程完成出现“1”之后，高低不同成本市场对“1”采取的主要模式。

日本由于“0-1”相对欧美的不足以及“1-N”相对中国的成本高企，导致日本国内生产的产品缺乏外销竞争力，形成日本企业向外部低成本地区转移生产，这就造成日本国内的去工业化，使得有效工作机会缺乏，后果就是“啃老族”、“宅男”、“穷忙族”、“窗边族”等等现象大量出现；而日本国内的“海塘”、“熊跑高速公路”出现的原因，就是为了弥补工作机会的不足。

 

三、日本结构的繁荣与失落

节目中解释日本企业同样的制度为什么有繁荣期与失落期的区别时，将其归结为“生产工序的模块化”，但是繁荣期可以胜任复杂工序的日本员工却难道不能胜任模块化时代的简单工序而导致日本几十年的停滞？日本员工宁可被裁员也不去接受模块化时代的简单工作？这样的逻辑是行不通的。

根本原因还是在于“成本”，即使日本员工接受由复杂工序到简单工序的角色转变，但是因为汇率短期内100%的升值加上最低工资及福利待遇的限制，使得日本国内生产的产品成本高企，缺乏竞争力，企业被迫将生产外移到低成本地区；

那为什么日本企业大量裁员，形成大量的劳动力市场，却依然无法走出停滞？原因还是在于“成本”，虽然日企裁员形成了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市场，但是在最低劳动工资及福利待遇的限制下，成本还是无法大幅度降低到接近广场协议前的水平，因此也就形成不了大规模的企业生产回流。

 

 四、日本的创新与活力

节目中说道“日本经济已经停滞了二十多年，再用细枝末节的理由，再也无法解释这个现象，所以我们只能说日本整个社会经济结构陷入了一种创新无能的状态”，个人觉得如果广场协议造成日本停滞的原因一直有效存在，那么即使再过三十年，日本依然还是停滞。

在这用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如果把海外日本企业及其雇佣的员工看成另外一个“外部日本”，其创新与日本国内可以说是相等的，这个“外部日本”的创新能力在世界上依然可以挤身第一集团；从“活力”来讲也远比真正的“内部日本”要高得多；但是如果“外部日本”把其雇佣员工的待遇提高到与日本国内相同，那么这些日企必然面临“死亡”的境地。之所以产生“外部日本”与“内部日本”这样两个不同状态的“日本”，关键原因依然在于“成本”。

节目中提到一个解决日本的创新与活力的办法：“开放外部移民”，其根本逻辑其实在于“成本”而不是“创新”。

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从节目“低素质、野蛮人”产生创新逻辑来看，这里的移民指的就是底层人员，但是如果这些外部“低素质、野蛮人”的移民能够完成“0-1”的创新，解决日本“创新无能”局面的逻辑能够成立的话，那么菲律宾、墨西哥等大量外输劳动力的国家就应该比日本更具有“创新”能力？但事实并非如此；同样，许多高福利的欧洲国家当下的失业率高企，各国存在大量节目所说的“低素质、野蛮人”，但是这些国家的“创新”绝大部分不是来源于这些“低素质、野蛮人”，并且这些高福利的欧洲国家基本面临与日本一样的境地---缺乏创新与活力。

因此，日本和许多欧洲国家（尤其是高福利国家）面对的不景气与衰落的根本原因还是在于“成本”，因为成本的高企而导致“去工业化”，在工业化时代，没有了工业化，也就缺乏与外部的“交换商品”和内部的有效工作岗位。

 

五、日元的贬值

安培三支箭基本就是两大目标：“货币贬值、增加税收”，贬值是为了提高日本国内产品的竞争力，增加税收是为了降低高企的政府负债。

如果把广场协议前的日元汇率254:1看成是“合理”的汇率，今天日元对美元的汇率依然在120：1附近，离广场协议前的还差一倍，其作用只能是降低国内生产的“零部件”价格，改善提高海外日企的竞争力，根本无法实现外移生产的大规模回流，进入重新再工业化，再加上欧元的同期贬值，使得其效果更加不明显。

假如日元兑美元贬值到300:1，也就是其国内生产成本回归到日本经济繁荣期，而其他内部结构和外部因素不变，那么日企外移的生产就能够大部分实现回流，那时日本才能重新获得足够数量的有效工作岗位，从而走出三十年的停滞。

只不过在走出停滞之前，日本必须经过巨大的财富缩水过程，日本必须接受底层社会人员大量失业而造成的社会动荡，并且还要获得美国主人的同意。这其实与日本再被美国轰炸一遍的效果是异曲同工的。

 

六、香港的停滞

节目中关于香港停滞的一些原因确实是客观存在的，但是个人认为最主要原因的在于贸易流的减少，我们可以用新加坡来对比，两者最大的区别在于中国的发展崛起对新加坡来说“贸易量”与“资金流”是持续增加的，而对香港来说，近期由于上海等港口的崛起以及内地金融领域的快速发展和开放，香港从内地获得的“增量”基本开始停滞，因此就形成当下香港与新加坡两种不同的状态；假设新加坡一切不变，而泰国的克拉地峡开通，那么新加坡必然因为贸易通道的改变而面对比当前香港更为严重的困难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