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对于“习安会”，中日的出发点是不同的：中国希望“习安会”有助于发展中日两国“和”的长远关系。这也是为什么中国有“承认钓鱼岛有领土争议”和“安倍承诺不再参拜靖国神社”两个条件的原因，前面的文章里分析过，前一个条件的含义是:"日本从遏制中国的战略回归”；后一个条件的含义是：“日本放弃否定二战历史及战后体制的右倾路线”，这其实是中日走向“长期安定”关系最基本的条件，满足这两个条件，“习安会”才能对中日关系的“长期安定”发展有促进作用。日本希望举行“习安会”的目的，最根本的是把当前中日的“政冷经冷”关系恢复到“政冷经热”的中日关系，而绝不是向着“政热经热”的中日关系发展；首先，日本的“右倾路线”要求中日关系必须是“政冷”，唯有“政冷”，日本才能为其“右倾”找到“借口”，才能在中美博弈的世界格局里从美国获得右倾的机会与帮助，因此日本在实行“右倾”的战略路线下是不可能发展对中国的“长期安定”的政治关系；而在经济上，因为中国在世界经济版图里的地位以及中国的发展速度，日本又必须维持中日间的“经热”，这样才能维持日本的经济，一旦中日间的经济长久保持“冰冷”状态，日本的经济必然快速衰落，其“右倾路线”是“无以为继”的。安倍总是如祥林嫂般的说：“就是因为有问题，所以才要举行首脑会谈”，确实“问题要通过谈判进行解决”是中国解决问题的一个基本态度，但是“敌对者”与“友好者”间的谈判与会谈是两种方式，在日本的安倍政府没有满足前面两个条件，从而代表日本确实回归到发展中日之间 “长期安定”的道路上来的情况下，安倍在说：“就是因为有问题才要举行首脑会谈”这句话前，应该先对美国的奥巴马说：“就是因为有问题才应该举行朝美首脑会谈。”                                                2.日本对“条件”的应对. 有人认为日本已经“基本满足”中国的两个条件，我个人的观点是：“所有回应都是技术性、欺骗性的”。所谓“日本默认中国海警巡航钓鱼岛12海里内的现实是解决了第一个条件”的说法，我认为这是自欺欺人的，中国必须在日本官方做出具有国际法律效力的明确说法后，才能确认日本满足了“承认钓鱼岛主权存在争议”的条件，否则，日后日本必然再次做出类似“否定搁置争议”的背信之举。而对于第二个关于“历史问题”的条件，安倍则毫无“诚意”可言，一次不去参拜与承诺不再参拜是绝然不同的概念，如果把一次“亲自参拜改为间接参拜”就当做“历史问题”的基本解决，这个思维不是太幼稚就是太歹毒。有人说：“钓鱼岛问题和历史问题是中日间的两个长期重大问题，不是一次习安会能够解决的，所以不应该作为习安会的条件，而应该通过长期的谈判去解决”。这个观点看似 “有道理”，其实是“偷换概念”。首先，中国关于“钓鱼岛问题”的条件是：“日本承认钓鱼岛存在主权争议”而不是“日本承认钓鱼岛主权归中国”，这其实就是回归中日建交时的“搁置争议”的状态；其次，日本不承认存在主权争议的情况下，怎么可能与中国进行关于主权问题的谈判？又从何看出可以进行“谈判”解决问题的机会？有人说：“日本的安倍政府多次‘恳请'举行中日首脑会谈，态度是‘虔诚’的、‘迫切的’，中方应该给予理想的回应”，对此个人认为是一种充当日本政府说客的论调。没有诚意的“恳求”只能是“恶意的谎言”，没有诚意的“虔诚”只能是“虚伪的欺骗”，在此时如果中国给予日本期望的“理想的回应”，那么中国只能与“东郭先生”做比较了。所以个人认为，日本对中国所提的两个条件的回应都是欺骗性的、技术性的、临时性的，如果中国接受这样的回应，将对中国的利益造成严重的伤害。                                                                                          3.中国对日本的策略. 个人认为，“政冷经凉”是中国对待日本、菲律宾、越南等这类国家的基本战略。早先在中日关系上曾经有过“政冷经热”的现象，那个时期的“政冷经热”是对中国“有利”的，因为当时中国的经济相对于美国、日本都还是偏弱的，如果因为“政冷”而采取“经冷”策略，中国受到的伤害是比对方要“严重”的多的。但是今天，中国与日本的位置已经互换，中国如果还采取“政冷经热”的策略，那么必然会刺激更多的国家对中国“政冷”而不必畏惧带来 “经冷”的后果，比如印度、澳大利亚、加拿大等。相反，通过“经冷”造成日本经济的快速衰落，让日本民众知道“右倾路线”会严重损害他们的利益，才可能逼迫他们反对“右倾路线”，才可能迫使日本回归到“中日长期安定”的道路上来；即使不能改变日本的“右倾路线”，那么也必然消弱“右倾”日本的经济实力，而“右倾日本”必然是与中国“为敌”的。从当初的“10 +1”、"10 +3"、“中日韩自贸区”等中日基本共同发展，到今天的“10+ 1”快速发展而“10 +3”基本停摆、中俄蒙韩的新“东北亚自贸区”的渐渐成型与“中日韩自贸区”的停摆、排除日本的“亚信”等等一系列的“除日化”，代表着中国面对一个“右倾日本”必然采取“政冷经凉”的策略。有人说：“安倍政府根本不采纳经济界的意见，所以‘以经促（压）政’是不可能的”。这同样是一种日本政府的说客论调，目的就是让中国放弃对日本经济的压力，对日采取“政经分离”，回归“政冷经热”的策略。中国当前的“以经压政”，就是要让日本人民在无法承受经济损失的情况下，认识到“右倾路线”的不可为性，进而切实回归“和平路线”。从近期安倍内阁接连爆出的“请辞”来看，对于“政治献金”违规现象普遍长期存在的日本来说，当下集中爆发可以说是“反安倍”力量的开始增加。日本用“日本在华投资下降44%”来说明中日的“经冷”对双方都有伤害，劝说中国恢复“政冷经热”与“政经分离”，不说后面的目的，单单说下 “日本在华投资下降44%”对双方的“伤害”问题：     A.假如中日之间没有第三方的投资方与目的地方，“日本在华投资下降44%”确实对双方带来基本相当的伤害，这点因为不现实就不多说。B。假如中国保持快速平稳的经济发展前提下，整体外来投资“需求”部分没有因为“日本在华投资下降44%”而减少，而是由其他第三方进行“替代”，那么中国可以说“没有因为日本在华投资下降44%而受到较大伤害”。从这几年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以及中欧、中德、中韩的贸易与投资的发展来看，基本上可以说“日本在华投资下降44%”是中国主动采取 “选择替代”的结果。C。假如“日本在华投资下降44%”的部分有第三方能够取得相同甚至更高收益的目的地国可以去投资，那么对日本而言也没有什么“伤害”可言。但是从这几年的现实情况来看，“日本在华投资下降44%”这部分投资没有比中国更有利的目的地国，对大多数日企来说，其在美国、欧洲、东南亚等区域的市场份额不是上升期而是饱和停滞及萎缩期，这样的区域根本就不是投资扩张的目的地；再加上中国巨大的经济体量、高速的发展速度、巨大的市场规模，我们可以确定的说“日本在华投资下降44%”对日本来说是一种“极大而长久”的伤害。通过上面的三点，我们可以判断“日本在华投资下降44%”这个表象背后的实质是“日本受损严重而中国基本无感”。因此，在日本继续“右倾路线”的情况下，中国必定要采取“政冷经凉”的策略，继续通过“替代选择”等方式打击日本经济。                                        4.APEC的“习安会”. 从上面的三点来看，这次在北京，中国给出的“习安会”仅仅是从礼节角度考虑，东道主对“与会者”的接待性、寒暄性的短暂会面，与中日两国间解决问题、发展关系的“中日首脑会晤”无关（如果日本保持右倾路线）。而日本会把这样的“习安会”自欺欺人的当成中日间的“首脑会晤”，就像当年“陈水扁追克林顿握手”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