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志洪
3年前，拙作《<全唐诗>中的<鉴湖西岛言事>竟有两位署名作者》在报上发表后，有网友称：自己曾从网上下载过一二千首唐诗，在《全唐诗》中，“象这样作者搞错的诗很多”。
说句实在话，笔者虽在小学时代，就读过《唐诗三百首》，但数十年间，流离飘泊，对唐诗的鉴赏上，并无长进。
作为一名业余“草根”，我并非唐诗研究专家。之所以要去翻查《全唐诗》等古籍？其中的主要原因，是企图在研究水利史、水文化过程中汲取营养，以弥补史志记载的简略、自身学识的浅薄。说得直白一点，有点实用主义的味道。
因此，我的重点，主要放在唐代诗人吟咏越地山水风情，尤其是鉴湖等与水文化相关的诗篇上。而《全唐诗》中的《鉴湖西岛言事》有两位署名作者的发现，纯属偶然。只是怀着一种好奇心理，方才作了一番查证。
象《四库全书》《康熙字典》《古今图书集成》的性质一样，《全唐诗》作为康熙的“钦定文化工程”，是涵盖长达289年的唐诗精华，收有2200多诗人，近49000首、900卷的巨作。参与《全唐诗》编纂的彭定球等十人，个个都是“学富五车”的翰林、国内颇负盛名的儒士。如果象作者断定《全唐诗》“这样搞错的诗很多”，似乎这是项“错兀百出”的文化“豆腐渣工程”，这些编纂者，岂非犯了欺君大罪？这可是性命交关的大事。这一说法，恐怕太小瞧了颇具文化功底的康熙皇帝，与一众大臣的智商与鉴赏水平了吧！
应当要感谢这位网友：他的质疑，促成我又囫囵吞枣般地再次翻了一遍《全唐诗》。
那么，《全唐诗》史中，“象这样作者搞错的诗很多”的说法，是否确切呢？可以说：查阅的结果，与这一说法，并不相同。
平心而论，在缺乏现代印刷出版手段的古代，当年的诗稿，大多为民间木刻，有的还是手抄本。由于历史的局限，在遗存下来的部分诗稿中，确实存有不同的记述。因此，即便出现个别瑕疵，也很正常。
《全唐诗》编纂中，由于宫庭内收藏的版本不仅相同。身处康熙时期，又无法准确核实数百年前的唐诗中，某些作者姓名、诗名等的情况。因此，对收入《全唐诗》的少数诗作，客观、如实保留了不同版本原作上的一些不同记载，并加以标注。我觉得：这并非《全唐诗》本身的错误。与此相反，恰恰体现了当年编纂者的务实精神！
据我初步剖析、归类，《全唐诗》中的3种主要情况:
一是，卷首中，作者简介中的姓名有2人或2人以上的，因难以确定，分别作了标注。如：
（1）《全唐诗》卷一百一中的作者宋务光，但旁注有“一作宋光”；
（2）《全唐诗》卷六百七十八中的作者许彬，旁注有“一作郴、一作琳”；
（3）《全唐诗》卷七百二十四的作者唐求，旁注有“一作球”。等等。
二是，诗名，由于版本不同，难以取舍，而如实记录。如：
（1）《全唐诗》卷三十二中，褚亮的《咏花烛》，旁注有“一作烛花”，即另有诗名称《烛花》；
（2）同一卷中，褚亮的《在陇头哭潘学士》，旁注有“一作博士”，即另有诗名为《在陇头哭潘博士》。等等。
三是，因版本的不同，同一诗作的作者署名，有2人以上，尚有存疑的。如：
（1）《全唐诗》方干所作的《清明日送邓芮还乡》诗，在该诗旁另注有：“一作戴叔伦诗”;
（2）《全唐诗》卷五十一中，《芳树》的作者宋之问，该诗旁另注有：”一作沈铨期诗”。等等。
上述各类存疑的情况，象方干、宋之问这类越地人士相对熟悉的唐诗作品中，在《全唐诗》中，的确有一定数量的出现。这恐怕亦是这位网友立论的依据。但问题是，他并未提及在各诗作的醒目处，均作了标注。
从总体上看，上述三种存疑的情况，在有2200多诗人、近49000首、900卷的《全唐诗》中，仅为极少的一部分。而且都在题目旁的醒目部位，用文字作了标记。这本来是治学严谨的体现，岂能将此称误读为“搞错”？
即便这位网友从网上下载的诗作，确与正版并无二致，那么曾经下载过一二千首唐诗，也就是了百分之二到四的数量。仅凭此细枝末节，便“管中窥豹”，开口称《全唐诗》“这样搞错的诗很多”，岂非也太唐突了一点 ？
笔者往昔曾一目十行地翻过《全唐诗》，后来又再次匆匆查过此书。据我所见，《全唐诗》中，象《鉴湖西岛言事》，同时有两位作者，(一位是唐代越州山阴人朱庆馀，另一位虽生于睦州，但是长期生活在鉴湖畔的“半个越州人”方干)。不仅诗名相同，诗中文字一字不差，且题目旁与结尾处均未有加注存疑的唐诗，至少是我讫今所见到的孤例。其原因，在《鉴湖西岛言事》竟有两位署名作者》一文中亦已提及，不再重复。
（ 写于2019年8月25日
）
附：《<全唐诗>中的<鉴湖西岛言事>竟有两位署名作者》报样
( 原载2017年8月25日《绍兴日报》文化版
)
(2021-01-15 07:5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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