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文章写于十年前，从文章写完之后，产业和市场已经说了十年，但产业还是不太产业，市场还是不太市场；尽管今年上半年的确涌现了一批面向市场却颇富争议的票房大片，但有些电影人甚至还不如庄稼人，中国电影依然任重而道远。所以，当年的那句老话依然适用：“检验良种与孬种的唯一办法，就是把它种在地里，看它能否生根发芽、开花结果，让购买种子并为之付出辛劳的人们有一个好收成。”

电影人 ≈ 庄稼人

十六大报告高屋建瓴地提出了文化产业的明确概念。贯彻落实到电影，多年来中国电影界犹抱琵琶半遮面、欲说还休的“电影产业化”便呼之欲出了。而且各级领导也已经发话，或正在采取行动，推进着这一产业化的进程。余波未消的国产大片《英雄》更是率先以实际行动吹响了产业化的前奏曲，其高亢嘹亮让从业者切切实实地听到了钱的声音。借用好莱坞的统计术语，《英雄》一片仅从影院票房而言，便为中国电影的产业化做出了近250个“密令”的贡献，这并不是哪个250都能做到的事情。尽管当年以市场和票房论英雄的冯小刚最近又改弦更张地放话说，“《英雄》没有内涵、没有张力”，但其票房内涵和市场张力却不得不让冯大师“懒得搭理”。

其实，电影从诞生开始，便是作为一个技术和商业产品，被电影发明人托马斯·爱迪生称为“下金蛋的鹅”。并因其深受广大劳动群众的喜爱而在其摇篮国从“一分艺廊”到“五分影院”，一直发展到统领全球票房的“好莱坞霸权”。电影作为一种大众娱乐休闲形式，其商品属性是与生俱来的，而其娱乐功能便是它得以植根于大众心灵并由此实现其商业价值的基础。尽管通过百余年的进化和完善，这项技术产品被附加了诸多社会功能和艺术价值，但其商品属性从来就不曾被掩盖，更不可能被取代。欧洲电影之不幸也许正是由于好事的理论家们将其冠之以“综合艺术”的名号。

因为电影即使作为艺术，也不同于其他艺术门类。诗人、作曲家或画家可以义无反顾地为了个人理念不为大众所接受而穷愁潦倒，并在身后荫蔽万世。这是由于他们所操持的艺术样式是非常个人化的东西，可以不顾及大众。他们追求艺术真谛的代价顶多也只是牺牲个人的幸福。而电影却是一个需要在投入和产出之间建立良性循环和可持续性发展机制的产业，它的完成只能是集体智慧和劳动的结晶，它所牵涉的人员之众无异于一个小社会。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今天，试问谁敢为了个人的一己之念来牺牲整个产业（社会）的幸福安康和繁荣发展？况且所谓的电影艺术家们玩儿的可都是投资人的钱，用的可都是他人的劳动。如果一个艺术家只愿意对自己的艺术理念或艺术理想负责，他可以去从事其他他能够负得起这个责的行当，如梵高之于绘画，莫扎特之于音乐。何能何德去利用投资人的钱和他人的诚实劳动来满足自己的一己之欲甚或一己之私呢？

相信，咱们现在那些高居庙堂的管电影、拍电影和发电影的人们，回溯三代五代，绝大部分都脱不开农民的营生。咱不妨套用一点农业常识，借用一下农民的说法：艺术家所培植出来的影片，充其量只不过是一颗种子。对实验室之外的非专业人士来说，检验良种与孬种的唯一办法，就是把它种在地里，看它是否能够生根发芽、开花结果，让购买种子并为之付出辛劳的人们有一个好收成。而咱们电影这颗种子的万顷良田就是13亿百姓或曰“群众”所构成的庞大的市场。也许有些曲高和寡的艺术家会说，自己的艺术种子根本不适合于中国这片土壤。那么你还呆在中国折腾中国的钱和中国的人干吗？品种不适合于土壤，是改良品种还是改良土壤？遥想当年的以色列农业专家，曾穷几十年的心力试图改良其狭小国土上的盐碱地，一直收效甚微、事倍功半。后来他们灵机一动，与其改良漫无边际的土地，不如改良股掌之间的品种。于是他们培植出各种嗜盐作物，在广袤的盐碱地上结出累累硕果。谁敢说，具有博大精深文化底蕴的中国电影市场还不如一片盐碱地？即使是最狂妄的艺术家也不敢开这样的玩笑吧。中国人有句俗话，听蝲蝲蛄叫还不种庄稼了？中国电影的庄稼没有种好，可能是因为蝲蝲蛄太多的缘故吧。

说到种子，还让我想起了“豆芽菜”。每次看到食堂卖豆芽菜的时候，心中总会禁不住涌起一股悲凉的诗情。能长成豆芽菜者应该都是良种，但它的生命力却是那样地苍白和短暂。为何？因为它燃烧的仅仅是母爱。没有外界足够的阳光、空气和养分，仅仅靠母体提供的最后能量令其在十足封闭的呵护环境中炫耀着母爱的伟大，即使鲜嫩欲滴，那也只是母体生命的短暂而残酷的延续。其自身可当真如小刚所言，“没有内涵，没有张力。”由是可以顺延到咱们每年在政府扶持之下而生产出来的诸多“豆芽菜”影片。稍稍考察一下海外电影市场，大凡政府拼命扶持的电影产业，其国际市场竞争力都是弱不禁风，甚至出现“越扶越倒”的现象。稍通育儿科学的人们应该能够明白其中的道理――“豆芽菜理论”。

韩国和日本自不必提。作为佐证，我们可以看看南非电影市场。近年来，南非的电影市场也和其他各国一样，深受好莱坞电影的挤迫，民族电影工业不断萎缩，本土电影所占份额日益减少。尽管官方登记的制片公司有542家，但是近几年其本土故事影片产量却每况愈下。这些制作公司仅有150家尚活跃于前台，主要是协助国外电影公司在本土拍摄节目。而且大都只是从事电视、录像和广告片的拍摄。真正从事故事影片生产的公司寥寥无几。这主要是由于南非政府从1956年开始实行电影补贴制度，直到1992年结束。在政府对民族电影进行保护性补贴的这数十年内，政府一共耗资20亿兰特，资助拍摄影片800余部。在这种政策保护之下，制片厂只管拍片，根本不用考虑市场回报，因此，在政府资助的800多部影片中，仅有16部影片最终与观众见面并销往海外。鉴于这种现状，政府最终于1992年取消了这一政策，将所有制片公司抛向了市场。1992年以前，在政府补贴政策的保护之下，南非的电影产量一直保持在100部左右，并于1988年达到历史最高记录，为170部。不过，在这些年内，尽管产量得到了保证，但市场回报却微乎其微。1992年之后，尽管南非本土影片的产量每年不足10部，质量却有明显提高，每年都能产生一两部足以和好莱坞抗衡的影片。如，2001年的《骨头先生》，在南非大规模上映，其票房远远超过好莱坞大片《哈利·波特与魔法石》，成为当年整个南非市场的最卖座影片，有如咱们的《英雄》。

在当今这个与时俱进的市场经济条件下，但愿咱们的电影人能够保持庄稼人的质朴心态，充分利用市场的阳光、空气和养分，培育出无愧于庄稼人辛劳的产品。

周铁东

2003年3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