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骨文新释读16——字典之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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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平心而论,在各语言系统的字典中汉字字典应该属于最难查的一类字典,而且,历代字典。以东字为例,在《说文解字》属于东部,《康熙字典》属于木部,《新华字典》在一部。从甲骨文东字来看,《说文》的部首分类是正确的,对研究东字的本义有极大帮助,而《康熙字典》的分类等则打乱了东字的构造,《新华字典》的分类则是为了方便查字。如果,不借助英文字母排列顺序,《说文》检字要比《康熙字典》、《新华字典》都直观且容易,其中的问题就出在部首。
我们知道,甲骨文与篆文之间最大的差别就在部首,只要我们掌握了部首的由来和成因,就会极大地促进古文字的研究与释义,对进一步了解和分析中国上古的 “传说历史”有极大的裨益。汉字之所以是这个世界上唯一一种形意演进成功的文字,关键就是在于甲骨文变为篆文之际,采用的方法是在最大限度的保持字义的同时,规范和细化了字形结构,使汉字继续保持着义不离形、形不悖义的准则进一步演进。我认为形意出现较大分离的时期在汉代,许慎著《说文》的旗帜意义在于为汉字演进纠偏。因此,《说文》集录的文字中有一批是古义犹存的,对甲骨文释读很有帮助。
祝,《说文》:“祝,祭主赞词者也。从示,从人、口。一曰:从兑省。《易》曰:兑为口,为巫。”我在前文伊始就指出,甲骨文口字不仅仅是口字,在变为篆文口字之前,它是一个含义丰富的甲骨文,并且有一部分与祭祀、祭司关系甚密。“《易》曰:兑为口,为巫”说的就是甲骨文口字,这说明周人著《易》时,甲骨文口字发生了形态变化。同时,也可以知道此时的《易》并不是周文王所著之《易》。而“一曰:从兑省”的兑字,是甲骨文公字和人字形组成,甲骨文公字,我在前面的文章中已经解释为神器,会意主管神器的人,所以,兑就应是祭祀之人,这不就是巫吗?
当然,在甲骨文中,祝(http://s6/mw690/c58bf421gx6ChhTTXAp95&690)字形上差别很大,那为什么在文字演进过程中这两种字形都被归为“兄”?原因在于这两字都源于上古的祭祀活动,它们之间的差异是由于祭司的等级决定的,甲骨文中身形侧立的兄字在等级上很可能要高于跪姿的祝字。这种等级差异在社会发展过程中,祝字被留在祭司范畴之内,兄字逐渐演进到等级范畴之内。而所谓祝融也是祭司,《山海经·海外南经》:“南方祝融,兽身人面,乘两龙。”应是属于《山海经》所述的“操蛇之神”。
此一例借以说明许慎《说文》保留了文字的古义,《说文》中类似之处不仅还有许多,甚至还保留早期历史的渊源。
在肯定《说文》之时,必须正视《说文》也有很多释义是附会,不是文字的本义,反而对一些文字的释义造成了困难。因此,《说文》对文字的释义也有相当一部分也是不对的,《说文》对古文字研究作用必须辩证的看待。
工,《说文》:“工,巧饰也。像人有规矩也。与巫同意。”按照此说,空、差、虹、巫等字的释义就与工字不搭界,硬是连上的也是附会。我在前面的文章中已经说过,甲骨文“工”是指天地之间、两者之间的意思。
差字,在金文中有两个明显特征,一种是从口,一种是从工,工和口相通相替的原因周人是知道的,到许慎时仍存“与巫同意”的线索。其实,“工与巫同意”也不完全正确。甲骨文工字指通达,通达上天通常是祭祀的目的,口字则是通天祭祀所用的器物,这才是工、口可以替换的根本原因。故我认为差字原本是一种祭天仪式,是地上的人们沟通天上的上帝,被后人引申为高低、距离、数值上的间距、差距。甲骨文http://s9/mw690/c58bf421gx6Chic9g5G18&690旧不释,只认为从甘。我认为它们或应是差字的初文,差字本从口,口字里的一点,是会意“插在里面”,如同某些方言将性交称为“日”一样。
空字,自西周金文开始,从穴从工就是字形的定式,历代释字时也始终将工字释为规矩、工具,而穴本身就是孔、洞之义,因此,穴、工组合引起了释读歧义。其实,空字之处所借用的工字,是取“通”之义,这是工字的本义。所以,空字是将穴、窍被打通、打穿的会意,比如古代玉质礼器——琮,它的中间就是空的,古人认为这可以代表通天的渠道,而所谓“司空”一职上古就是掌握通天的权力。甲骨文http://s5/mw690/c58bf421gx6Chik5NEEb4&690旧释为讷,我认为这可能是空字的初文,空字很可能是一种祭名。《周礼·春官》:“大祝辨九拜,三曰空首。《疏》先以两手拱地,乃头至手,是为空首也。”其中“拱”字也是形成空环的样子。所以,我认为空字原本是祭天仪式,可能多用琮、璧等玉质礼器。虹、巫二字前面已有说明不再累述,但它们均源于工字的“通”字义是明显的。
借此一例以说明许慎《说文》的文字释义也有非常值得商榷之处,而沿用《说文》释义的历代字典同样存在值得商榷之处。
李阳冰著《重修许慎说文解字》、王安石《字说》原著我们虽然已经看不到了,但这说明我们对古文字的研究一直没有停止,我通过台湾黄复山先生著《王安石〈字说〉之研究》一书,看到一些《字说》对文字的释义,穿凿附会现象是有的。究其原因,我认为有两方面客观因素的影响最大,一是古文字研究的对照样本少,尤其没有甲骨文作为参照;二是没有对汉字偏旁部首的成因进行深刻思考。即使到现在,我们对汉字偏旁部首成因的研究也没有得到极大重视,以汉字字典为例,以《说文》部首检索方法为标准的字典逐渐被放弃,我们从集大成的《康熙字典》看,汉字部首检索方法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新华字典》的部首检索方法则在简体字的基础上有了进一步变化,对比《说文》,《康熙字典》、《新华字典》的这些变化就是对部首进行了再拆分,其实这破坏了部首成因研究,也不便于发现甲骨变篆的规律。例如,下面这几个甲骨文:
我认为在《易》中“吝”实际是忞,并非吝啬之吝,是《释名》的闵也,忧虑、困扰、困顿之义,可引申为危险、危难。《蒙》初六:“发蒙,利用刑人,用说桎梏,以往吝。”,即善于利用刑罚,避免人们犯罪,以去除(或远离)忧虑。《蒙》六四之“吝”同。《屯》六三:“即鹿无虞,惟入于林中;君子几,不如舍,往吝。”即就如鹿要安全,唯有进到(躲进)树林之中;君子所图(乞得),不如舍弃(搁置),可远离忧虑。《泰》上六:“城复于隍,勿用师。自邑告命,贞吝。”即城墙垮塌了,不能出动军队;从都城传来命令,占卜结果是危险。特别是《系辞上》:“悔吝者忧虞之象也”更证明“吝”是忞字。由于,忞与吝的差异,说明《易》确实成书于商末周初,应该只属于掌握祭祀权的周王,王权衰落之际传至外界,我们看到的版本是根据原版摹下来的,自然不懂得忞与吝的差异,因此,《易》很可能是东周晚期从王庭传出的。
这几个字对应的甲骨卜辞在徐中舒先生著《甲骨文字典》实例,在此不累举。之所以举这几个字是要说明甲骨文口字绝不像我们现在认识的那么简单,除了我在早先几篇文章中说的缶、瓦等部首,变篆时还有心、日等部首,这是甲骨变篆过程中的形变、意转、形转三种现象。我们需要把这三种现象梳理清楚,丰富我们对古文字认识。我们知道《易》、《山海经》、《礼》等先秦典籍有不少地方很难读懂,原因在哪?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难读难读之处有古文字的遗存。
在古文字方面,必须看到汉字的特殊性,从甲骨文重见天日使我们看到汉字演进的历史性、连续性,字形结构的规律性,字形与字义搭配的规律性,对这些特点的特殊关注和浸淫研究,必然会有深层次的问题会被挖掘出来。清代的段玉裁注疏《说文解字》时,汇集古今、旁征博引,灼见之精深超乎想象。比如,他推断《诗·墓门》“夫也不良,歌以讯之”的“讯”为“谇”之误,近年安徽阜阳汉墓出土的竹简《诗》“歌以讯之”正是书作“歌以谇之”。再如,他根据篆书上、下二字推断出它们的本形,而随着甲骨文重见天日和破译,再次印证了他的推断!因此,段注《说文》在古文字研究的价值很大。
字典的作用无疑对古文字研究是很重要的,但现在这些字典都存在一个恼人的问题,即部首分类的差异不利于同字素文字与甲骨文的对比研究,因此,还需要一本沿用《说文》部首检索方法的字素字典,来辅助甲骨文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