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月内第二次参加南海问题大型国际会议。与南海问题研究领域的顶尖学者交流、访谈，所获甚多，这些将体现在后续的研究成果中。这里先简要说一点儿。

    从参会代表与媒体记者数量看，这可能是南海问题“六国七方”所举办的同类会议中规模最大的，研究或者关心南海问题的人，通常都知道这个南海问题年度会议。这个会议已经举办了四届，本次为第五届，客观地看，已经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国内包括《参考消息》在内的媒体对此都有报道或者转载相关文章；欧美媒体报道会议的也不少；有些人是自费参会，经常参加国际会议者都知道，能吸引人自费参加，需要有相当的吸引力；我为了参加这个会议，也在河内多逗留了三天。

    会议的名称是：“南海：为地区的安全与发展而合作”第五次国际专题讨论会（workshop）。越南方面在规划会议上下了不少功夫，这从许多细节上可以看得出来。1，参加会议的正式代表75人、越南本国代表65人，在越南的各国使馆44人。两个主办方中，越南外交学院（DAV）有15人，越南律师协会10人。还有不少媒体记者。总计在200人以上。国际政治类的会议，规模这么大并有许多记者参加的，并不多见。2，会议的名称是WORKSHOP，但有秘书处，9个成员分别主持各个session，通读panelists的文章，并根据讨论情况进行总结。3，会议除了两大册资料外，还有当场增印的一些发言人材料。4，所有的会议材料都在两个小时内做成了光碟，告别晚宴结束后，外交学院院长亲手分别送给与会代表的小纪念品中，就包含了一片光碟。5，最后一天，还给发言代表安排了到宁平TRANG AN旅游区的一日游，有些代表携夫人同行。6，东盟秘书长黎良明、副秘书长Nyan Lynn发表主旨讲话，越南外交部前第一副外长、国家边界委员会前主席Le Cong Phung主持了一节的讨论，外交学院院长邓廷贵全程参加会议并主持告别晚宴。7，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副所长董漫远研究员注意到，各国代表中，有许多国际法教授，但中国与会代表中，没有一个国际法问题专家，为此，他在会议的总结阶段提议，下次会议邀请一些中国国际法专家与会，以便在法律层面进行深入而对称的讨论。邓廷贵院长的回应是：邀请了一些中国的国际法专家，但这些人最后都没有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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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议在河内MELIA酒店的GRAND BALLROOM举行，二百多人出席会议。这是第一天上午的会议。隔壁间稍微小一些，是媒体与会见室。但许多采访却是会议间隙在这个大厅里进行，或者在厅外的走道上进行。主要是越南媒体记者。没有见到中国记者。我在那个走道上结识了一些人，与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的一位教授谈了许久中俄边界问题，进一步了解了中俄能达成东部边界补充协定、平分黑瞎子岛与阿巴该图洲渚的原因。印证了一点：会议以外的交谈收获可能比会议上所得更多，还会有意外的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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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会的一位发言人展示太平洋西岸容易发生海上争议的区域，这么表示出来，显得直观而醒目：这一带，确实是全球海洋争端高发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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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会的一位发言人展示他自己的南海争端的解决方案，从中可以看出学界对南海争端的研究已经比较深入。这样的方案不见得各方都赞成，但对于启发思路，或许有益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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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议总结阶段，主席台上的是秘书处成员。大屏幕上是越南外交学院院长邓廷贵先生，一个60后，他当越南驻美大使的时候，中国驻美大使为杨洁篪先生。

    根据多次参加会议者介绍，本次会议虽然中国与其他方的观点不一致，但对立不以像前那样激烈，与会者的表述多数做到了用法律、数据等说话。

    在总结与建议阶段，对于会议总结的若干结论草案，有一位中国学者对其中的一些说法不赞成，认为一些说法只是部分与会学者的看法，不能说成是会议总结，强烈建议修改。会议主办方做了解释，似乎没有接受。另外两位中国学者在肯定会议积极面的同时，分别指出了会议的一些不足，建议以后能改进。

    我的一点建议是：声索国协商建立南海争端信息分享中心，为各国研究者提供数据，减少与消除信息不对称，促成南海问题的良性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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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议后的晚宴。酒楼是一幢法国别墅改建的。河内有不少法国别墅改建的酒楼。当晚有一个老教授生日，会议方给他送上了生日蛋糕，老先生相当感动。这是邓廷贵先生（黑衣站立者）在讲笑话。

    当晚，我被邓廷贵先生招呼到他旁边坐下。刚开始比较拘束，后悔当时没有婉辞他的入座邀请，很想找个机会跑到别的桌子上坐。后来聊开了，也就变得比较自然了。机会难得，向他提出了不少问题。他没有什么架子，很耐心地回答了我的问题，也问了我一些问题。后来他还开起了玩笑，唱起了中国歌曲，谈了他在加拿大留学期间与中国留学生交往的经历。他觉得，中越两国民众心理上的隔阂，有许多来自不了解情况与误解，更多的交往有助于减少与消除隔阂。两国有许多的共同点。南海问题虽然难以一下子解决，但有一些事情是可做的，关键在于有关各方的政治意愿。一个深切的体会是：他在会议上发言不多，但对于学者们谈的许多问题很熟悉，包括学者们可能未必了解的背景。与他的交谈，是我此行的主要收获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