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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续几天的晚上,我都会看一集由指挥家西蒙-拉特尔讲述的二十世纪音乐史,题目为《远离家园》,旨在说明人类文明自进入二十世纪之始,古典音乐便突然发生了奇异的逆转,从而开始远离了传统古典音乐的家园,走上了一条特立独行的路。
以勋伯格为代表,乃是重建一种音乐范式(无调性、十二音序列主义),以此终结(不仅仅是告别)传统正典的音乐范式。
这是现代音乐史上的一次真正的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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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着另外一条路径,呈现出的乃是颇为时尚的人物斯特拉文斯基的音乐作品,如《火鸟》《彼得鲁斯卡》及著名且举世皆惊的《春之祭》。在这三部二十世纪初的芭蕾舞曲中,流溢着的音乐调性亦与传统之音乐大相径庭了,怪异、尖躁、原始而暴烈,充满了骇人的惊天动地的音响,仿若人类重返了原始森林,召唤着被文明世界抑制了的旺盛的蓬勃野性,生命由此而迸发出了惊人的能量——在这里,以往的古典音乐调性之和谐,竟像被一横空而至的天外之物迎头击碎,并将其严谨的音阶之规程拆解得七零八落,由此,必须将散落一地的碎片般之音符予以重构了,从而搭建起一个陌异而骚动的音乐世界。
在这里,斯特拉文斯基竟然粗鲁且强词夺理般地将聆者不由分说地拽入一片荒莽之地,但偶尔,仅仅是偶尔,又会从中如仙乐般地飘过一缕极美极美的旋律,一如《彼德鲁斯卡》,从貌似杂乱而混浊之乐符之中,突然响起了一缕澄澈明净而又透亮的旋律,如同乌云翻滚的天际线上骤然出现的蓝天白云,晴空万里,艳阳高照,抚慰人心,从而又唤醒了我们心中蛰伏着的那一丝轻扬、飘逸而美好的诗情画意。
无论是勋伯格,还是斯特拉文斯基,他们的共同的特征乃是反传统,义无反顾地离经叛道。
史上之古典音乐延续至今,勋伯格及其两位弟子韦伯恩与贝尔格之一脉,已成为了当代音乐界的主流范式,而斯特拉文斯基之血脉,倒不常见音乐人再步其后尘了,这倒像极了他本人之创作,在杀入音乐界以《春之祭》暴得大名之后,他又遽然一个转身,开始进入了所谓的新古典主义,这是他对远离家园的回返吗?虽然名义上像是不喜欢重复自己,想推陈出新,但他却在重复古典之音乐律法。我个人其实并不欣赏他后期回归之作。当然这是后话。于当代音乐界,斯特拉文斯基之早期的反叛音乐,好像也成了必须“清算”的“传统”了。是的,毕竟在他早期的音乐中,如同我之所指出的,一如在《彼得鲁斯卡》中,还多少保留了一星半点与传统音乐的眉来眼去,显得像是藕断丝连,或许,也正是如此,在急于求成且爱赶点时髦的当代音乐人看来,他的音乐革命乃是不彻底的,不像勋伯格那般决绝,毅然决然地与传统一刀两断,誓不两立。
我以为,西蒙-拉特尔在他的系列讲座(共七集)的最后一讲之总结,是耐人寻味的,他认为,20世纪音乐序幕(亦即现代主义运动)是由斯特拉文斯基开启的——而在许多音乐史家看来,这一序幕,其实是由德彪西掀开的。我个人倾向同意西蒙-拉特尔之说,以我的聆听经验,德彪西的音乐中至多只是改变了和声与对位的方式,将印象(与早期印象派绘画异曲同工)纳入到了音乐创作中,主导基调在他的音乐中亦变得模糊朦胧了起来,像笼着一层若隐若现的雾幔,但依然是以古典式的旋律主线作为其主导方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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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前一年,也即1913年,斯特拉文斯基之惊世骇俗之作《春之祭》在巴黎之首演时,引发了赞同与反对之观众的大打出手,演出场面一度失控,反对者坚执认为斯氏之音乐严重亵渎了古典音乐的庄严与神圣,而以怪异的“噪声”予人以粗暴无礼的冒犯,由此这一事件竟成为了20世纪音乐史上的一段脍炙人口的传奇,或曰经典案例——从此,古典音乐赋予人之"形象"被彻底地改变了,它由此而大踏步地进入了一个过去从未有过的历史阶段。
但犹如西蒙-拉特尔在《远离家园》中所总结的,斯特拉文斯基并没有完全摒弃古典音乐的调性传统,却隐约地昭示或透露出了一个崭新的音乐未来。相反,勋伯格之流则彻底切断了与传统音乐的血脉——我以为勋伯格之创举,同时也在预示着未来音乐发展的两个不同的方向,亦即,他既发明和开创了一种从未有过的音乐创作的技法,提供了开拓未来的多种可能性,与此同时也在开启音乐的"自杀",一如打开了潘多拉的魔盒。
这一迹象于今日,变得越来越明显了,只是钟情于赶时髦、亮姿势的一彪音乐中人不知反思与追问,以致迷途忘返。这种情境,像极了我们今日所见证的当代观念艺术的乱象。
西蒙-拉特尔最后激赏了两位当代作曲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