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晨起床第一个动作就是拿起枕边的眼镜，作为高度近视者，这是我数十年的习惯。然而我几乎从未想过，架在鼻梁上的眼镜有何故事可言。这也难怪，我也是不自觉的“习惯信徒”，总以为一个事物已经出现，那么它就注定要出现，一个事件既然发生，那么它就必然会发生。这种把偶然当必然的“后见之明”，虽说是安慰自己的幻觉，但也赋予行为以连贯性与统一性。要知道，没有这样的统一性和连贯性，每个人的生活都是难以维系的。

想到眼镜，必从玻璃谈起。我记得科学家马克·米奥多尼克（Mark Miodownik）写过，最早的玻璃是大自然的造物。当闪电击中沙漠，会产生超过10000℃的高温，沙子熔化，复又冷却，就会形成玻璃。由于沙子受热不均，兼有大量杂质，故而这类玻璃外表粗糙，色如焦炭。但利比亚的白色沙漠全是纯粹的石英，那里的玻璃晶莹剔透，估计产生于陨石撞击的极高温度，其材质跟现在的人造玻璃并无二致。考古发现，埃及法老就用2600万年前的这种沙漠玻璃制造他们的皇室图腾圣甲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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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块人造玻璃出自谁手？无从考证。由于熔化沙子需要超过1200℃的高温，而普通的火焰至多800℃左右，因此可以想见，玻璃受制于燃料和熔炉等重要条件。也就是说，它的年代不可能像陶器那么久远。后者的历史有29000年之久，而据估计，玻璃的起源最早也就是公元前8000年。因为那时候的陶器开始上釉，而所谓“釉”，即覆盖于陶瓷表面的玻璃质薄层。

古罗马人在制造工艺上有非常大的突破。他们懂得用泡碱（碳酸钠）做助熔剂，降低沙子熔化所需温度的同时也降低了制造成本，从而把大量玻璃制品销往世界各地。他们甚至发明了吹制技术，能够制作精致而透明的玻璃酒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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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玻璃的世界》一书中，这段历史是作者探讨的真正起点。因为在历史学家艾伦·麦克法兰（Alan Macfarlane）和格里·马丁（Cerry Martin）看来，谁发明了玻璃无关紧要，关键要看这门技术的使用对人类生活带来的影响。他们说得对，如果火药现在仍然只是爆竹的填充物，指南针的用途依旧局限于看风水，那么这些东西的发明就没多少称道的价值。

两位学者指出，玻璃的发明或许出自偶然，却是塑造现代世界必不可少的条件。事实上如果没有玻璃，人类对世界的理解不会达到今日的水平——有人列举了塑造现代社会的20项伟大的科学实验，其中16项离开了玻璃就难以完成。想想看，没有试管、温度计、显微镜、载玻片、虹吸管和三角瓶等玻璃仪器，还能做些什么实验？

20项科学实验里没有中国人的身影，不得不说，这跟忽视玻璃的价值有直接的关联。其实，玻璃技术传入中国不算晚，在春秋战国时期的贵族墓葬中，不时发现烧制而成的玻璃饰品。在此之后的中国，玻璃也不曾缺席。然而大多数学者都承认，中国人从来没有重视过玻璃这种材料。米奥多尼克是这么说的：“在罗马帝国瓦解以后，中国人的材料技术发展足足领先西方1000年。他们在纸、木材、陶瓷和金属的发展上都是专家，却独独忽略了玻璃。”有人认为，是陶瓷这类工艺产品“竞争性的垄断”了中国人的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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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玻璃技术，就没有科学革命，这一点，应该作为一个重要的数据，纳入天问式的李约瑟难题。然而，一种制造技术或工艺产品可能部分地改变我们的认知，要撼动整个思维模式或知识传统却非常困难。《玻璃的世界》做过中日文化的比较。作者发现，康乾时代，王公贵胄曾被耶稣会士献上的玻璃制品吸引，但自始至终，中国人都没有探究玻璃技术的兴趣。差不多同时代的日本人却对此燃起极大的热情，把玻璃运用到了日常生活的各个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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