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多年前，日本唯美大家谷崎润一郎写《阴翳礼赞》一文。说日本阴翳文化是为了遮隐东洋发达的黄色肌肤。谷崎近乎病态地赞美西洋人白色肌肤，丑化东洋人黄色肌肤。作为论述日本文化的这篇近代名作，竟是在从心里赞美西洋，蔑视东洋的基调上成立的。对此，谷崎宣称，就像木头能接上竹子一样，东洋文明必须接上西洋文明。他成了全体日本人屈辱感的代言人。因此他也成了国民文豪。

谷崎烦恼于和式和洋式之间。西洋的水洗便器便利卫生，但光白陶器泛着冰冷和坚硬的寒气。这样的触感日本人是不习惯的。更为可怕的是自己的排泄物在光亮中被一览无遗，更是令人恶心。而日本传统的和式厕所则用土壁和木板间隔，在暗黑中，建构了一个静谧的冥想空间。上厕之人，会有一种心灵的安逸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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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崎润一郎

但是现在这种东洋式的暗黑则让位给了西洋式的明亮，这令谷崎担忧。一边爱用白色陶器的水洗便器，一边不能抑制对和式厕所的怀念；一边赞美西洋女子的白色肌肤，一边以黄色肌肤的松子夫人为最爱。对西洋的憧憬和对日本的乡愁，着实困扰着谷崎润一郎。这就令人想起日本近代化的三代人物，他们也有着同样的心路历程。

日本近代化第一代人物——

西乡隆盛1827年（文政十年）生。大久保利通1830年（文政十三年）生。福泽谕吉1834年（天保五年）生，大隈重信1838年（天保九年）生。当历史的时钟指向明治元年（1868年）的时候，西乡42岁，大久保39岁，福泽35岁，大隈31岁。第一代人对西洋文明全盘接受，对东洋小岛的土着文化没有太大的感觉。因此也就没有选择的痛苦和乡愁的困扰。多少年后的谷崎润一郎式的憧憬与乡愁，对他们来说近乎天方夜谭。

日本近代化第二代人物——

坪内逍遥1859年（安政六年）生。森鸥外1862年（文久二年）生。当历史的时钟指向明治元年的时候，坪内是10岁。森是7岁。夏目漱石，尾崎红叶，幸田露伴和正冈子规，他们都是1867年（庆应三年）生，第二年的明治元年刚满周岁。第二代知识人迎来了明治的青春时代。这代人懂外语，留过学（如森鸥外和夏目漱石，明治政府出资去欧洲留学。）。面对日本西洋化的浪潮，他们有自己的思考，有自己的疑问。

日本近代化的第三代人——

他们都是明治时代出生的人。永井荷风1879年（明治十二年）生。谷崎润一郎1886年（明治十九年）生。荷风的父亲是文部省和内务省的官僚，也是日本邮船的大官。也就是说，他的父亲是日本近代化推进人之一。但荷风激烈地反抗父亲，在东京躲进文学的世界里，封闭在江户的色欲残香里。谷崎虽然没有像荷风那样的反骨，但他在快乐的享用西洋文明的同时，对日本古来的风土抱有乡愁，却是不争的事实。

三代人的心路历程，指向的是同一个问题：何以为东洋？何以为西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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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木田独步

1871年出生的国木田独步，在甲午战争的时候是一位从军记者。战后为了寻求“震惊”的刺激，跑到北海道寻找“新世界”的永住之地。一踏上这块土地，他就叹息：何处是社会？人类可以自豪传颂的历史又在哪里？其实，历史就在他的脚下。他只是不知情，或者假装不知。北海道的空知，历史上是阿伊奴族居住之地。明治维新后，政府开拓北海道。当然并非单纯的“原野”开拓，其中包括了对原住民阿伊奴族的杀戮与同化。

有日本学者将这视为“日本帝国主义”的第一步。问题是国木耐不住荒凉与寂寞，不久便又回到了东京。这回来到了当时还什么都不是的武藏野，却无意中发现了灌木丛“风景”。1898年发表日本文学史上的不朽名作《武藏野》。他的笔触这样伸展着：“满以为走那条路可以遇见希望见面的人，可又偏偏不相逢；满以为走这条路可以避开不希望见面的人，可又偏偏会在树林的转角处碰见。”

可见，国木的日本“风景”发现，乃是对无视外界存在一味强调内面优越的一个自立。为什么一定是西洋呢？东洋的风景存在难道就不可思议？他想对日本人意识层中的“鄙视存在”这个意识作个颠倒。这就如同1847年出生的自由民权运动理论家中江兆民，一直用文言体写作，然而他又能将卢梭的《契约论》翻译成汉文。这表明他在面对西洋的时候，也有一个如何自立的问题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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