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林墙倒塌后，正在柏林访问的赫希曼（Albert Otto Hirschman）接受了一次手术。刚从麻醉中苏醒，他就跟人开起了玩笑。他问医生：“香蕉为什么是弯的？”医生耸耸肩，不知道如何回答。他自己给出了答案：“因为没人去丛林里干涉它，把它掰直。”

笑话太冷，没几个人能懂。至于香蕉的意蕴，估计赫希曼本人也未曾细想。那个“香蕉共和国”已经离他越来越远了。自从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退休，他就再没去过哥伦比亚，尽管那里是他为发展经济学奠定基础的地方。

正是因为哥伦比亚，香蕉才成为赫希曼喜欢的一个隐喻。1952年，时任哥伦比亚政府经济顾问的赫希曼被一个漫画家朋友画到了香蕉树上。画面上赫希曼坐在蕉叶上，只穿了一条短裤，光着上身，翘着二郎腿，严肃地盯着手上拿着的生产计划。计划中画着一只大香蕉，细还有细密的数字表格。在树下，他的妻子和两个女儿正在收摘果实，背景是地球的半个圆弧。赫希曼把这幅漫画做成了圣诞贺卡，寄赠给世界各地的朋友。贺卡的下方有手写的标题：“香蕉是很好的食物。今天我们吃它，明天我们来计划。”

这当然是一种精妙的反讽，只有那些熟悉赫希曼风格的朋友才能领略得到。如果说香蕉意味着复杂对简化的嘲弄，那么从某种意义上讲，赫希曼的人生也是如此。毕其一生，他都在揭示“计划”的荒诞与失真。同时他呼吁人们正视真实世界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并从中提炼行动者所需的希望，以此来质疑和对抗妨碍进步的那些僵化的观念——无论它们是保守主义、理性主义、目的论还是别的什么宏大观念。他甚至创造了一个术语“可能主义”（possibilism）来形容自己倡导的这种积极的态度，一如克尔凯郭尔（S.Kierkegaard）所言，“快乐可能会令人失望，但是可能性永远不会”。

赫希曼之所以新创“可能主义”一词，也是要跟天真浪漫的进步主义划清界限。在他看来，一个可能主义者（possibilst）或许在行动上会具有堂吉诃德的某些气质，但他的思维方式更偏向于哈姆雷特。更进一步讲，可能主义者是对赫希曼自身的刻画，也是对某一类行动者的定义。这样的人，应该保持对真实世界的高度敏感，有着强烈的务实精神，却从不把确定性当作思考和行动的先决条件。历史学家杰里米·阿德尔曼（Jeremy Adelman）准确地抓住了可能主义者的精神内核，他将赫希曼的传记题为《入世哲学家——阿尔伯特·赫希曼的奥德赛之旅》，说明了这一点。

赫希曼的奥德赛之旅实在太丰富，太传奇。他1915年出生于德国柏林的一个犹太中产家庭。青年时期投身战场，成为首批参加西班牙内战的国际战士。二战期间，他先是法国军队的士兵，后来从事地下活动，营救过夏加尔、杜尚、阿伦特、本雅明、亨利希·曼、布勒东、林飞龙等一大批名人。为躲避追捕他逃亡美国，之后又再度从军，打回欧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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