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师不可模仿，能够模仿的最多是大匠。就说鲍勃·迪伦，那是大师无疑，一种风格的开创者和唯一的诠释者，让有心发扬（模仿）的人灰心绝念；但是，莱昂纳德·科恩却是可以模仿的，运气好的话甚至还能复制，而科恩，似乎还没有到让所有追赶者都无法望其项背的地步。

这并没有贬低的意思。鲍勃·迪伦20岁出头就名声鹊起了，而科恩在将近30岁时仍然是个默默无闻的文学新手，之后才开始接受迪伦的影响，探索写歌词的路子。迪伦的歌像盛在缸里的水，自成一格，而在任何地方一放，都能模糊地映照周围的环境；科恩的歌则像一座座山，保留着自古以来就被高等文化所推崇的庄肃感，经常好几年磨一首，奔着“金曲”的方向而去，一首歌里的每一种配器都好像是在招呼某种不朽的东西加入进来。所以科恩需要舞台，需要“规格”；迪伦凭天才，科恩凭多年的摸索，他的成功来自端正、精细的追求，是“功到自然成”。

黑礼帽挡着一副因为总在思考、回忆所以睁不睁开无所谓的眼睛，使得他的三十岁看起来六十岁没多大差异，他总是显得很平静，胃口不错，可以消化别人和自己心里的所有郁结，1973年他到以色列“劳军”时，没有人觉得这个生在蒙特利尔、久居希腊的犹太人，在面貌气质上与自己有何明显不同。他的声音是撩人的，握麦克风的样子仿佛雕塑一般，自然而沉稳，有一种自我约束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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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言行中常有些细节暴露出自己犹太人式的头脑，比如他说过，他“渴望在‘加拿大文学’真的有这么一回事之前改变它的面貌。”一次受访，访问者问他，他“关切”的是什么，科恩说：“我很烦恼，我早晨起来，真正想搞清楚的是我是否处在一个荣耀的状态。我去审视自己，如果发现不是，我就回去睡觉。”与其说是回答，不如说是提问，反映了一种以模糊、荒诞和诡语为智慧的习惯：为什么一个人醒来时要处在“荣耀状态”才是好的？什么又是“荣耀状态”？科恩笑而不语；你得跟着他的音乐去到一种有神状态之下，

他也是一个跟潮流互相拧巴的人物——追随潮流的成功率太低，而模仿大师的结果很可能是连大匠都做不了。1934年生人，到了喧哗的六十年代要做垮掉派已嫌太老，要做个民谣歌唱家，又觉得过于年轻。六十年代末，他曾经去纽约领受鲍勃·迪伦的“圣光”。那个年代过来的音乐人多少都跟摇滚沾点边，可科恩从来就不是一个摇滚乐手，后二十年里，不管是进步摇滚还是垃圾摇滚都没有他的染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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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文化里科恩是个异数，清高的欧洲人更喜欢他，接受他；美国人出点什么就进入流行的轨道，科恩的流行必须出于不一样的追求，就像《哈利路亚》里唱的“I’ve heard there was a secret chord that David played, and it pleased the Lord.”（我听说大卫王写过一支秘曲取悦上帝）——科恩的意愿，差不多可以说，也是只写自己的“秘曲”。

这秘曲不是唱给上帝听的。他的能力在于吸取身边不为人注意的美与悲伤，将它们呈现为令人信服的真实。他就是自己歌里唱的“那个写圣经的小犹太人”，表示他与神的关系并不是沉重得如同那些忧心忡忡的圣经先知，他没有那么重的包袱，如果说他也是先知（基本上流行音乐的大师巨匠都有先知属性），那不表示他能预见一个悲催的未来——墙倒屋塌，车毁人亡，天火降落，洪水肆虐——而是说他能发现生活之隐蔽的一面。他的上帝是个“微物之神”。

因为悲伤无所不在，正如上帝一样“自有永有”。在诗人里面，最接近科恩的精神的，是他15岁时就发现的费德里科·加西亚·洛尔卡，西班牙人写悲伤的、谣曲风味的调子，在科恩的理解中，这是“内心之歌”、“灵魂曲”的代表，穿透人的理性自我抵达其灵魂。这些概念说起来也就是那么回事，看词句有时也不觉得新鲜，1992年的《The Future》里唱的“Love’s the only engine of survival”——谁没说过几句类似的话？可是谁又能否认科恩演绎的版本独一无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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