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巩义永昌陵埋葬着宋朝的开国之君赵匡胤，这一陵墓在北宋末年便被盗掘，大量随葬品流落民间，其中有一件书法受到了文人墨客们的推崇，声望甚至盖过了《淳化阁帖》《大观帖》。南宋施宿将此作进行了精心修复和装裱，由于这一系列工作是在“澄清堂”内完成，此作便得名《澄清堂帖》。

这件作品大有来头，南唐后主李煜在位时期命手下搜集王羲之真迹，总共找到了100多件，经过他亲自鉴定并挑选，选出了水平最高、最无争议的60件，合成了一部丛帖，初名“右军墨迹合札”。

赵匡胤灭南唐后，尽收其宫内珍宝，这件书法也被送到了汴梁。宋太祖深爱此作，又命宫廷书家进行摹刻上石并拓印。后来，原作毁于大火，只留了初拓本。宫人根据这件初拓本继续复制，而原作则成了赵的随葬品。

宋太宗在位时期编修的《淳化阁帖》，第六、七、八三卷为王羲之书，正是根据《澄清堂帖》来编的，因此，也有学者将它称为“阁帖之母本”。南宋以后，《澄清堂帖》递藏有序，先后藏于贾似道、宋濂、解缙、王世贞、项元汴、孙承泽、翁方纲、张伯英、何绍基、潘奕隽等处。上世纪70年代被利荣森捐赠给了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位列“北山十宝”之首。

不论是选帖之精、摹刻工艺之超群还是字口之清晰、细节之完整，《澄清堂帖》不仅远胜于《淳化阁帖》《三希堂帖》等官修丛帖，也是《绛帖》《汝帖》《郁冈斋帖》等所不及的，何绍基盛赞：“于淳化、大观、绛、潭、太清楼诸拓为远胜也。”

《澄清堂帖》收录的王羲之书法包含行书、行草、大草等书体，极为罕见，是我们直入魏晋，学习地道正宗“二王”笔法的一条捷径，所以王文治点评：“右军草书一册，当是淳化阁所摹，毫芒飞动，使转纵横，晋人神韵，赖此以传。《大观》虽工致过之，精气弗及也。此种宋刻宋拓之右军书，真世间稀有之宝！”

《澄清堂帖》总计82页，每页纵26.5厘米、横13.4厘米，展开长度超过10米，洋洋洒洒数百行、2000余字，卷前卷后还有吴昌硕、孙承泽、翁方纲等人题签、跋文。相比《淳化阁帖》，《澄清堂》细节纤毫毕现，起收笔、调锋、绞转、虚连等痕迹自然，结字也更具动势，没有沾染上任何的“枣木气”。

米芾曾说：“草书若不入晋人格，辄徒成下品”，《澄清堂帖》堪为学习晋人行书、草书的一本“大百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