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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12-02 14:48: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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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认知越高，越不好说话
原创 无相楼 无相楼
好不好说话，实际上是边界问题。
而边界问题，本质是个体对处境的认知问题。对处境的认知维度越高，越能在处境中建构起高质量的边界模型。
而边界模型，最终指向的是基于关系表征之下的利害模型。即，凡是有边界的地方，就必定有利害的博弈。
因此，所谓的对处境的认知，不过是对处境中可能的利害博弈作出尽可能精准的计算。只有对可能的博弈点作出尽可能精准的计算，才能为关系划拉出尽可能良性的边界。
也就是说，关系边界，都是建立在相对稳定的利害博弈结构之上的。彼此没有利害博弈，就不可能构成关系。利害博弈无法进入稳定结构，也就无法进入稳定的良性关系之中。
于是，能够建构起有效的利害边界模型的个体，往往都是不怎么好说话的。
01
建构有效的利害边界模型，往往需要完成两步。
第一步：形成对处境框架的基本视野，即能觉察和把握具体处境的存在。
一如所谓的入局，总得知道局在哪里，局的内涵和外延式是什么，因此，觉察处境，是对自身处境的最初感官。
而把握处境，即看到了谁在这个处境中，谁在主导处境，处境的核心利害是什么，自己在处境中的位置又是什么等。也就是说，要基本建构起处境的要素框架，能够对要素有一个基本的定位。
如果在这一步，个体不能尽可能的了然，那么，就与具体的博弈无关了。说到底，该个体不过是个深陷其中的局外人罢了，因此，无边界可言，也只能为人所鱼肉了。
第二步：是探知处境的运行法则，即该种处境的宏观语境和微观语境是什么，不同位置个体的权利和义务是什么，自身对运行法则的践行路径又是什么等。
所谓运行法则，既包括桌面上那套成系统的秩序结构，也包括桌面下那套不成文的约定俗成。这两套秩序，实际上就构成了个体的宏观语境。而微观语境，则主要体现在具体的利害冲突与冲突手段之中。
对这一步的了然程度越高，认知维度越高，那么，个体建构处境利害模型的效用就越高，于是，在面对各种形式的利害博弈的时候，就越能以有效的利害边界为底层支撑，去维护边界，争取边界。
02
基于此，越好说话的个体，本质就越是缺乏建构利害模型的个体。
评价一个人好说话，仍然是一种道德绑架手段，是在“好说话”与“好人”之间建构了一种变形的关联。
好说话，意味着能够从对方身上达成自己的诉求。因为自己的诉求达成了，于是，对他而言那个好说话的人，就是好人。
这个逻辑的变形点在于：评价他者好说话，、好人的人，是从自身利益达成的角度所作出的。而换成好说话的那个人身上，则是自己为他者提供了便利。
于是，这个逻辑的可怕之处就在于：如果不好说话，那么，在那个诉求未达成的个体而言，他就是坏人。而这种所谓的坏人评价，是可以被变相传播的。
所谓道德绑架，其达成绑架的核心点，就在于不好说话的个体，一定会让很多得寸进尺者占不到便宜，于是，就会有越来越多的个体去变相传播该个体的“坏”。
因此，道德绑架作为一种利害博弈手段，本质仍然是在突破他者的边界，并且，一旦他者不退让，不妥协，那么，这个他者就会陷入到道德绑架者精心设计的“坏人”逻辑中。
而那些被“好说话”的个体，其实就两种：
一种是本身对处境缺乏观照能力，不能有效建构起利害模型，因此，也就无法拥有稳定的边界模型。这类个体，只要稍微给点诱饵，或者引入一些迎合或恐惧机制，就能迅速被拿捏。
另一种，则是深陷道德绑架者。这类个体，本质是在道德和利害之间，选择了向道德这种利害妥协。说到底，仍然是认知局限所致。
03
于是，当某个个体被评价为“好说话”的时候，那么，一定是他对谁做出了让步。
而当很多人都在说他“好说话”的时候，那么，一定是他要么是利害边界模型建构的匮乏者，要么是以后退的利害边界，去换取了所谓的道德美名。
只是，这种道德美名，一种是基于绑架，另一种则是基于成本-收益计算而做出的选择，即赢得这种所谓的道德美名的收益，要大于其为这种道德美名所要付出的成本。而边界，就是个体成本的最集中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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