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陈远 吾庐道场 

打开百度于右任的词条，加诸于他身上的头衔是中国近现代教育家，书法家、诗人。这个内容不能说错，但起码是不完整的。

在近现代史上，如果要给于右任的身份定位，我觉得他的第一身份应该是政治家。他1906年就加入同盟会，是老牌同盟会会员，民国建立后，他又先后出任南京临时政府交通部次长、靖国军总司令、国民党一届中执委、国民军联军驻陕总司令，后来则长期任国民政府监察院院长，在被迫赴台的前一年，他还作为副总统候选人参与了竞选。这样的资历，放眼整个近现代史，遑不多见。如果于右任的第一身份不是政治家，我先不出来还有多少人能担得起这样的称号。

于右任的第二身份，则应该是报人，他所创办的民呼日报、民吁日报，民立日报，高举反清大旗，呼吁自由民主，在晚清暗黑的政治环境下，封了再建，建了又封，尽管存在的时间都不算太长，但是要写近现代报业史，这三份报纸以及创办人于右任是无论如何也绕不过去的。他以骚心为笔名发表的大量文章，每篇都在当时引起巨大反响，被誉为“先生一支笔，胜过十万毛瑟枪”“中国最伟大的记者”。顺便说一句，后来创办了《大公报》的张季鸾，就曾经供职于民立报。

他的第三身份，则应该是诗人。1904年，25岁的于右任因为刊印自己的诗集，其中有诗说：“女权滥用千秋戒，香粉不应再误人。”影射慈禧太后。被地方官吏层层上报，最终遭到清廷通缉。在晚年，他以一首《望故乡》寄血泪于山河，上至公卿贵胄，下至贩夫走卒，无不感动，流传数代而不衰，说是千古绝唱，也并不为过。在诗的理念上，他也有自己鲜明的主张，主张“韵不可废，体不可拘”。他说：“诗的体裁，必须解放，伟大的天才、伟大的思想，决非格律所能限制的。即以李杜而论，我觉得，他们伟大的成就，是他们的长歌，他们的新乐府。他们的崇高地位，不是作风美备，而是对前代诗风的革命精神，而是由于这种革命精神所产生的领导作用，假使他们不在这条路上发展，而仍是走前代的道路，他们也不过清新如庾开府、俊逸如鲍参军而已！近人作诗，动言效法李杜，我认为真的效法，应当效法他们的这种革命精神。无论如何，我们应当拿诗的格律来适应我们的思想，不可拿我们的思想来适应诗的格律，犹之我们当因脚的大小来做鞋，不应当因鞋垢大小来削脚。”这样的主张，至今也不过时，依然振聋发聩。

其四才是书法家。早年的于右任学书的过程是一个不自觉的过程，在那一时期，他主宗二王和怀素，之后才转向了碑版和摩崖石刻，尤其深受石门铭的影响，最终形成了自家的面貌。他以碑入草，苍茫与天真兼有，雄浑与灵动齐备。在看似不经意之间，其结构和布局却能做到欹正相生，错落和谐。整体看便生出了高古遒浑和大气磅礴的效果。成为清代碑学运动以来集大成的书家，被誉为一代草圣。在他之前的碑学大师，赵之谦也好，康有为也好，在融合碑帖时，都不免又生硬牵强之处，其他如张裕钊则不免刚狠刻板，李瑞清则不免造作，只有到了于右任，才真正做到了一片自然气象。但，要谈论于右任的书法，不能单单从他的书法谈起，必须结合他以上的人生经历，正是因为他独特的人生经历和对世事的体味，才有了于右任的风格和面貌。脱离了人生经历而谈论于右任的书法，无异于缘木求鱼，不能得其精髓。于右任的书作存世极多，真伪混杂，即便是真品，其中也有不少是应酬之作，不过，在我看来，只要是真作，于右任的应酬之作也是极为可观的。不过，于右任并非没有缺陷，他创制并提倡标准草书，在我看来就并非明智之举。书法不应该标准化，更何况是草书？！书法史之所以能有发展，恰恰是代有新人，标准草书因为违反了这一规律，所以尽管有于右任这样的天纵之才和极高的威望，最终也只能是以失败告终。

最后简单说一下于右任教育家的身份，在我看来，这一身份，多是就于右任的事功而言，和民国众多的教育家相比，于右任的教育思想和主张并不突出，所以我对于教育家于右任的评价是七个字：有地位而无影响。不过，这是另外一个话题，在此就不过多展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