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不轻易对我儿子的未来妄下断言。我沉浸在一个解密的过程中，这件事让我满怀喜悦和好奇。在这个过程中，我渐渐明白我的理想不是给予什么，而是发现什么。我聪明的选择不是要求什么，而是理解什么。）

文：雪松

我最早发现我儿子的主观能动性是在最普通不过的事情上，就是他喜欢的事情，他能做得很好，比如他喜欢绘画，他可以不厌其烦地画一辆玩具汽车，直到他自己满意为止。而他不喜欢的事情，在我的威逼利诱下，也可能做得一塌糊涂，比如弹钢琴，每每敷衍了事，痛苦之状难以言表。

从这件事上我得出的结论是，我们的意志在孩子的主观能动性面前，势必败下阵来。我们的理想如果不是基于对孩子的认识和理解，那必定永远停留在我们的设计水平上，和孩子毫无干系。

我因此而终于理解了社会所赋予人的那些最概括、最笼统、最抽象的目标。因为基于人和人的实在不同，一个社会的目标的确无法表述得十分精确。我因此而更相信一个家庭或一个母亲理想的必要性。

它既是对社会的责任也是对家庭的责任。正是基于这种责任，我才更不希望我们的理想仅仅具体在“比尔·盖茨”这个“高大全”形象上。我能想象到若干年后，我们中国十分之一的人口都成为“盖茨”式的英雄，何其美妙。但我不能想象要走过怎样的一片荆棘，我们才能到达彼岸。我能看到的只是笼罩在这个不切实际的理想之下令人心惊胆战的教育现状。

 伴随儿子成长的经历，我终于发现我们的教育理想要具体，但不是具体在树立榜样上，而是具体在我们眼前的这个孩子身上。只有充分地认识和理解了眼前这个孩子，我们才有能力帮助他确立人生的方向。那个方向即便有悖于我们的初衷，也要有勇气接受。所以，我终于敢说，我们的教育理想时刻不能脱离我们孩子这个客观的存在。我们因此要敢于承认“基因”的力量。

今天看来，承认遗传的作用，是科学的态度。“基因”最致命的力量是它的前提性。没有这个前提，谈何教育?从这一层意思来说，教育只是一个解读“基因”的深奥过程。我们的理想是在这个解读过程中逐渐确立起来的。

基于这一点，我从不轻易对我儿子的未来妄下断言。我沉浸在一个解密的过程中，这件事让我满怀喜悦和好奇。

在这个过程中，我渐渐明白我的理想不是给予什么，而是发现什么。我聪明的选择不是要求什么，而是理解什么。

当一个母亲满怀向往地对我说，他对儿子的期待是“比尔·盖茨”时，这让我好一阵心惊肉跳。我不知道还有多少母亲怀揣如此宏伟梦想，我只知道我连想都不敢想。我敢想的只是从我的渴望中明白儿子的渴望，从我自己成长的恐惧中理解孩子的恐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