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谈广州话（6）

广州话的现在与未来

冼启明

自古中原多战事，岭南偏安，历代都有移民至此。广州背岭临海，既有内陆文明，又有海洋文明。移民带来了中原文化，海贸使这里成了千年热闹的商都。近代，从鸦片战争三元里抗英，到洪秀全反清起义；从康有为变法，到孙中山革命；从黄埔军校，到北伐战争。广州这座历史名城，英雄辈出，有许多可歌可泣的动人故事。

广州可以说是近代中国革命运动的策源地。由于有特殊的人文背景和地理条件，鸦片战争后有很多广府人出海外谋生和求学，当中的精英人士见识到世界潮流，积累了财富，有的回来搞社会变革，有的回来想实业救国。不论何种方式，他们图的是让祖国变富变强。因而广州在清末民初云集各类先锋性人才，致使广州在一个多世纪里，政治、经济、文化都出色的表现。广州是国民革命的起点，又曾被誉为模范城市、首善之都等 。即便解放后，反对地方主义之前，广州多个领域的优秀业绩，也常被《人民日报》称作“排头兵”。

广州人讲说话有自身一套语言系统，世称粤语。粤语与现代的普通话有很大的不同，故广府民系以外的人，一般都听不懂粤语，所谓南北两重天！

普通话流行全国，现在的广府人大部分都能听、能说这种通用语言。广州是全国公共交通最早实行双语甚至三语广播的城市，一些外地人来广州工作或学习，与广州人朝夕相处，不但不入乡随俗，还居高临下地讥笑粤语老土，让老广们觉得他“难相与”。广府人从不会因为自己讲粤语而感到自卑，广府人自有广府人的底气。当普通话基本定型时，粤语也走向成熟。不过最初的普通话是当时晚清的官话，粤语却是广东革命党的通用语言。在广州本地有这样一个民间传说：民国成立伊始，在民国的首届国会上开始的议题就是讨论用什么语言作为国语，当时的国会包括孙中山先生在内有半数的议员是广东人，所以有人提出以粤语作为国语，当然也有人提出以普通话作为国语。而首届国会的议员们通过投票的结果刚好一半对一半，这个时候，作为广东人的孙中山先生的最后一票尤为关键，不过，出乎人们所料，孙中山从全局利益考虑还是投了普通话一票，最后以北京话作为基本语的普通话以一票之差成为国语，并一直沿用至今。

全国各地的方言，大多与普通话的语音系统相近，普通话成为通用语是大势所趋，有其必然的合理性。广府人也毫不犹豫地接受这个现实，并保持着使用双语的习惯。同外地人交谈用普通话，同本土人聊天用粤语；开大会用普通话，私人聚会讲粤语。粤语在广府民系中一代传一代，自有了粤语的电台、电视台，广府人讲的粤语越来越与广州话相一致。

曾有一个时期，许多内地人偷渡到香港因不懂粤语，感到在此难以生存，再转到美国发现：“要学英语，还不如先学粤语更有用”。可见粤语在海外有很大的群体，唐人街区的第一语言是粤语，不识粤语就不接地气，而外国人对粤语的熟悉程度又远比普通话高。

香港与广州历来“同声同气”，他们也认同广州西关语音是标准的粤语。1949年之后，香港与内地直接的文化沟通完全中断，解放前大量原居住在上海、江浙一带的有钱人举家南迁香港，外地口音到来，使得香港的粤语发音偏离原位。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的内地“逃港潮”，又有很多潮州等非广府区域的人进入香港，香港的粤语就被冲击。这种情况下，香港方面搞了个“粤语正音运动”，试图采用专家的意见，改变普遍存在不发鼻音的“粤语懒音”现象。例如将“恒生银行”读成“痕身银行”，将“朋友”读成“贫友”等。

事有好转，之后又有反复。七十年代，香港劳工短缺，向大陆提出引进一批广州的中年妇女赴港做家佣。由于当时大陆尚未改革开放，拒绝了港方要求。不得已，香港只好向菲律宾、印尼、泰国引入大量的菲佣、印佣、泰佣。本意让孩子跟着广州的阿姨学得一口清纯的粤语，但结果香港的小孩受菲律宾语、印尼语、泰国语的口音影响，粤语语音讲得更不标准。好在始终有一班香港人为粤语的纯正性做工作，使香港的粤语一步一步走上正轨，成为旅居国外广府人的典范。随着香港经济的腾飞，语言的强势是有强大经济实力作背景的。近三十年海内地很多人接触到粤语流行文化，都是从关注香港传媒开始的，如听粤语歌、看粤语电影、电视剧。粤语文化之所以风靡全国，也同改革开放以来广东的GDP分不开的。

但是，广府粤语到今时今日亦隐伏着巨大的危机，为什么这样说呢？首先是独特的粤语与民族共同语普通话差别巨大，有一道难以逾越的鸿沟。广东是改革开放前沿，虽有很多人来这里求职或创业，但广州话难学，本地人只能用普通话与他们交流，由于外来的人数太多，对粤语造成严重的冲击。像深圳这个广府地头就完全失陷，外地人比本地人还多，珠海、东莞也有类似现象。即便粤语的大本营广州，外地人的占比亦不少，广州人出门办事、上班、做生意等都早已习以为常使用双语了。其次，是有的人推广普通话用力过猛，抑制了粤语的生存空间。学校本已实行普通话教育，有的学校居然阻止广府学生私下的粤语交流。还有，开有关粤剧的研讨会，听不懂粤语的领导，竟然要求发言的人讲普通话。一些研究广府文化的机构，可笑的是当中有一大半专家不懂广府文化最核心的东西——粤语。更甚的是，曾有高层领导提出，取消粤语在电台、电视的广播，迫使世代在广州土生土长的人士聚集抗议，发起“撑粤语运动”。

上述种种都是不争的事实，虽然广东省政府早在2016年就下发过保护粤语的相关文件，但真正保护粤语，还是要靠有觉识的广府民众和“撑粤语”的广府民间团体。

广府民系的首府广州，有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和时代机遇，这里的人有着不同于内地人的历史经验。比如商贸传统、与其他文明交流碰撞的经历，以及汉越融合的文化底色，而形成地方性的自我认知。以致广府人比其他地方的中国人更爱中国，与此同时，他们的脑里存放着古时迁移南越的历史记忆，故深爱着这片故土。这便是广府人的情怀，亦是广府人的特色。

国家的通用语是普通话，我们每个人都应学好普通话，这并不意味着要放弃方言。方言往往是不同地域民众的母语，母语是乡土之语，乡土之语是我们自己所在民系文明的根。不忘本的话，我们每个人亦须保护自己的母语，保护自己的母语，是对自己祖宗、对自己家乡文化的认同。广府人的家庭，屋里都会摆放一块红色底的“祖先牌位”并定期给祖先上香的。广府人“宁丢祖宗田，莫丢祖宗言”的观念远比内地强，正因如此，粤语成了保留古汉语最好的现代汉语！

笔者有个舅父，建国初五十年代接受国家的安排，支援边疆建设，由广州南华汽车学校调到云南西双版纳一间汽车修配厂任工程师。到外地工作除简单的行李外，还带上一部唱机和八十多张广东音乐、粤曲唱片。一去几十年至终老，时时记念着家乡，经常写信与广州的兄弟姐妹联系。家里的日用品，一定要买广州出产的。妗母在厨，煮广州的菜式。舅父在家，规定儿女要讲广州话。以使我那几位表哥、表姐不但会讲云南话、普通话，还有一口标准的粤音。

不少侨居海外的粤人，在异域仍保存自己家乡风俗，去到那，将广府文化带到那。现今粤语除了是香港、澳门的官方语言外，也是美国、加拿大的第三大语言，澳洲的第四大语言，粤语在海外的地位明显高于普通话。

粤语的强势，举世公认；粤语被制约，有逐渐萎缩倾向亦不用置疑。中年以上的广府人，对粤语不离不弃，少年儿童方面就有问题了。父母上班，在紧张工作节奏中抽不出多少时间陪小孩，小孩在托儿所、在学校全是普通话的教育，小孩渐渐不太会讲粤语。有的家长过分溺爱小孩，在家也陪着小孩讲普通话，使小孩对粤语愈来愈生蔬。这是危险的信号，若普遍的广府家庭都是这样，粤语就会葬送在下一代！

广州前任老市长黎子流看到这个问题，今年春节的正月十四，在家乡顺德龙山中学重建工程启用仪式上发表讲话，倡议广东的学校应该实行国、粤双语教育，并一再强调使用粤语是受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保护的。黎老的一番话，引起网络上的粤人的热议、热捧。其倡议的可行性估计会有障碍，难以得到高层决策人士的认可。

其实要孩子掌握双语也很易，家长、亲人勤加引导就可以。我辈五十年代出生的人，上学时没有受过普通话教育都能学会普通话，而现代的广府小孩，身边都有讲粤语的人群，除非不想学，否则熟练掌握粤语并非难事。

总的说，笔者对粤语的传承和发展还是满怀希望的，因为看到时下的广州、佛山等地有很多人在网上网下宣传广府文化、做粤语节目。

方言消失，代表着本地文化的消亡。“汉语拼音之父”周有光先生说：“普通话用来交流，方言用来传承本地文化，两者缺一不可。”中肯的说话，在情在理！

2022年3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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