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4日，诗人余光中逝世，和几乎所有文化名人去世时必将经受的“命运”一样，朋友圈中纪念文章、蜡烛、双手合十、签名、合影层出不穷。还有杨绛、陈忠实、陈映真、汪国真、杨洁……与他们生前的低调相比，去世后朋友圈里热闹的缅怀与悼念“狂欢”，带有那么一点“嘲讽”意味。

微信公号、出版社、自媒体的积极参与，助推了一场场轰轰烈烈的狂欢，有网友将这类刷屏狂潮戏称为“云戴孝”，尽管一到两天之后，一般就不会有人再度提及；一年之后，人们会渐渐忘记；三五年之后，很难记起。

未必读过《白鹿原》、除几句由人杜撰的鸡汤段子外不了解杨绛、不知道陈映真是谁、去世前根本不知道杨洁与《西游记》有什么关系、只读过余光中的《乡愁》……尽管如此，转发、点赞、蜡烛、“假装很熟”照例次次不缺席。

悼念与刷屏当然无可厚非，只是，为什么会这样？

当哀悼成为一种大众化仪式

个人感情与情绪已不重要

19年前，1998年12月19日，作家、学者钱钟书去世。彼时还没有朋友圈和社交媒体，敬仰钱钟书先生的读者们通过电视、广播、报纸得知消息后，通过到书店排队购买《围城》来纪念他，据说各大书店中的《围城》一度断货。

通过买书来纪念一位作家，如今变成网络上的“点蜡”，发布一条朋友圈取代了到书店排队，纪念的过程被缩短了，方式看起来也更简便了。人类的纪念仪式，就这样以简单粗暴的方式，从日常生活被移植到互联网上。

前信息时代，由于技术条件的限制，人们无法实时获得他人对自己行为和言论的回应，而在互联网时代，它更轻易地被看见、传播。或许正因为更多人可以看到，他们才会更多地参与到事件中来。根据传播学的理论，一方面媒介利用技术在制造事件，另一方面正因为制造了事件，也更容易影响到人的行动。

毋庸置疑，技术和互联网，使得这种“哀悼行为”变成一种大众化的集体仪式，而不是个人的感怀。朋友圈的设计恰恰能让你看见那些与你亲近或你选择的人，而如果你不这样做，可能会引起不快。很多人在这个过程中会做出策略性的选择。

于是在很多情况下，朋友圈的点赞和转发已经变成一种社交礼节，尤其当工作中的领导、同事、合作伙伴也在其中，更容易“秒赞”，表示“我在关注你”或“你对我来说很重要”，而这时发布的内容本身已经不那么重要了。

朋友圈的表演性质

人人都是演员的“全民表演”时代

在互联网时代，在这个每个人走路、坐车、吃饭都低头看手机的年代，我们的“表演空间”看似无限广阔，其实只是缩小到了朋友圈，从某种意义上讲，为自己打造一个理想的自我形象变得更加容易了。只需要取景、美图、配文、上传，一切都由你操控。

“我们用与我们不可分割的角色外衣，优雅地把自己包裹起来。”（《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p.46）或许正是因此，我们的日常焦虑来源于，朋友圈里的人看起来都比我们自己更快乐、幸福、稳定、乐于结交朋友。但正如戈夫曼写的那样：“作为人，我们也许只是被反复无常的情绪和变幻莫测的精力所驱使的动物。但是，作为一个社会角色，在观众面前表演，我们必须保持相对稳定的状态。”（同上，p.45）

为了维持这个相对稳定的状态，我们无意识地在朋友圈构建了一个全新的“自我”，一个或更开朗，或更幽默，或更有学养，或更友好和善，更有正义感的形象。久而久之，我们自身淹没在这场表演中，甚至很难独自面对未经修饰的自己，更难和自己展开真诚的对话。

不仅明星有“人设”，在这个全民都透过电子媒介表演自己的时代，人人都有“人设”，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不管是出于炫耀或展示，还是仅仅为了把最好的一面示人。

余光中逝世，作为一个读过《乡愁》的人，一个曾被这首诗感动的人，无论他是否了解余光中这个人，无论他是否了解台湾的乡土文学和诗学，都有资格、并乐于转发、悼念。这个仪式如涨潮一般开始，吸纳进千千万万的参与者，又如退潮一样结束，参与者瞬间回到自己的生活，甚至心也不必为之所动。

仪式的参与者不需要去了解仪式中的文化意义，他们只是用身体去实践，参与到其中就行。他们更多使用的是自己的肉体，而不是大脑。当每个人都为了纪念而纪念，情绪的表达、向友邻展示自我的意味，甚或超出纪念本身。

在这个过程中，没有人需要被责备或质疑，因为在这个习惯于表演的时代，真正的感动太难了，动心太难了，“倒地痛哭”、“泪水遍地”的动画表情、“呜呜呜”和“忧桑”的文字，已经代替我们完成了感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