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着，生活着...

   最初在欲望面前，每个人都愿把自己修炼成素心者，笑对所有的得失浮沉，但是往往走着走着，就迷失在了欲望的漩涡里，不能自已……

   鲜明的对比和相似的情境，往往催动文艺青年的泪腺。他们抱怨诗心湮没、远方蒙尘、营营役役乃至蝇营狗苟的现实，让他们被迫低下高傲的头颅，脱掉理想的冠冕，钻进房子的圈套，放弃对世界的渴望。绵长的愁绪可以绕地球一圈，只是不愿承认，所有困难的起点是自己一懒二拖三不读书，偏偏还想得太多。

将自己看得与众不同，可能是每个人的潜意识。但生活的面目，其实并无多大差别。现实的确不那么讨喜，甚至还有些残酷，却都是无从回避的客观存在。

   劳伦斯·布洛克写《八百万种死法》，同一座城市，每天有形形色色的人以各种方式死去，读者只有无力旁观的份儿。顶马唱《上海25小时》，虽是戏谑的口吻，讲的却是最真切的平凡和琐碎。真正的文艺，从来不是在丑恶面前别过头去，而是嬉笑或从容地直面人生。

   有理想固然好，可别拿美好当借口，轻易放过自己。同处一个粗鄙的时代，唯有各自努力赴前程。说到底，谁不要面临家人的病痛和老去，职场的起伏和挫折，人生的莫测和风雨？谁不是心里时刻装着几件烦心事，还要强作欢颜淡然处之？

   贫穷的人总爱谈论这个世界的不公平，可归根结底，那都是自己一次次选择的结果。如何在有限的物质基础上，做出最大的成绩，才是我们真正要思考的，而不是只想着如何去丰富物质财富。一个再富有的人，如果没有阔大的格局，也会有衰败的一天。格局的大小，在很大程度上就决定了我们的人生会有怎样的走向。

贫穷会很轻易地让一个人的眼光变得倾斜，但贫穷也很容易塑造一个人。关键是不要沉浸在贫困之中，用贫困的思维来思考一切。任何时候，都要记得：摆脱贫困的唯一方法就是学习，从各种事情、不同的人身上学习，给养自己比什么都重要。

   一切苦厄，皆含深意。唯一的差别是，有人趟过去了，有人却留在原地。最后的最后，我们也都只是红尘中的普通人，而已。

    杨绛先生在百岁感言中说，“我没有‘登泰山而小天下’之感，只在自己的小天地里过平静的生活”。的确是这样的，在《比我老的老头》中，有一次黄永玉去拜访钱钟书一家，见钱家四壁空空，只挂着一幅很普通的画，钱先生、杨绛先生以及他们的女儿一人一个角落，在屋子里安静地读书。

    连黄永玉都说，他很少到钱先生家探访，不是不想去，而是想珍惜他们的时间。

    汪曾祺先生写过两个京剧名优，一个叫萧长华，一个叫贯盛吉。萧长华一辈子挣的钱不少，但都给别人花了。他买了几处“义地”，是专为死后没有葬身之地的穷苦同行预备的。有唱戏的“苦哈哈”，家里来了人，办不了事，就到萧先生那里磕个头报丧。萧长华问来人：“你估摸着，大概多少钱才能把事办了啊？”来人还没答复呢，他就去箱子里取钱。

    而萧长华本人却活得非常节俭，他从不坐车，到哪儿都是步行。他的长寿之道是：饮食清淡，经常步行，问心无愧。萧先生活到80多岁了，身体还棒着呢。

    贯盛吉，也是个丑角，可惜，他死得早。据说，有一天他身体很不好，家里忙活着，怕他当天过不去，结果他瓮声瓮气地说：“你们别忙。今儿我不走，外面下着雨呢，我没有伞。”你看，人都快不行了，还这么幽默。

这个世界上的好多事，我们都左右不了。譬如，纷乱的世事，险恶的人心，翻云覆雨的命运，扑朔迷离的生活，但有一样我们是可以掌控的，那就是自己的活法。其实，到头来会发现，人生快乐不快乐，幸福不幸福，全然不在于你有多少钱，在什么位置上，而在于你怎么活着。

活法好，才会活得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