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岁钱变味儿了》

赵忠心

 在中国的除夕之夜，每个孩子都能够得到压岁钱。

 压岁钱的风俗源远流长，它代表着一种长辈对晚辈的美好祝福，是长辈送给孩子的“护身符”，保佑孩子在新的一年里健康吉利。

 据记载，“压岁钱”最早出现于汉代，又叫“压胜钱”。到了明清才出现“压岁钱”这个名词。

 清代富察敦崇《燕京岁时记》记载：“以彩绳穿钱，编作龙形，置于床脚，谓之压岁钱。尊长之赐小儿者，亦谓之压岁钱。”

 自此以后，“压岁钱”这个习俗，一直沿袭到今天。

那个时候，“压岁钱”并不是在市面上流通货币，而是铸成钱币形式的玩赏物，据说有“避邪”的功能。钱币正面一般铸有“万岁千秋”、“去殃除凶”等吉祥话和龙凤、龟蛇、双鱼等吉祥图案。

 “压岁钱”是我国民俗文化的产物。据传说，古时候有一种名字叫“祟”的小妖怪，每年的年三十夜里出来害人。而一对“管”姓夫妇偶然发现，包着红纸的八枚铜钱，可以将其吓退。后来，人们也都学着在年夜饭后，用红纸包上八枚铜钱交给孩子放在枕边。果然，从此以后，“祟”就再也不敢来害小孩子了。

 因为“岁”与“祟”谐音，晚辈得到压岁钱，就可以平平安安度过一岁。因而，又把这钱叫“压祟钱”。

 春节，作为中华民族最隆重的节日，人们自然应该尊重几千年的文化遗产。

 然而，现在的压岁钱，却逐渐在变味儿：

 过去，给小孩压岁钱只是为了营造节日气氛，亲朋好友之间互相送送，而且数目也不是很多。

 可现在，给压岁钱的数目，越来越大，几百，几千，甚至上万。

 在传统文化中，“压岁钱”应该是蕴涵精神、文化和长辈温情的。而现在的压岁钱却越来越让人搞不懂了。

 首先是接受方的迷茫。

 在古代“压岁钱”就是一个小铜钱。但现在给“压岁钱”讲究的则是给多少张“百元大钞”，“祝福”一夜之间使孩子“暴富”，成为“富豪”。一个12岁小朋友过一个年，竟然收到6万元“压岁钱”，究竟是“福”还是“祸”？

 亲戚之间的关系亲密程度不同，家庭经济收入也不同，给压岁钱的数目自然也会有多有少。给的多，孩子自然高兴；给的相对少的，孩子也很有可能认为是“抠门儿”。这很容易使孩子根据给压岁钱的多少，把亲戚分成三六九、亲疏远近等，无形中会助长孩子滋生嫌贫爱富的势利意识。

 赠送方深感困扰。

 年年这样给“压岁钱”，“富了孩子，穷了父母”，成了很多成年人难以承受的经济负担。有的工薪阶层把年终奖都拿出来，都不能应对“压岁钱”的开销。致使很多大人都害怕过年，“谈年色变”。有的年轻人为了躲避难以承受的“压岁钱”，不得不像“老赖”那样，背井离乡，离家出走，逃之夭夭，利用春节假期去外地旅游以“躲债”。

而孩子们呢，刚一进入腊月，则是像盼星星盼月亮那样，急不可耐、翘首以待、欢天喜地地期盼着春节早日到来，以便“财源滚滚”，“一夜暴富”，“闷声发大财”。

 每年给孩子压岁钱的攀比之风，愈演愈烈，使许多大人不堪重负，苦不堪言。有人无奈地苦笑着自我调侃说：

 “发完压岁钱，回到解放前。”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有些人心术不正，借过年给孩子“压岁钱”的机会，“慰问”领导或关系户，以拉关系、套近乎、疏通关节。这就不单纯是个庸俗的问题的了，而是涉嫌借机行贿受贿了。

 现在，“压岁钱”的“红包”越来越厚，相应地，文化含量势必会越来越低，温情与感动越来越少。而当所谓的“压岁钱”触及到道德与法律的底线时，人们就应该警惕了。

 有人说，现在人们钱多了，多给孩子“压岁钱”是自然而然的事，没什么大惊小怪的。

 我不这么看。

 那些发达国家人家有钱没钱？收入比我们国家多不多？可人家过节给孩子送礼物，都是具有“象征意义”的“实物”或“纪念品”，并不是像我们国家这样“真材实料”、“真金白银”、“货真价实”地大把大把的“百元大钞”送给孩子。

 这不是外国人家“小气”、“抠门儿”，而是“君子之交”的高雅、纯洁。

 我国的“压岁钱”，现已不是我们传统意义上的文化意味很浓厚的习俗了，而是变味儿了，变得“庸俗”了；

 不是一种对晚辈的“祝福”了，而是一种“侵蚀”，无意之中诱导孩子们往“钱眼儿”里钻，也越来越“虚荣”，越“势利”，越“贪财”了。

 这种现象，很值得国人深刻反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