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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自述”之四:在我从事家庭教育理论研究三十年研讨会上的答谢词

(2025-01-08 05:16:04)
分类: 我的自述

序言

   2011年10月29日是我七十岁寿辰,也是我从事家庭教育理论研究三十年,中国教育学会家庭教育专业委员会在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会议厅为我召开了一个研讨会。

   这是我在会上的答谢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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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从事家庭教育理论研究三十年研讨会上的答谢词

赵忠心


各位上午好!

今天,一下子见到这么多的新朋旧故和我教过的学生,我非常高兴。大家在百忙之中挤出时间,从祖国四面八方赶来莅临指导,我深感荣幸。我诚恳地感谢大家对家庭教育事业的关注,对我事业的关心、支持和期待。

我就是一个普通的老师。只是做了一些该做的事,力所能及的事。召开这样的会,我一直觉得是“小题大做”。“盛名之下,其实难副”。我很惭愧,我与大家的期望相距甚远。

当初,听说要开这样的一个研讨会,我感到很意外,我从来没有这样的奢望。我们学校是开过这样的会,那都是教育学术界元老级别的精英,像顾明远老师,黄济老师,厉以贤老师等等,他们都是我的老师,我学习的榜样。在他们面前我还是个小字辈儿,不能与他们相提并论。我是对家庭教育进行了一些探索,但只不过是些零零散散的感悟而已,在学术上并没有什么建树。如此过誉,叫我诚惶诚恐,我实在承受不起。好在我还有自知之明,知道我有多大的分量。

过去说“人生七十古来稀”,今天七十岁已经不是“稀有动物”了。我向来不喜欢张扬,到了这个岁数,更应该心如古井、宠辱无惊。古人说,“树大招风风撼树,人为名高名丧人”,名气太大了,未必是什么好事。

后来,说是为了宣传我们这个新兴的学科,扩大影响,以号召有更多有识之士加盟我们这个队伍。既然是这样,我就不再反对,就算是抛砖引玉,做一块“引玉之砖”吧。

刚才各位的发言中,有许多是溢美之辞。我知道,这是大家对我的期望、勉励和鞭策,我感谢各位。我将不负众望,继续发挥余热,以实际行动回报各位,回报社会。

这几十年,我是为家庭教育事业做了些事。但个人的能力总是有限的。常言说:“单丝不成线,独木不成林”。单凭我个人的努力,也不见得能做成什么事。

所以,首先我要感谢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社会的需要是促使科学研究发展最大的原动力。没有改革开放,没有全社会对家庭教育前所未有的重视,没有家庭教育实践的极大丰富,没有家庭教育事业蓬勃的发展,我就没有持续三十年的耐心和韧性。

第二,要感谢在座的和不在座的各位朋友。“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更何况我还称不上什么“好汉”。没有各位一如既往地鼎立相助,我很可能一事无成。在这里,我要感谢愉快合作三十年全国妇联和各省市妇联,他们的敬业精神,一直鼓舞着我;感谢新华社,感谢各有关报刊社、出版社、电视台、广播电台等传媒界朋友,感谢你们推广我的研究成果;感谢我的学生,是他们求知若渴的好学精神,一直在推动着我。我向各位表示深深的谢忱!

1965年,我从这里毕业之后先到师大附中工作。那年二十四岁。在那里工作了十五个年头,实际上是换了个地方继续学习。

上学时,读的是“有字的书”,是向书本学习;工作以后读的是“无字的书”,是向实践学习。

在附中,我先从普通老师做起,然后是班主任、少先队总辅导员、团委书记,最后做学校党总支书记,主持学校工作。那年我三十二岁。我教过政治、语文、历史、音乐、体育等课程。组织学生开展文娱体育,社区宣传,军事训练,野外拉练,挖防空洞、上山下乡,春种秋收,植树造林等活动。通过一系列教育教学实践,不仅在教育教学能力上获益,也使我逐步懂得了什么叫教育。

主持学校工作八年之后,1980年,那个时候社会上掀起一股“归队”的潮流。我认为,人必须各得其所,才能各尽所能。我对官场文化不大适应,总感觉“水土不服”。我想,“梁园虽好,非久恋之乡。”便毅然辞掉附中职务,在“归队”潮流的裹挟下,重新回到母校北师大。

那年,我三十九岁,即将步入中年。我是半路出家,是名副其实的“插班生”,理论研究“起跑”迟了十五年,我感到压力很大。

有人曾问过我:你在中学这十五年,是不是一种浪费?我说不是。这恰恰是我的优势。在大学学的教育理论,并没有真正地理解,就像“猪八戒吃人参果,食而不知其味”,囫囵吞枣,一知半解,只会纸上谈兵,并不真正懂得教育是怎么回事。后来,经过教育实践,才慢慢地对教育的含义有所“感悟”。

这是我的第一个收获。

中学这段工作,对我后来的理论研究也非常有价值。只有亲自干教育,跟学生一起摸爬滚打,才知道普通教育领域有哪些课题需要研究,值得研究。选择研究方向才不会像没头的苍蝇——瞎撞,从而避免舍本逐末或无病呻吟的弊病。我选择这个研究方向,直接受益于中学工作的经历。我得感谢附中,是这段经历使我走向成熟。

这是我的第二个收获。

到北师大不久,我就主动找领导谈话,希望尽早把研究方向确定下来,以尽快进入角色。我本来就迟到了,已经没有“拿青春赌明天”的资格了。时不我待,年龄不允许我优柔寡断,举棋不定。

领导问我打算研究什么?我脱口而出——“家庭教育”。听到这四个字,领导感到很惊讶。现在,说起“家庭教育”,人们都耳熟能详。那个时候,学术界还没有这个学科,名不见经传,我的选择的确是有点儿不伦不类。我事先就估计到领导会惊讶。

当时,就有朋友劝我说,家庭教育不过是个“小儿科”,有什么可研究的?这个领域能有多大?扑腾不了几下就到头了,能有什么前途?我说,话不能这么说。实践才能出真知。没进行实地考察,怎么会知道没学问?这就像站在海边说大海不深一样,那是因为你没亲自下到海里去,你一下去就知道大海有多深了。

也有朋友说,家庭教育面太狭窄,你别在一棵树上吊死,同时还要研究别的。我说,我不想当“万金油”,只想当“专门家”。

当时,领导问我为什么要选择这样一个研究方向?我说,这跟我在中学工作这段经历有直接关系。学生在学校接受同样的教育和训练,表现却千差万别。根本原因是学生分别来自不同的家庭,接受了不同的家庭教育和家风熏陶,打上了不同的“底色”,不同的烙印,很难磨灭。要充分发挥家庭教育的职能作用,就得要进行研究,探索其发展规律。

领导说,要是你的研究成果学术界不承认怎么办?我说,我不管这些,我只想做事。

又问评不了职称怎么办?那时我刚从中学过来,还不懂得职称有多么的重要。我说爱评不评,我不在乎。

领导说,学术领域根本没有这个学科?那时候年轻气盛,不知道天高地厚,狂傲得很,我口出狂言:“没有这个学科,我可以创造呀!”够牛的!

我很清楚,领导提出这一连串的问题,是在关心我,为我的前途和未来着想,我本应从善如流。但我的欲望不可抑制,欲罢不忍,欲罢不能。

跟我谈话的领导是我上学时的系主任,是她从附中把我要来的。按理说,我不该“忘恩负义”,应当感恩戴德,恭敬不如从命。但要我放弃选择,我还是心不甘,情不愿。

于是,我就讨价还价说,能不能让我试试?您给我五年的时间,要是做出有影响的科研成果,就让我继续做下去;要是整不出什么名堂,不用领导发话,我自动卷铺盖卷儿走人!

我不给自己留退路,也许这就是“置之死地而后生”的道理。我只能破釜沉舟,背水为阵。

话都说到这个份上,领导只好勉强答应。这就等于我跟领导订了一份“君子协议”。从1981年开始,我只管耕耘,不问收获,全身心地投入,一口气就“试”了三十年。

我能如愿以偿,做了三十年自己想做的事,我得感谢我所在教科所领导给我提供了一个非常宽松的科研环境。

万事开头难。家庭教育是个边缘学科,每前进一步都是很艰难的。这些年,我是出了一些东西。但这些都是“四无产品”:没课题,没经费,没帮手,没人提携。有人说我是“孤独的拓荒者”,很形象,也很贴切。我想,天无绝人之路,只要不放弃。

古人说:“穷则变,变则通。”事物到了尽头就要发生变化,只要开始变化就会向前发展,有发展前途。我白手起家,自力更生,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当年还没有复印、扫描这类洋玩意儿,就是有,我也没有经费,收集资料只好靠手抄,我手抄的资料有一两尺厚;进行社会调查没钱付劳务费,我免费给学校、幼儿园讲课,请学校、幼儿园帮我调查,“以工换工”。我相信,世上无难事,只要肯付出。

有了研究成果,要推出去,也是个难事。

我的第一部学术著作是1987年脱稿的。当时出版社数量少,是“买方市场”,在交易中掌握主动权。而那时我还是个“无名之辈”,我处于绝对劣势,要出版学术著作,谈何容易?但我很有学术自信,我的产品不是伪劣假冒,绝不能让它烂在手里,一定设法让它见天日,接受实践检验,发挥社会效益。

我只好放下身段,四处朝拜,上门推销自己的“产品”。有的出版社的人连眼皮都懒得抬一下,我进退维谷,很是难堪。但我没退缩,也不能退缩。半途而废,将前功尽弃,永无出头之日。绝不能让我多年的辛苦付之东流。我既然选择了这条路,就应该知道它的坎坷。不能怕遭人白眼,开弓没有回头箭,得豁得出去。

功夫不负有心人。我硬着头皮跑了将近一年的时间,事情终于有了眉目。

出版学术著作,出版社最担心的是销路问题,怕赔钱赚吆喝,这我理解。何况我是学术界的一个新兵,没有一点儿名气,人家凭什么相信你?无奈之下,我出了个主意,我说,我先给你们出版社写一本赚钱的科普书,然后,把我的学术著作“搭”上出版。

没想到,这一招儿还很灵,绝处逢生,出版社竟然同意了。我用一个月的时间,赶写了一本十来万字的中学生家长读物,出版社果真赢利了,我的学术著作自然也就按照事先约定出版了。

这就像物质匮乏年月卖香烟的“档次高低搭配”那样,我称之为“雅俗搭配”。这样推出虽有点不大讲究,但终究如愿以偿。当时我想,我既然有能力写出来,就应该有办法推广出去,办法总比困难多。这个出版过程虽然经受了一些磨难,但却成了我的财富。

两本书前后脚推出,情况就大不一样了,名声大震,我竟然成了“买方市场”,一下子就来了六家出版社登门约稿定货。从此,便一发而不可收。

有人问,面对那样难堪的局面是怎么挺过来的?我得感谢老前辈、苏联教育家马卡连柯,是他给了我勇气。

他一生没儿没女,却成了世界著名的家庭教育专家。当年,马卡连柯的家庭教育著作《父母必读》第一卷的问世,也不是一帆风顺的。该书出版后,曾一度遭到了社会上一些人的责难,文学批评家认为这本书太偏重说教了;而教育家则批评这本书过于偏重文学了,指责该书没有谈学校教育,两面夹击。

马卡连柯曾经到俄罗斯联邦教育部,想请部里的领导看看他的这部书,得到的答复是:“不用了吧。我们这里没有家庭教育这样的‘司’,只有‘普通教育司’、‘学校教育司’等等。”

虽然碰了钉子,但马卡连柯没有灰心丧气。他说,我们就分一分工,“你们那儿有普通教育司,我这儿就来一个‘家长教育司’吧。我就谈谈那些既不属于任何司,也没有谁来管的问题。”

马卡连柯对困难的态度就像强心剂,一直激励着我。虽然谁都不否认家庭教育工作是利国利民的好事,但要被认同为“教育”,承认家庭教育学是一门独立的学科,形成气候,不会一帆风顺。外国是这样,中国何尝不是这样呢?但我深信,只要坚持不懈,就一定能迎来成功的一天。

从事家庭教育理论研究,我是有一些收获。但也失去了不少。我想,要有所得,就得有所失。三十年来,在我的脑子里,似乎没有“假期”、“休闲”这些概念。我把读书做学问当成是一种享受,每天都要读点什么写点什么,要不,就觉得有缺憾。为了我钟情的事业,我失去了很多,但也收获不少,我很知足。这大概就是“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吧。

三十年来,我总觉得时间不够用。一个人的精力是有限的,不可能面面俱到,得有所取舍。为了聚精会神,我极力克制自己,尽量少做或不做与做学问无关的事。

多年来,一直坚持几个“不”字:一是不串门闲聊;二是不请托求人;三是不打听小道消息;四是不看无关信息;五是不参加应酬;六是不计较名利;七是不卖书只写书;八是不跟利益集团结盟。

我给自己制定这些清规戒律,不是“不食人间烟火”,是怕我分心,虚度年华。爱迪生说过,最大的浪费莫过于时间的浪费。人生太短暂了,要多想办法,用极少的时间办更多的事情。我这样做,可能会冷落一些朋友,对此,我深表歉意。当然,要是切磋学问,我从不吝啬,还是舍得投入时间和精力的。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墓年,壮心不已。”

岁月不饶人。一不留神,年届古稀。我已退休,就像马伏处于马房之中。生活重心也实现了“战略转移”,由“以工作为主,锻炼保健为辅”转变为“以保健锻炼为主,以工作为辅”。但意志还没有完全消沉,还没有“马放南山刀入鞘”。

几十年来,我与家庭教育结下了不解之缘,每天脑子里想的除了家庭教育还是家庭教育,怎么也挥之不去,难以割舍,总觉得还有些事情没做完。

我们的家庭教育理论研究和推广普及,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但与社会的需求尚有距离。我深感任重而道远。

我想,今天不是我的“告别演出”,希望是一个新的开端。

我虽已是“强弩之末,力不能入鲁缟”,但由于惯性使然,要我的工作戛然而止,也难。我还将继续努力,以我的绵薄之力,尽量为家庭教育事业多做些实事。

预祝我们的家庭教育事业繁荣昌盛!

祝大家身体健康。

再一次感谢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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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自述”之四:在我从事家庭教育理论研究三十年研讨会上的答谢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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