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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篇悼词的作者郭小凌是北京师范大学史学所的教授，首都博物馆馆长。我和原配夫人的故交。

    三十多年前，我在师大附中工作时，与郭小凌夫妇同住在地处原宣武区虎坊桥附近的梁家园家属宿舍，我们是邻居。那时，我与他的夫人是同事，她是音乐老师。1980年，我回到师大以后，又与郭小凌是同事。后来，我们两家同时从附中宿舍搬到师大校内，开始同住在一座楼。

    当年，在附中宿舍我们是邻居的时候，每天是抬头不见低头见，非常熟悉；1985年同时搬到师大校内，恰好同住一座楼，照样是邻居，照样是抬头不见低头见。后来的二十年中，虽然两家经几次迁居不住在同一座楼里了，但也经常保持着密切联系，在校园里经常见面说话、聊天，回忆往事。2005年，我们两家几乎又是同时搬到地处奥运村附近的师范大学家属宿舍京师园小区，关系非同一般。

    当年，在我原配夫人周玲住院期间，他们夫妇二人曾经多次去医院看望、慰问，我非常感激。因此，在夫人离开人世的当天，第一时间，我就把这个噩耗告诉了他们夫妇。

    郭小凌的这篇悼词发表在2005年12月10日的《北京师范大学校报》第四版“文化副刊”上。

 《让我们天堂再聚》

——痛悼周玲老师

郭小凌

                                                （正文）

    11月14日上午，赵忠心教授电话告我说，周老师于清晨5点走了的噩耗时，我虽有思想准备，但还是感到一愣。在二十天前，妻子和我去看望她时，她已经被复发的癌症折磨得判若两人，连说话的气力都几乎没有了。我们不约而同地感到周老师命若悬丝，恐怕坚持不了多少时辰了。

    周老师和她的老伴赵老师是我的老邻居、老朋友。1982年，我们搬进宣武区梁家园胡同师大一附中的一个四合院，周老师成为我们最早结识的人。后来，两家搬到师大校园内，从一居、二居到三居的挪动，我们几乎是同时进行的。回忆是人的本能，我们碰到并有机会聊天，时常忆起在梁家园的苦日子。周老师总是说，“瞧你们那间小破房，简直不是人住的”，随后便是会心的大笑。

    两家园的房子是我爱人大学毕业到师大工作时分到的。那时房子同其他生活资料一样，是极其稀缺的资源。我爱人一到师大附中工作就有一间7平方米的小屋可以栖身，还引起过一些老师疑问：她肯定是书记的亲戚，一来就给房子。

    其实，当时执政附中的书记许根宛、副书记卢鲜明与我们素不相识，他们完全是出于党组织关心群众生活（人文关怀）的传统，才决定这样做的，因为我爱人正身怀六甲，我住四合院集体宿舍，连个落脚的地方都没有。许书记说人家总要有个生孩子、养孩子的地方啊。于是，我们便有了周老师经常打趣的那间小耳房。

    那房冬天露凤，夏天露雨，顶棚破烂，碎砖垒砌、泥浆挂面的墙壁斑驳陆离。一张床加一张书桌就占了大部分空间。孩子出生后请来的小保姆对那小房子有句形象的概括：“连我们家羊圈都不如。”但对我们来说，已经很满足、很幸运了，因为许多北京人、包括我们的同事还没有自己的一间房子呢。人必须有感恩之心，我们为此终生都感激许根宛和卢鲜明老师。

     周老师和赵老师住阴暗的南房，守着院门，为我们能够顺利度过安家期提供了许多帮助。四合院里的人家如果相处得好，就会是一种非常适宜生存的环境。想象打水、倒水、刷牙、上厕所都可能凑在一起，人和人的距离如此之近，处好了还成了终身的朋友。我们和周老师一家就是这样通过互相关心、互相帮助建立起了友谊。

     周老师热心乐观，常挂在嘴头的一句话是“缺什么到我们家拿”。她又是大嗓门，一说话全院都听得见。现在只要脑际里想到她，首先是她热情的声音。我们在一个小院里住了三年，前后脚搬到校内的“鸳鸯楼”——22楼。搬家时我们便相约，咱们到哪儿都一起走。所以，在校园里相遇的场合，我们对孩子总是说“这是看着你长大的赵大大、周阿姨。”

     我知道，这个世界上有五十多亿人，但就单个人来说，这辈子能够结识的至多几百人，而且这些人中部分位于个人关系的外围，不断地更换。亲近的、经常往来的社会关系多不过二三十，少的不过几个，至于核心的关系也就是血缘与婚姻纽纽带连接的十个左右的人，当然可能还会有若干血缘与婚姻纽带外的知己。我已到知天命年龄段的中间，掐指算来，幼儿园时期的同学差不多都失去记忆了，小学同学只有几个还叫得上名字，中学的同学和朋友、老师记得的多一些，但来往的屈指可数。大学、研究生阶段的四五十人倒存储在大脑的角落里，好像也在渐渐地消逝，因为多数断了音讯。后来到了单位，人虽认识，大多数仅是打个招呼的一般级别，能够在一起酣畅淋漓地交流的不过几个人，所谓朋友遍天下，知己有几人是也。

    周老师、赵老师属于我们终生的亲切朋友。

     在五十亿人中，像雷锋、焦裕禄、孔繁森式的圣人是奇珍，像江青、希特勒、萨达姆之类的恶人是极少数，大多数是中间人物，公心和私心较为平衡，分布在非常公心和极端自私两个极端的中间，形成好人或中间人物组成的光谱带，时而偏向两端。周老师属于靠近圣人一端的好人，因为她急公好义，爱岗敬业，热心助人，当然也有常人的缺点。

    现在，好人周玲先我们一步走了。我给她的挽词中写了一句话：让我们天堂再聚。

    有人说“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也就是青年人，有人信以为真。我也曾得意过我是青年。但如今我知道这世界既是你的又不是你的，所有的人一出生就被判处了死刑，只是执行的时间有所差别罢了。现在医疗卫生条件好了，由病原体引起的病差不多都能治了，非病原体的疾病，如脑痴呆、帕金森之类还有不知什么原因的糖尿病、癌症之类成了常见病，但人的寿命长也不过三万多天。所以，人度过一日，刑期就近一日，所有的人都一样，不存在年龄之别，我们只能说这世界属于老、中、青、少中那些活着的人的，不是年轻人独占的，而是大家共有的，我们都是待执行的“死刑犯”，都是这个世界上匆匆的过客。

    人类就是这样代代繁衍传承下来的，掐指算来，从非洲奥杜威峡谷的能人开始，差不多也有几万代人了，并且，一般地说，每一代掌握政权、话语权的都是中老年人，除了非常年代。这也不奇怪，因为获取权力需要个人在时间中不断地积累付出，不管付出有多少形式。我当红卫兵时有点儿世界是我们的感觉，到上山下乡时那感觉就消逝了。以后再也没有产生过类似的得意。如今我只是主观希望自己在去八宝山的长队中别“加塞儿”。可谁又能说得准自己的命运呢？这也是宗教香火不断、人们热衷于短期行为的原因吧。

    周老师享年六十二岁，应该说是“加塞儿”了。但她也是幸福的人，因为她的先生赵忠心是绝顶的好丈夫，她的一双儿女生长得非常好，她在晚年住上了京师园的大房子，她不只一次地说她已经很满足了。她第一个交了钱，签订了装修合同，并介绍我们同园子里的港源装修公司签约，找那个邱师傅当头的施工队。她第一个装修完，第一个搬到园子里居住，我也是最早登门拜访、参观她的样板间的客人之一。

    今年4月我家开始装修，她和赵老师在散步当中多次到工地“视察”，向我们通报施工情况，交流经验，包括如何同港源算账、讨价还价，省了我们不少银两。这样的好人与友人离去，我自然感到十分痛惜。

    但我也对未来很是乐观，因为我们迟早也要随她而去。如果这浩淼宇宙中真有一个天堂的地界的话，让我们在天堂再聚，继续听周老师说我们的小破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