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1月9日  星期二， 晴 -7/3。

零

前几天几个同事一起聊天，说起现在的股市不振，连续跌破3000点、2900点关口，中植集团主要人员被控制，近日又官宣银海集团的暴雷更加剧了人们的恐慌，一个比一个大的雷，都是万亿规模的巨震，不知道下一个会是谁，不知道明天和地震哪一个先到，经济环境的不断阴沉让人们不断地拷问究竟是什么原因，各说各话，基本都是道听途说，莫衷一是，有人喜欢用经济学来分析，宏观经济的四大目标，经济增长、物价平稳、保证就业、国际收支平衡，指出现在的一个个的问题和风险，需求、投资、国际贸易三驾马车对于经济的作用，其实一句话还是要归于需求不足，股市也好，债市也好，没有资金投入其中就会下跌，就是人们没有更多的希望从股市里面得到投资回报，对股权没有需求了，中植集团、海印集团都是投资搞房地产的，14亿人口对房地产的投资需求下降、预期下降，让房地产的负载传递到金融投资业，导致金融银行业的问题浮出水面，裸泳者暴露无遗，即便说拉动经济的三驾马车实际上都是需求，都是不同方面的需要，民间的大众的需要，政府的需要，国土之外的需要，也就是需要产生需求，经过市场的交换实现各种需要的供求平衡，我们现在的一切问题都要归结为有效需求不足，供给过剩，产能过剩，需求与供给的不平衡，产出无法出清，有人会说人们的欲望是无限的，不存在需求不足，事实上人们的需求可以无限，但是有效需求的有限的，也就是可以实现的需求才是有效的，现在的实现途径和标尺是金钱，也即是有货币支持的需求才是有效的需求，狭义讲还有一个包含的因素就是人们的支付意愿和偏好，这就是说，仅仅从拥有货币的总量上看人们可以实现的需求很大，可是供需实际平衡要远远小于这个量，也就意味着大量的货币是沉淀的，是没有完全在市场上充当筹码，其中相当部分被用于储备，也就是实现了货币的储备价值，恰恰在这一点上让让人们产生了错觉，似乎需求还是可以的，因为有货币总量的假象，让人们认为应该有的需求实际上没有了，国人的储蓄指数很高，近年更是屡创新高，人们不愿意花钱了，疫情告诉人们广积粮深挖洞的价值和意义，也告诉人们现金的作用和必要，大伙开始了储蓄大搬家，而各种的开支的预期的变化让普通人不敢花钱了，有备无患成了人们的共识，如果说投资失败了打败了顶尖上的富人，那么理财失败洗劫了大部分的中产阶层让中产都降低生活质量，房产更是火上焦油连带中产和大部分家庭背上了沉重的包袱，吸收了他们绝大部分的货币和流动性，养老和教育、医疗三座大山呈现在人们的眼前让他们更紧地勒紧裤腰带，节衣缩食，节约开支，这已经是普天下的背板景致，这样的形势下需求所剩无几，仅仅围绕着基本的衣食住行而已，消费降级是不争的事实，顶端消费和中产消费对应的链条已经没有了以往的生机和拉升作用，看看大型商超的高端消费货柜就可见一斑，廖若星辰的购买者，告知我们曾经的消费盛景不在，往日如昨，基本消费也是举步维艰，裹足不前，缩减的利润空间将其上的所有参与者都减少了自己的消费预期，消费需求降低的幅度远大于人们的预期，饭馆不去了，去了也消费节约，衣服不买了，小东西不买了，奢侈品都不去看了，可花可不花的钱都不花了，可买可不买的都不买了，这是人们现在普遍的消费偏好，消费都沿着下边沿行走了，与对岸形成的货币池滞留了大量的流动性和潜在的购买力，激发它们的需要改变人们的消费预期和消费习惯，一旦形成了就难以改变，所以之前的新冠疫情防控对于经济的影响是我们始料不及并估计不足的，认为影响有限基本可以在3到5年时间恢复有些乐观了，现在看来数据可以保持继续增长，而实际消费却伤不起，小心谨慎的消费习惯可是根深蒂固，这将长期抑制消费增长，需求不旺短期难以改变，所以重振经济还是要从需求端寻求突破，改变人们的心理预期，重拾信心，而这就要从人们的心病上去治理，比如消除人们的教育成本居高不下的担心，消除人们对于医疗的恐怖预期，消除人们对于养老的担忧，这些压在人们头顶的大山搬除后，人们才可以把资金池里的流动性释放出来，消费升级才成为可能，拉动经济增长才有希望，从这个角度讲，我们的经济面临的形势还是很严峻的，不是总量的不足，而是结构性问题，这是比较困难的局面，需要更多的措施和更长的时间恢复，远超我们的预期。前几年花几百上千买一件服装感觉是值当的，也是适当的，最近这段时间，买上百元的服装都觉得奢侈，5块钱的差距都是心理接受与否的界限点，以前衬衣50元是一个界限，低于这个价都会成为我淘宝的对象，而现在竟然已经是10元的水平了，很不错的全棉品牌也不过20元上下，这与我几十年以前的感觉很像，记得80、90年代那时的我的工资不过几百元，买衣服和鞋都不会过百，相当时间都是这样，30年前衬衣和皮鞋以及服装价格与现在的价格有一拼，几乎是没有什么改变，这说明什么，我们的需求没有升级换代，一旦重大疫情这样的打击来临将我们的消费打回原型并不是什么夸张，当然服饰类的消费已经与之前不一样，但还有一些可比性，说明一些问题，看出一些需求变化的端倪，需求是经济的命脉。

一

我们大家也许想过或者探讨过这样的一个问题，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究竟是什么力量推动着我们人类社会向前发展的呢？我们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究竟是什么呢？我也思考，我想大家也有想过，那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是什么?这在唯物史观中是一个涉及全局的重要问题。长期被哲学界接受的普遍看法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是社会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在社会基本矛盾中，因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并进而决定上层建筑，所以也可以生产力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然而，在历史发展根本动力问题上，上述无论“社会基本矛盾说”还是“生产力说”,都没有抓住历史发展中最本质的东西，都仅仅停留在历史现象的浮面和表层，没有开掘出更深层意义的解释。诚然，社会基本矛盾和生产力作为历史发展的客观动力是显而易见的，无可非议，但动力背后仍然有动力，它们并不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终动力，最终动力或根本动力应是隐藏在它们背后，特别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需要。恩格斯说需求是发展最大的推动力，战争是最大的动力，市场竞争也是动力，国家战略还是动力，文化教育是根本动力。为此在他是著作中有大量论述，他说科学技术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力发展的需求又拉动了科学技术。恩格斯说:“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则这种需要就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恩格斯说:“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令的力量。”恩格斯说“经济上落后的国家在哲学上仍然能演奏第一提琴”。恩格斯说：“葡萄牙人在非洲海岸、印度和整个远东寻找的是黄金；黄金一词是驱使西班牙人横渡大西洋转到美洲的咒语；黄金是白人刚踏上一个新发现的海岸时所要的第一件东西。”此语表明对黄金的需求是新航路开辟的必要条件，恩格斯指出人类的消费可分为生存、发展、享受三个层次。恩格斯说:“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到人们的头脑中,到人们对永... :“没有那一次大的灾难不是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的，恩格斯说:“这是一次人类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最伟大的进步的改革,是一个需要巨人——在... 推动了欧洲历史的发展进程。恩格斯的大量论述中可以看出,需要才是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需要是生产的前提和目的... 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是“保证最大限度地满足整个社会经常增长的物质和文化...

二

需要是历史唯物主义体系中的一个根本性范畴，它在整个唯物史观理论体系中占有不可忽视的重要地位，是整个唯物史观的理论前提和出发点。所谓需要，是指人在其生存和发展过程中的一种索取状态，它表明了人为求得生存和发展的条件的必然趋向，并成为人的各种活动力的源泉。需要作为个人和社会活动的原始动因，在唯物史观的创立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马克思、恩格斯正是基于对人们的物质生活需要和物质生产活动的关注与分析，进人唯物史观的创立过程，最终实现历史观的革命变革。我们从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物质生活资料生产构成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条件的阐述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我们首先必须确定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就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需要衣、食、住以及其它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同时这些也是人们仅仅为了能够生活就必须每日每时都要进行的(现在也和几千年前一样)一种历史活动，即一切历史的一种基本条件。”“因此任何历史观的第一种事情就是必须注意上述基本事实的全部意义和全部范畴，并给予应有的重视。”从以上论述中可以看出，马克思、恩格斯把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作为人类的第一个历史活动，也就是讲他们认为人类的历史是从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开始的，生产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基本条件。而生产产生的前提则是人的存在及其需要，即对“衣、食、住以及其它东西”的需要。虽然这个前提看起来似乎是不言而喻的，但忽视了它，就很难理解生产是何以产生和为什么产生的，从而也就难以理解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形成的内在依据。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在总结他的唯物史观伟大发现时说:“正象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历来为繁茂芜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因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为基础，人们的国家制度、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也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而不是象过去那样做得相反”。此论述进一步指明了人的需要的真实存在和重视人的需要问题的重要意义。从马克思、恩格斯的大量论述中可以看出，需要才是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需要是生产的前提和目的，是需要引起生产，生产满足需要并引起新的需要，新的需要又推动生产的进一步发展。无论生产的发展会受到什么主客观条件的制约，但生产不能离开需要，否则便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社会基本矛盾说”与“生产力说”脱离人的需要抽象空洞地谈论历史发展动力，这就极易导致这样一个结果:好象人的生产活动是无意义、无目的的盲目活动，而作为社会物质生活资料创造者的人民群众则是些只懂劳作不知享受的机器人，而非有欲有求的血肉之躯，社会历史是一群无血无肉、无欲无求的自然物的机械运动。这种忽略、无视主体创造历史的根据，只重结果不问原因的看法，显然是不符合社会历史现实的，也根本抹煞了人类社会与自然界的本质区别。它不能说明，人民群众为什么要进行生产，人民群众的劳动积极性是何以激发出来的。事实上，人的需要作为人们劳动的动因是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就人类个体来说，不为满足自身一定需要的劳动是无法忍受的，即使奴隶的劳动也以满足生存的最低需要为前提;就人类社会来说，在任何一种社会形态下，社会需要都是一个绝对前提，这个前提必然制约着它的一切活动，决定了社会必须生产以及生产什么和如何生产。

三

需要和生产是唯物史观的两个重要范畴。需要与生产的辩证关系是马克思需要理论的核心内容。探讨马克思的需要理论，对于正确处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以人为本”之间的关系，更好地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具有重要意义。 众所周知，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以人为本”是其实质和核心。然而，自科学发展观提出以来，一些人在对科学发展观的理解上一直存在着理论上的误区，认为强调“以人为本”就是弱化或取消“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人为地将二者对立起来。那么，如何正确认识“以人为本”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之间的关系?这是摆在我们理论界面前的一个重大课题。澄清这些问题，不仅可以从理论上深化对科学发展观的研究，而且有利于在实践中真正贯彻落实好科学发展观。基于此，本文拟从马克思的需要理论尤其是马克思关于需要与生产之间关系的论述，对科学发展观进行一次重新审视。

（一）需要和生产的辩证关系

关于需要与生产之间的关系，目前理论界大致有两种看法：一种观点认为需要决定生产；另一种观点认为生产决定需要。从总体上看，这两种观点既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又存在着一定的片面性。说它们具有一定的合理性，是因为它们都可以找到自己的文本依据；而说它们又存在着一定的片面性，是因为二者都只是看到了需要与生产之间关系的一个方面，而忽视了另一个方面，可谓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因为在马克思看来，不仅需要决定生产，同时生产也决定需要，二者之间具有不可分割的辩证统一关系。

1．需要决定生产。人的需要在人类社会生活中占有十分重要的作用。需要的产生、发展及其满足，必然导致人的活动以及人类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对于需要的这种作用，马克思曾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作了概括性的说明，即“没有需要，就没有生产”。也就是说，需要决定生产。 需要对生产的决定作用主要体现在需要是人的生产实践活动的内在动机。换句话说，人们所从事的一切生产活动无不源于人的需要。正如马克思所说的：“任何人如果不同时为了自己的某种需要和为了这种需要的器官而做事，他就什么也不能做。”即使是孤岛上的鲁滨逊，不管他生活多么俭朴，需要多么简单，但是为了生存，他终究还是要满足自己的各种需要，因而他必须去从事各种有用劳动。正像野蛮人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为了维持和再生产自己的生命，必须与自然进行斗争一样，文明人也必须这样做，也必须从事改造自然的生产实践活动。所以，对于物质生产来说，没有哪一项不是由人的需要引起的。人们改造自然界的劳动过程，“是制造使用价值的有目的的活动，是为了人类的需要而占有自然物，是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一般条件，是人类生活的永恒的自然条件”。换句话说，驱使人们从事生产劳动活动的是人的需要，首先是人对衣、食、住以及其他东西的需要，然后是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享受需要和发展需要。需要说明的是，这里所说的“需要”是指“有效的需要”(“有效的需求”)，而无效的或虚假的需要不能带来新的生产。对此，马克思在批判格律恩把消费与生产绝对等同起来的错误观点时曾明确指出：“但是他忘记了，他的需求应当是有效的需求……只有这样，他的需求才能弓f起新的生产。”可见，正是人的需要创造出生产的观念上的内在动机，推动着人类从事生产实践活动。因而，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人的需要是生产的前提，“没有需要，就没有生产”，“消费的需要，决定着生产”。 物质生产如此，精神生产、人类的科学认识活动也是如此。马克思说：“经济上的需要曾经是，而且愈来愈是对自然界的认识进展的主要动力。”恩格斯对需要在科学发展中的这种动力作用也作过明确的说明：“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则这种需要就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斯大林认为，新的思想和理论之所以产生，正是因为它们是社会所必需的。科学理论不仅是由于社会的需要而产生的，而且它的实现也是由需要所决定的，即“理论在一个国家的实现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 生产不仅有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而且还存在着人类自身的生产即繁殖。而推动人类自身生产的仍然是人的需要。人类的繁衍是人类维持生命延续的需要，人口的数量不仅受到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社会关系的性质、人们的社会文化心理等方面的制约，而且也是根据人类的实际需要来加以调控的。从人类起源上来看，人的“语言也和意识一样，只是由于需要，由于和他人交往的迫切需要才产生的”。人类自身的生产包括人类自身素质的提高和发展，而人类自身素质的提高与发展是为了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人类在改造外部客观世界的同时也改造着自身，形成新的思想品德、知识能力，也就是像马克思所说的：“在再生产的行为本身中，不但客观条件改变着，例如乡村变为城市，荒野变为清除了林木的耕地等等，而且生产者也改变着，炼出新的品质，通过生产而发展和改造着自身，造成新的力量和新的观念，造成新的交往方式，新的需要和新的语言。” 可见，人的需要是人从事一切实践活动的内在动力，是生产的前提，“没有需要，就没有生产”，需要决定生产。

2．生产决定需要 。在需要和生产的关系上，与“没有需要，就没有生产”这一论断相对应，马克思还提出：“没有生产，也就没有消费。” 人作为自然存在物，而且是有生命的自然存在物，他的肉体组织以及受肉体组织所制约的他对外部自然界的关系，是他得以存在的基础。因此，从直观的层面上看，人的需要直接依赖于人的肉体组织。但是，在马克思看来，人的肉体组织本身并不能从根本上说明人的需要。人的需要虽然表现为人的肉体组织的需求，但取决于人的生产劳动，根源于人的生产劳动。也就是说，在生产与需要的关系上，生产是主导的决定的方面。对此，马克思说：“需要也如同产品和各种劳动技能一样，是生产出来的。” 具体来说，生产决定需要，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生产创造出需要的对象、材料。众所周知，人的需要都是对象性的，只有当主体的需要与相应的客观对象相结合，才能形成现实的需要。而这只有通过人们的生产劳动，利用和改造自然资源，获得产品——衣、食、住、行等物质生活资料，需要才能得到满足，从可能变为现实。 其次，生产创造出需要的主体即消费者。生产不仅为需要提供材料、对象，而且也为材料提供需要。“艺术对象创造出懂得艺术和具有审美能力的大众——任何其他产品也都是这样。”因此，生产不仅为主体生产需要对象，而且也为需要对象生产主体。 再次，生产创造出满足需要的方式。人的需要是与满足需要的方式联系在一起的。在一定社会条件下，人有什么样的需要，是受人如何满足自己需要的方式影响的。而人究竟怎样去满足自己的需要，这并不依他的主观意志为转移，而是由当时的社会生产劳动的状况所决定。时代不同，人们的生产方式不同，满足需要的方式也就不同。正如马克思所说的：“饥饿总是饥饿，但是用刀叉吃熟肉来解除的饥饿不同于用手、指甲和牙齿啃生肉来解除的饥饿。” 最后，生产创造出新的需要，从而推动着需要的发展。人的需要的满足要借助于一定的劳动手段。劳动创造的新手段，不仅保证了原有需要的满足，而且又开辟出新的活动领域，在新的活动领域中会产生出新的需要，如对新的劳动产品的需要、对新的工具操作的需要以及对新的劳动组织、管理的需要等。人的需要产生于生产，因此随着生产的发展，人的需要也必然不断地得到发展。这一切都表明：“需要是同满足需要的手段一同发展的，并且是依靠这些手段发展的。” 可见，生产不仅创造出需要的对象、需要的主体、满足需要的方式，而且也创造出新的需要。也就是说，不仅需要的对象，而且满足需要的方式，不仅在需要客体方面，而且在需要主体方面，都是生产所生产的。所以，没有生产，就没有需要，生产决定着需要。

3．需要与生产的辩证统一 。如前所述，生产与需要之间的关系包含着两个方面：一是需要决定生产；二是生产决定需要。那么，究竟是生产决定需要，还是需要决定生产呢?如果说需要决定生产，那么它是何种意义上的决定作用呢? 对此，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说的一段话或许对我们理解这个问题有所帮助。马克思在谈到历史的三个因素，即需要、生产和增殖时，指出：“不应把社会活动的这三个方面看作是三个不同的阶段，而只应看作是三个方面，或者，为了使德国人能够了解，把它们看作是三个‘因素’。从历史的最初时期起，从第一批人出现时，三者就同时存在着，而且就是现在也还在历史上起着作用。”显然，马克思在这里是强调需要与生产的同时性、共存性，它们之间并不存在着时间上的绝对先后性。在需要与生产的关系问题上，马克思既反对脱离生产来抽象地谈论需要的动力作用，把人的需要先行设定为天然合理的东西，同时也反对仅仅局限于需要与生产之间相互作用的议论，不去揭示相互作用的基础，不去寻找其中的具有决定意义的方面。马克思既看到需要与生产之间存在着相互作用，又注意到在生产和需要的相互关系中，生产的主导性的一面。他说：“生产活动是实现的起点，因而也是实现的起支配作用的要素。” 毫无疑问，“没有需要，就没有生产”，这是一个正确的命题。人的需要可以看作是人的生产的先在的前提，生产如果不符合人的需要，就不是真正的生产。同样毫无疑问的是，“没有生产，就没有需要”，这也是一个正确的命题。需要是由生产所产生的，生产是实际的起点。关于生产与需要的关系，马克思以生产和消费的关系作了概括性的说明：“无论我们把生产和消费看作一个主体的活动或者许多个人的活动，它们总是表现为一个过程的两个要素，在这个过程中，生产是实际的起点，因而也是起支配作用的要素。消费，作为必需，作为需要，本身就是生产活动的一个内在要素。”这也就是说，生产是需要的现实起点，需要是生产的观念上的起点。在现实中，生产决定需要，并最终超越需要，创造出新的需要；而在观念中，需要反作用于生产，并实际超越生产，引导和推动生产。正是以生产为其主要方面的生产与需要的既对立又统一，构成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动力源泉。 由此可见，需要与生产是相互依存、相互作用、互为前提、辩证统一的。如果割裂二者之间的辩证关系，各执一端，必然会导致“生产决定论”或“需要决定论”的错误。所以，离开需要谈生产和离开生产谈需要都是片面的，同时也是与马克思的需要理论相背的

四

人类不断满足需求和创造需求的历史变革：工业革命

资本主义工业化过渡阶段

工业革命（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开始于十六世纪或更早些，十八世纪后半期，在英国的进展已经很显著了。通常认为它发源于英格兰中部地区，是指资本主义工业化的早期历程，即资本主义生产完成了从工场手工业向机器大工业过渡的阶段。工业革命是以机器取代人力，以大规模工厂化生产取代个体工场手工生产的一场生产与科技革命。继英国之后，法、美等国也在19世纪中期完成工业革命。它极大地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巩固了新兴的资本主义制度，引起了社会结构和东西方关系的变化，对世界历史进程产生了重大影响。后来也有一些学者提出“多次工业革命”说，例如，19世纪后期的第二次工业革命，20世纪后半期的第三次工业革命。由于机器的发明及运用成为了这个时代的标志，因此历史学家称这个时代为“机器时代”（the Age of Machines）。18世纪末19世纪初，英国人瓦特改良蒸汽机之后，由一系列技术革命引起了从手工劳动向动力机器生产转变的重大飞跃。随后向英国乃至整个欧洲大陆传播，19世纪传至北美。一般认为，蒸汽机、煤、铁和钢是促成工业革命技术加速发展的四项主要因素。英国是最早开始工业革命也是最早结束工业革命的国家。一种说法认为工业革命在1750年左右已经开始，但直到1830年，它还没有真正蓬勃地展开。大多数观点认为，工业革命发源于英格兰中部地区。18世纪中叶，英国人瓦特改良蒸汽机之后，一系列技术革命引起了从手工劳动向动力机器生产转变的重大飞跃。随后传播到英格兰到整个欧洲大陆，19世纪传播到北美地区。19世纪中期，欧洲国家和美国、日本的资产阶级革命或改革的完成，促进了经济的发展。19世纪60年代后期，开始第二次工业革命。人类进入了“电气时代”。

有人认为工业革命在1750年左右已经开始，但直到1830年（庚寅年），它还没有真正蓬勃地展开。大多数观点认为，工业革命发源于英格兰中部地区。英国工人哈格里夫斯发明了珍妮纺纱机；18世纪末19世纪初，英国人瓦特改良了蒸汽机，所以工业革命的开始的标志为哈格里夫斯发明的珍妮纺纱机，而工业革命的标志是瓦特改良蒸汽机。但蒸汽机不是瓦特发明的，而是瓦特改造的。由一系列技术革命引起了从手工劳动向动力机器生产转变的重大飞跃。随后工业革命传播到英格兰再到整个欧洲大陆，19世纪传播到北美地区。后来，工业革命传播到世界各国。

传统观点认为，工业革命发生的主要原因就是18世纪时英国的工场手工业的生产已经不能满足市场的需要，这就对工场手工业提出了技术改革的要求。但是，为何工业革命率先发生在了英国而非欧洲大陆国家或是亚洲国家？学者们提出了许多不同的观点，主要内容如下：

1.政治前提：英国较早地确立了君主立宪制度，资产阶级在英国的统治日益加强；更加进步的政治制度为英国经济的发展提供了相对稳定的国内外环境，进入18世纪以后英国本土没有出现过较大规模的战乱。2.农业进步：英国在17-18世纪基本完成了农业革命，具体表现为：轮作制的推广、生产工具的进步、新作物的耕种以及肥料的使用等。通过圈地运动，地主获得了大量成块的土地，提高了生产效率。而大量失去土地的农民则向城镇转移，或是为资本主义农业服务，进而扩大了国内市场。值得一提的是，英国的农奴制度早在中世纪晚期就已基本绝迹，英国农业社会的发展受到封建残余的阻碍相比欧洲大陆一些国家和地区（西班牙、德意志）更小。英国农业产量提高，农产品价格下降，这也就意味着英国人可以通过较低的消费获取较多的生活资源。3.较高的工资水平：首先，受到14世纪的瘟疫、饥荒的影响，英国的人口在中世纪后期跌至了低谷。在直到18世纪中叶的30多年时间里，英国人口经历了长时间的缓慢增长，劳动力数量并不充裕。同时，英国农业社会的基本特征也进一步限制了手工工人的数量，在新的政治制度建立之前，即使是圈地运动的出现，也并不能改变英国工业劳动力成本高这一现实。英国劳动力成本高决定了英国工人的工资相较欧洲大陆国家更高，在这种情况下，为大规模提高生产率满足市场，研发先进的生产工具势在必行。由于前文所述，受到农业革命的影响，劳动者可以享受到更低的生活成本，进而过上更加体面舒适的生活，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生产技术研发当中。4.工场手工劳动时积累的经验和生产技术的进步，由于英国较早地废除了行会制度，城镇手工业的发展不受地方行会势力的限制，具有更加自由的环境。5.资产阶级政府对发明创造的支持与奖励调动了劳动生产者的生产发明积极性，推动了工业革命的发生与发展。6.商业革命使得英国商人更加富裕，同时英国殖民扩张为工商业发展提供了巨大的海外市场和丰富的原料，此外英国殖民地印度不仅拥有丰富的纺织经验，同时与印度棉布竞争也成为了推动英国纺织业改进生产工具的动力之一。此外英国拥有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战舰来保护海外贸易的安全和市场秩序。7.英国本土拥有丰富的煤炭资源，使用机器生产所消耗的能源成本低于欧洲大陆国家，使得采用机器生产代替手工生产的生产成本更低，有利于先进生产技术的推广。这一条件也是小农经济根深蒂固的法国所不具备的（劳动力成本低、能源成本高）。8.随着市场需求的增大，工厂手工生产已无法满足需求，对大工厂生产的迫切需求。于是，一场机器生产革命必然爆发。另外，在西欧国家和美国轰轰烈烈革命时，中国清王朝正做着“天朝大国”的美梦，英国等国是不会放过这块能掠取财富的土地，这也是诱发鸦片战争的一个原因。工业革命开始后，英国对印度、东南亚的侵略加剧，印度、埃及、缅甸相继落为英国的殖民地、半殖民地。

工业革命对19世纪科学的发展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工业革命最早是由恩格斯提出来的，指18世纪后期到19世纪前期发生在英国的从手工生产转向大机器生产的技术、经济变革，后来逐渐扩散到世界各国。工业革命是资本主义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它实现了从传统农业社会转向现代工业社会的重要变革。工业革命是生产技术的变革，同时也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关系的变革。从生产技术方面来说，它使机器代替了手工劳动；工厂代替了手工工场。从社会关系说，它使社会明显地分裂为两大对立的阶级──工业资产阶级和工业无产阶级。17、18世纪，英法等国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为生产力的发展扫清了道路，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发明，为向机器大工业过渡准备了条件。随着市场的扩大，以手工技术为基础的工场手工业不能满足市场的需要，资产阶级为追求利润，广泛采用新技术。工业革命18世纪60年代开始于英国，首先从棉纺织业开始，80年代因蒸汽机的发明和使用得到了进一步发展。

工业革命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所决定的。资产阶级革命废除了封建制度，消除了不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束缚，为工业革命创造了重要的政治前提；消除农业中的封建制度和小农经济，为资本主义大工业的发展提供了充分的劳动力和国内市场；资本主义原始积累过程，提供了资本主义大工业所必需的大批自由劳动力和巨额的货币资本；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长期的发展，为大机器生产的出现准备了技术条件。一般认为，蒸汽机、焦炭、铁和钢是促成工业革命技术加速发展的四项主要因素。在瓦特改进蒸汽机之前，整个生产所需动力依靠人力和畜力。伴随蒸汽机的发明和改进，工厂不再依河或溪流而建，很多以前依赖人力与手工完成的工作自蒸汽机发明后被机械化生产取代。工业革命是一般政治革命不可比拟的巨大变革，其影响涉及人类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使人类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革，对人类的现代化进程推动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把人类推向了崭新的蒸汽时代。

工业革命对19世纪科学发展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以前的科学研究很少用于工业生产，随着工业革命的发展长大，工程师与科学家的界限越来越小，更多的工程师埋头做科学研究。以前的科学家多是贵族或富人的子弟，现在则有许多来自工业发达地区和工人阶级的子弟成为了科学家。他们更加对化学和电学感兴趣，这也促进了这些学科的发展。工业革命使人类跨入了机器时代，带来了生产力的巨大发展，以及社会阶级结构的变化，形成了近代工业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两大对立阶级。拉大了东西方社会进步的距离，完成了工业革命的西方国家，打开了亚、非、拉落后国家的大门，把个世界纳入了资本主义的商品经济体系。工业革命引起生产组织形式的变化，使用机器为主的工厂取代了手工工厂。城市化和人口向城市的转移。给人们的日常生活和思想观念带来了巨大的变化。工业化和城市化也产生了新的社会问题。比如：贫富分化，城市人口膨胀，住房拥挤，环境污染等弊端。引起社会结构的改变。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正是工业革命的直接产物。

工业革命第一阶段

主要在1770年到1870年之间

18世纪后期除了在强有力的需要的刺激下，发明者很少作出发明。作为种种新发明的基础的许多原理在工业革命前数世纪已为人们所知道，但是，由于缺乏刺激，它们未被应用于工业。例如，蒸汽动力的情况就是如此。蒸汽动力在古埃及已为人们所知道，甚至得到应用，但是，仅仅用于开关庙宇大门。不过，在英国，为了从矿井里抽水和转动新机械的机轮，急需有一种新的动力之源。结果引起了一系列发明和改进，直到最后研制出适宜大量生产的蒸汽机。

这些有利条件导致一系列发明，使棉纺织工业有可能到1830年时完全实现机械化。新发明中，理查德·阿克赖特的水力纺纱机（1796）、詹姆斯·哈格里夫斯的多轴纺纱机（1770）和塞缪尔·克朗普顿的走锭纺纱机（1779）是十分出色的。水力纺纱机能在皮辊之间纺出又细又结实的纱；用多轴纺纱机，一个人能同时纺８根纱线，后来是16根纱线，最后为100多根纱线；走锭纺纱机也称为“骡机”，因为它结合了水力纺纱机和多轴纺纱机的优点。所有这些新纺纱机很快就在生产出比织布工所能处理的多得多的纱线。有位名叫埃德蒙·卡特赖特的牧师试图矫正这种不平衡状态，他在1785年取得了一种最初由马驱动、1789年以后由蒸汽驱动的动力织机的专利权。这种新发明物制作粗陋，在商业上无利可图。但是，经过20年的改进之后，其最严重的缺点得到了纠正。到19世纪20年代，这种动力织机在棉纺织工业中基本上已取代了手织织布工。

正如纺纱方面的发明导致织布方面相应的发明一样，某一工业中的发明促进了其他工业中相应的发明。新的棉纺机引趄对动力的需要，这种动力较传统的水车和马所能提供的动力更充裕、更可靠。约1702年前后，一台原始的蒸汽机已由托马斯·纽科门制成，并被广泛地用于从煤矿里抽水。但是，比起它所提供的动力来，它消耗燃料太多，所以经济上仅适用于煤田本身。1763年，格拉斯哥大学的技师詹姆斯·瓦特开始改进纽科门的蒸汽机。他同制造商马修·博尔顿结成事业上的伙伴关系，博尔顿为相当昂贵的实验和初始的模型筹措资金。这一事业证明是极其成功的；到1800年即瓦特的基本专利权期满终止时，已有500台左右的博尔顿－瓦特蒸汽机在使用中。其中38％的蒸汽机用于抽水，剩下的用于为纺织厂、炼铁炉、面粉厂和其他工业提供旋转式动力。

蒸汽机的历史意义，无论怎样夸大也不为过。它提供了治理和利用热能、为机械供给推动力的手段。因而，它结束了人类对畜力、风力和水力的由来已久的依赖。这时，一个巨大的新能源已为人类所获得，而且不久，人类还能开发倘藏在地球中的其他矿物燃料，即石油和燃气。如此，开始了一种趋向，它导致目前的局面：西欧和北美洲每人可得到的能量分别为亚洲每人的11.5倍和29倍。这些数字的意义在一个经济力量和军事力量直接依赖于所能获得的能源的世界中是很明显的。实际上，可以说，19世纪欧洲对世界的支配与其说是以其他任何一种手段或力量为基础，不如说是以蒸汽机为基础。

新的棉纺机和蒸汽机需要铁、钢和煤的供应量增加。这一需要通过采矿和冶金术方面的一系列改进得到满足。原先，铁矿石是放在填满木炭的小熔炉里熔炼。森林的耗损迫使制造人求助于煤；正是在此时即1709年，亚伯拉罕·达比发现，煤能够变为焦炭，正则木头可以变成木炭一样。焦炭证明是和木炭一样有效的，而且便宜得多。达比的儿子研制出一个由水车驱动的巨大风箱，从而制成第一台由机械操纵的鼓风炉，大大降低了铁的成本。1760年，约翰·斯米顿作了进一步的改进；他抛弃达比所使用的、由皮革和木头制成的风箱，用一个泵来代替，这泵由四个装有活塞和阀门的金属气缸组成，并由水车驱动。更重要的是亨利·科特作出的改进，他于1784年发明了除去熔融生铁中的杂质的“搅炼”法。利特把熔融生铁放在一个反射炉里，加以搅动或“搅炼”。这样，通过在熔融体中环流的空气中的氧，除去熔融体中的碳。除去碳和其他杂质后，就生产出比原先易碎的熔融生铁或生铁更有韧性的热铁。当时，为了跟上制铁工业的不断上升的需要，采煤技术也有了改善。极为重要的是蒸汽机用于矿井排水，还有，就是1815年汉弗莱·戴维爵士发明的安全灯；安全灯大大减少了开矿中的危险。

由于这种种发展的结果，英国到1800年时生产的煤和铁比世界其余地区合在一起生产的还多。更明确地说，英国的煤产量从1770年的600万吨上升到1800年的1200万吨，进而上升到1861年的5700万吨。同样，英国的铁产量从1770年的5万吨增长到1800年的13万吨，进而增长到1861年的380万吨。铁已丰富和便宜到足以用于一般的建设，因而，人类不仅进入了蒸汽时代，也跨入了钢铁时代。

纺织工业、采矿工业和冶金工业的发展引起对改进过的运输工具的需要，这种运输工具可以运送大宗的煤和矿石。朝这方向的最重要的一步是在1761年迈出的；那年，布里奇沃特公爵在曼彻斯特和沃斯利的煤矿之间开了一条长7英里的运河。曼彻斯特的煤的价格下降了一半；后来，这位公爵又使他的运河伸展到默西河，为此耗去的费用仅为陆上搬运者所索取的价格的六分之一。这些惊人的成果引起运河开凿热，使英国到1830年时拥有2500英里的运河。

与运河时代平行的是伟大的筑路时期。道路起初非常原始，人们只能步行或骑马旅行；逢上雨季，装载货物的运货车在这种道路上几乎无法用马拉动。1850年以后，一批筑路工程师——约翰·梅特卡夫、托马斯·特尔福德和约翰·麦克亚当发明了修筑铺有硬质路面、能全年承受交通的道路的技术。乘四轮大马车行进的速度从每小时4英里增至6英里、8英里甚至10英里。夜间旅行也成为可能，因此，从爱丁堡到伦敦的旅行，以往要花费14天，这时仅需44小时。

1830年以后，公路和水路受到了铁路的挑战。这种新的运输方式分两个阶段实现。首先出现的是到18世纪中叶已被普遍使用的钢轨或铁轨，它们是供将煤从矿井口运到某条水路或烧煤的地方用的。据说，在轨道上，一个妇女或一个孩子能拉一辆载重四分之三吨的货车，一匹马能干22匹马在普通的道路上所干的活。第二个阶段是将蒸汽机安装在货车上。这方面的主要人物是采矿工程师乔治·斯蒂芬孙，他首先利用一辆机车把数辆煤车从矿井拉到泰恩河。1830年，他的机车“火箭号”以平均每小时14英里的速度行驶31英里，将一列火车从利物浦牵引到曼彻斯特。短短数年内，铁路支配了长途运输，能够以比在公路或运河上所可能有的更快的速度和更低廉的成本运送旅客和货物。到1838年，英国已拥有500英里铁路；到1850年，拥有6600英里铁路；到1870年，拥有15500英里铁路。

蒸汽机还被应用于水上运输。从1770年起，苏格兰、法国和美国的发明者就在船上试验蒸汽机。第一艘成功的商用汽船是由美国人罗伯特·富尔顿建造的；他曾前往英国学习绘画、但是，与詹姆斯·瓦特相识后，转而研究工程学。1807年，他使自己的“克莱蒙脱号”汽船在哈得孙河下水。这艘船配备着一台驱动明轮的瓦特式蒸汽机，它溯哈得孙河面上，行驶150哩，抵达奥尔巴尼。其他发明者也以富尔顿为榜样，其中著名的有格拉斯哥的亨利·贝尔，他在克莱德河两岸为苏格兰的造船业打下了基础。早期的汽船仅用于江河和沿海的航行，但是，1833年，“皇家威廉号”汽船从新斯科舍行驶到英国。5年后，“天狼星号”和“大西方号”汽船分别以16天半和13天半的时间朝相反方向越过大西洋，行驶时间为最快的帆船所需时间的一半左右。1840年，塞缪·肯纳德建立了一条横越大西洋的定期航运线，预先宣布轮船到达和出发的日期。肯纳德宣扬他的航线是已经取代“与帆船时代不可分离的、令人恼火的不规则”的一条“海洋铁路”。到1850年，汽船已在运送旅客和邮件方面胜过帆船，并开始成功地争夺货运。

工业革命不但在交通运输方面，而且在通讯联络方面引起了一场革命。以往，人们一向只有通过运货马车、驿使或船才能将一个音信送到一个遥远的地方。然而，18世纪中叶，发明了电报；作出这一发明的主委是一个英国人查尔斯·惠斯通与两个美国人塞缪尔·莫尔斯和艾尔弗雷德·维耳。1866年，人们铺设了一道横越大西洋的电缆，建立了东半球与美洲之间直接的通讯联络。

如此，人类征服了时间和空间。自远古起，人类一直以坐马车、骑马或乘帆船所需旅行的小时数来表示不同地方之间的距离。但现在，人类穿着一步跨七里格的靴子跨过了地球。人类能够凭借汽船和铁路越过海洋和大陆，能够用电报与世界各地的同胞通讯。这些成就和其他一些使人类能利用煤的能量、能成本低廉地生产铁、能同时纺100根纱线的成就一起，表明了工业革命这第一阶段的影响和意义。这一阶段使世界统一起来，统一的程度极大地超过了世界早先在罗马人时代或蒙古人时代所曾有过的统一程度；并且，使欧洲对世界的支配成为可能，这种支配一直持续到工业革命扩散到其他地区为止。

阶段

工业革命第二阶段主要在1870年到1914年之间

18世纪后期开始的工业革命已稳步地、不懈地继续到现在。因此，将其发展过程划分为不同的时期，实质上是武断的。然而，若把1870年看作一个过渡日期，还是可以作一划分。正是在1870年前后，出现了两个重要的发展——科学开始大大地影响工业，大量生产的技术得到了改善和应用。

科学开始时对工业没什么影响。迄今所握到的纺织工业、采矿工业、冶金工业和运输业方面的种种发明，极少是由科学家们作出的。相反，它们多半是由响应非凡的经济刺激的、有才能的技工完成的。不过，1870年以后，科学开始起了更加重要的作用。渐渐地，它成为所有大工业生产的一个组成部分。工业研究的实验室装备着昂贵的仪器、配备着对指定问题进行系统研究的训练有素的科学家，它们取代了孤独的发明者的阁楼和作坊。早先，发明是个人对机会作出响应的结果，而如今，发明是事先安排好的，实际上是定制的。沃尔特·李普曼已恰当地将这种新形势描述如下：

从最早的时代起，就有机器给发明出来，它们极为重要，如轮子，如帆船，如风车和水车。但是，在近代，人们已发明了作出发明的方法，人们已发现了作出发现的方法。机械的进步不存是碰巧的、偶然的，而成为有系统的、渐增的。

1870年以后，所有工业都受到科学的影响。例如，在冶金术方面，许多工艺方法（贝塞麦炼钢法、西门子－马丁炼钢法和吉尔克里斯特－托马斯炼钢法）给发明出来，使有可能从低品位的铁矿中大量地炼出高级钢。由于利用了电并发明了主要使用石油和汽油的内燃机，动力工业被彻底改革。通讯联络也因无线电的发明而得到改造。1896年，古利埃尔莫·马可尼发明了一台不用导线就能发射和接收信息的机器，不过，他的成果是以苏格兰物理学家詹姆斯·克拉克·麦克斯韦和德国物理学家亨利希·赫兹的研究为基础的。石油工业迅速发展，因为地质学家和化学家做了大量工作；地质学家以非凡的准确性探出油田，化学家发明了从原油中提炼出石脑油、汽油、煤油和轻、重润滑油的种种方法。科学对工业的影响的最惊人的例子之一可见于煤衍生物方面。煤除了提供焦炭和供照明用的宝贵的煤气外，还给予一种液体即煤焦油。化学家在这种物质中发现了真正的宝物——种种衍生物，其中包括数百种染料和大量的其他副产品如阿司匹林、冬青油、糖精、消毒剂、轻泻剂、香水、摄影用的化学制品、烈性炸药及香橙花精等。

工业革命的第二阶段也以大量生产的技术的发展为特点。美国在这一方面领先，就象德国在科学领域中领先一样。美国拥有的某些明显的有利条件可说明它在大量生产方面居首位的原因：巨大的原料宝库；土著和欧洲人的充分的资本供应；廉价的移民劳动力的不断流入；大陆规模的巨大的国内市场、迅速增长的人口以及不断提高的生活标准。

大量生产的两种主要方法是在美国发展起来的。

第一种方法是制造标准的、可互换的零件，然后以最少量的手工劳动把这些零件装配成完整的单位。美国发明家伊莱·惠特尼就是在19世纪开始时用这种方法为政府大量制造滑膛枪。据说，这些模子被加工得非常精确，以致任何滑膛枪的每个零件都可适用于其他任何滑膛枪。”在惠特尼之后的数十年间，机器被制造得愈来愈精确，因此，有可能生产出不是几乎相同而是完全一样的零件。

第二种方法出现于20世纪初，是设计出装配线。亨利·福特因为发明了能将汽车零件运送到装配工人所需要的地点的环形传送带，获得了名声和大量财产。然后，借助于先进的机械设备，对大堆大堆的原料的处理作了改善。

大量生产的这种方法也是在美国得到改善的，其最好的例子见于钢铁工业。以下这段对制造铁路钢轨的过程的描述，说明了这种方法：

铁矿石来源于梅萨比岭。蒸汽铲把铁矿石舀进火车车厢；车厢被拖运到德卢斯或苏必利尔，然后进入某些凹地上方的码头，当车厢的底部向外翻转时，车厢内的铁矿石便卸入凹地；滑运道使铁矿石从凹地进入运矿船的货舱。在伊利湖港，这矿船由自动装置卸货，矿石又被装入火车车厢；在匹兹堡，这些车厢由自动两卸车卸货，倾卸车把车厢转到自己的边上，使矿石瀑布似地落入箱子；上料车把焦炭、石灰石和这些箱子里的矿石一起运至高炉顶部，将它们倒入炉内。于是，高炉开始生产。从高炉里，铁水包车把仍然火热的生铁转移到混轶炉，然后再转移到平炉。就这样，实现了燃料的节约。接着，平炉开始出钢，钢水流入巨大的钢水包，从那里，再流入放在平板车上的铸模，一辆机车把平板车推到若干凹坑处，除去铸模后赤裸裸地留下的钢锭就放在这些凹坑里保温，直到扎制时。传送机把钢锭运到轧机处，自动平台不时地升降，在轧制设备之间来回地抛出所需形状的钢轨。由此产生的钢轨具有极好的形状，如果有少许偏差，就会被抛弃。电动起重机、钢水包、传送机、自动倾卸车、卸料机和装料机使从矿井中的铁矿石到钢轨的生产威为一件不可思议地自动的、生气勃勃的事情。

从纯经济的观点来看，这一规模的大量生产所意味的东西，从钢铁大王安德鲁·卡耐基的以下这番无可非议的大话中可觉察出来：从苏必利尔湖开采两磅铁石，并运到相距900英里的匹兹堡；开采一磅半煤、制成焦炭并运到匹兹堡；开采半磅石灰，运至匹兹堡；在弗吉尼亚开采少量锰矿，运至匹兹堡——这四磅原料制成一磅钢，对这磅钢，消费者只需支付一分钱。

科学和大量生产的方法不仅影响了工业，也影响了农业。而且，这又是发生在科学应用方面领先的德国和大量生产方面领先的美国。德国化学家发现，若要维持土壤的肥力，就必须恢复土壤中被植物摄取的氮、钾和磷。最初，是利用天然肥料来达到这一目的，但是，将近19世纪末时，天然肥料让位于形式上更纯粹的、必需的无机物。结果，无机物的世界性生产大大增长，在1850至1913年间，硝酸盐、钾碱和过磷酸钙的产量从微不足道的数量分别上升到899800公吨、1348000公吨和16251213吨。

扩大

19世纪期间，工业革命从英国逐渐传播到欧洲大陆甚至世界的非欧洲部分。起初，在传播方面存在着各种障碍。英国有条法律禁止出口机械，欧洲大陆的形势也无助于工业化，这尤其是因为行会的力量以及与美国独立战争和拿破仑战争相联系的动乱。但是，战争于1815年结束，英国的那条法律也于1825年被废除。很快，19世纪30年代在英国开始的铺设铁路热影响到欧洲大陆。此外，在这个时候，英国实业家正在积累剩余资本和寻找向大陆投资的机会。到1830年，仅仅法国就雇用了15000至20000英国工人来操纵新机器。

一旦工业革命开始传播，某些因素就决定了传播的方式。自然资源、尤其是钢铁的充分供应和不受行会限制或封建义务妨碍的、自由的流动劳动人口，是非常重要的。比利时满足了这两方面的要求，因此，成为欧洲大陆上第一个有待工业化的国家。这一过程在1830年以前开始，进行得非常迅速，到1870年，大多数比利时人已居住在城市，直接依靠工业或贸易过活。早在1830年，比利时每年就生产600万吨煤，而到1913年，这数字已上升到2300万吨。不过，工业的其他部门也发展得非常迅速，所以，从1840年起，比利时必须从英国进口煤。

继比利时之后的是法国，不过，由于若干原因，其发展速度要怪得多。法国的煤、铁资源的所在地相隔一定的距离，而且，1871年，铁资源丰富的阿尔萨斯－洛林地区割让给德国，进一步削弱了法国的地位。法国工业传统上专门生产极不适合机械化和大量生产的奢侈品。此外，劳动力供应受到限制，因为行会力量很强大，农民们又不愿意离开土地，尤其是在革命期间分配土地之后。不过，工业化确逐渐影响了法国，特别是在法国北部——在阿尔萨斯－洛林以及里尔、鲁昂和巴黎的周围地区。蒸汽机的数量从1815年的15台增加到1830年的1625台、1871年的26146台和1910年的82238台。1870年以后，工业化的发展速度最为迅速；1870年时，法国制成品的价值为20亿法郎，而到1897年时，已增长到150亿法郎。然而，事实仍旧是，到1914年，法国并未象比利时、英国或德国那样彻底工业化。

德国的工业化方式截然不同于法国。由于政治上不统一、交通工具不良、行会强大以及其他种种原因，德国开始时发展速度很慢。1871年以后，德国工业以巨人般步伐前进，使欧洲其他所有的经济。包括英国的经济，都落后了。1871年，德意志帝国的建立，促成了这一惊人的进步。同时，阿尔萨斯－洛林地区的获得，使德国丰富的自然资源又增加了宝贵的铁储备物。德国还占有这样的优势：一开始就拥有比英国较陈旧的设备更有效的新式机械。而且，德国政府还通过建立运河网和铁路网、必要时提供关税保护和津贴以及制定能培养出一连串驯练有素的科学家和技师的有效的教育制度，提供了巨大的帮助。这些因素使德国到1914年时能在钢铁、化学和电力工业方面超过欧洲其他所有的国家，能在采煤和纺织工业方面跟随英国之后。1914年，德国工业中的工人人数上升为总劳动力的五分之二，而农业中的劳动者人数则下降为总劳动力的三分之一。

到1914年时，欧洲其他几个国家也已发展了巨大的工业，其中最重要的国家是俄罗斯帝国、奥匈帝国和意大利。在海外国家中，美国已以非凡的速度前进，而日本、加拿大和澳大利亚也取得了明显的进步。尤其是美国，凭借前面提到的独特的有利条件，到20世纪初已成为世界头号工业强国。例如，在钢铁生产方面，1810年时，美国生产26512000公吨钢，而其最势均力敌的竞争者德国则生产13698000公吨钢；在煤的生产方面，美国的产量61700万公吨，而居于第二位的大不列颠的产量则为29200万公吨。

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到1914年，工业革命已从它在不列颠群岛的最早的中心地大大地向外传播。实际上，这一传播已达到如此巨大的规模，以致英国这时不仅面临可怕的竞争，而且已为另外两个国家——德国和美国所超过。

重要发明

工业革命前:

1698年 英国工程师托马斯·塞维利制造出第一台蒸汽机。

1712年 英国人托马斯·纽科门获得了稍加改进的蒸汽机的专利权

1733年 约翰·凯伊发明了飞梭

工业革命开始后:

1765年詹姆斯·哈格里夫斯　珍妮纺纱机（揭开了工业革命的序幕）

1768年 阿克莱特 水力纺纱机

1769年 詹姆斯·瓦特改良钮可门的蒸汽机为“单动式蒸汽机”

1774年 约翰·威尔金森 炮筒镗床

1775年 亚历山大·卡明（Alexander Cumming） 下水道s型管

1776年 约翰·威尔金森 气缸镗床

1778年 约瑟夫·勃拉姆（Joseph Bramah）改良抽水马桶

1779年 塞缪尔·克朗普顿 骡机

1782年 瓦特改良蒸汽机为“联动式蒸汽机”,1785年投入使用

1785年 埃德蒙·卡特赖特 水力织布机

1796年 塞纳菲尔德（Alois Senefelder） 平板印刷术

1797年 莫兹利　螺丝切削机床

1807年 富尔顿　造出用蒸汽机做动力的轮船

1812年 理查德·特里维希克　科尔尼锅炉

1814年 史蒂芬孙发明蒸汽机车

1815年 汉弗里·戴维 安全灯

1825年 斯蒂芬森发明的蒸汽机车试车成功

1844年 威廉·费尔贝恩发明兰开夏锅炉

意义：工业革命是资本主义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实现了从传统农业社会转向现代工业社会的重要变革。从生产技术方面来说，它使机器代替了手工劳动；工厂代替了手工工场。工业革命创造了巨大生产力，使社会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工业革命同时也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关系的变革。它使社会明显地分裂为两大对立的阶级──工业资产阶级和工业无产阶级。为资本主义最终战胜封建主义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率先完成工业革命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逐步确立起对世界的统治，世界形成了西方先进、东方落后的局面。带来了工业污染。环境问题在19世纪中期以后逐渐成了严重的问题。开始了城市化进程。使弱小国家缓慢地走上了工业化进程。

1763年以前的那一时期中，欧洲诸强国仅在亚洲和非洲拥有少数立足点，它们主要的占有地是在南北美洲。1763年以后，它们从政治上控制了亚洲的大部分地区和几乎整个的非洲。不过，在南北美洲，它们所能做到的比这要多得多。它们利用美洲的人口比较稀少，真正地使北美洲和南美洲欧化了。这一点在亚洲和非洲是办不到的，因为那里土著居民为数太多，而且已有高度的发展。但是，在南北美洲，尤其是在澳大利亚，欧洲人从各个方面——种族的、经济的和文化的方面——整个地移植了他们的文明。

工业革命在很大程度上是造成这一欧化的主要原因。我们已经看到，生产率的增长和医学的进步导致19世纪欧洲人口的急剧增加。由此引起的人口压力是通过海外迁移找到出路。铁路和汽船有效地把大批大批的人运过海洋和大陆，而种种迫害进一步促进了迁移；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15年中，150万犹太人从俄国逃往美国，就是这方面的一个主要例子。这种种因素相结合，导致了史无前例的大规模迁移。每过去10年，人口迁移的潮流便有巨大的增长。19世纪20年代中，总共才14.5万人离开欧洲，19世纪50年代中，有大约260万人离开欧洲，而在1900至1910年间，移民人数高达900万，也就是每年有近一百万移民。

1885年以前，大部分移民来自北欧和西欧；那时以后，多数移民来自南欧和东欧。一般说来，英国移民前往大英帝国的自治领和美国；意大利人前往美国和拉丁美洲；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前往拉丁美洲；德国人前往美国，其中还有小部分人前往阿根廷和巴西。从世界历史的观点看，这种极其巨大的迁移的意义在于：除很大一部分人涌入亚洲俄国地区和一小部分人慢慢流入南非外，迁移的目标是完全对着美洲和大洋洲的。结果，北美洲和澳大利亚在种族方面几乎完全欧化。虽然南美洲的印第安人设法活下去，但幸存下来的只是少数。换句话说，1763年之前这一时期中的殖民地分枝，在19世纪期间已成为与旧欧洲相并排的若干新欧洲。

南北美洲和澳大利亚不但在种族上，而且在经济上被欧化。1763年以前，这些大陆上的欧洲殖民地主要限制在沿海一带。但在后一世纪中，大陆的内地被横越。工业革命通过提供必需的机械和技术，使由陆路侵入成为可能。如果没有从海岸导向内地的道路、没有连接河道的运河、没有横跨大陆的铁路和电报、没有往返于大河和沿海航道上的汽船、没有能割除大草原草皮的农业机械、没有征服诸土著民族的连发枪，荒野原是不可能被征服的。这些征服大陆的广阔区域用的机械装置对拉丁美洲人和澳大利亚人来说，如同对于美洲边疆居民一样，是必不可少的。例如，有个阿根廷人曾在1878年撰文评论道：“印第安野蛮人的军事力量被完全摧毁，因为雷明顿已使他们认识到，一支军队能越过整个南美大草原，使地面上盖满敢于反对它的人们的尸体。”

新大陆在殖民和经济方面的发展，也自然地导致欧洲文化的移植。诚然，文化在移植过程中发生变化。文化不仅被采纳，也被改变。如今，加拿大、澳大利亚和美国与大不列颠并不完全相同，拉丁美洲也不是伊比利亚半岛的一个精确的复制品。然而，事实依旧是，语言基本上是相同的，虽然美国俚语使英国人着迷、陈旧的法属加拿大方言使法国人好奇。宗教也是同样的，尽管存在着营火复兴会和摩门教信徒。文学、学校、报纸、政体——所有这一切都有着可以追溯到荚国、西班牙、法国和欧洲其他国家的根源。

当然，在南北美洲和澳大利亚也存在着某些并非起源于欧洲的文化。美洲的黑人保留了有着其非洲背景的某种残余物。幸存的诸土著民族，尤其是拉丁美洲的印第安人，促成了一种混合文化人们也不应忘记荒原的影响；它给欧洲移民及其风俗留下了难以去除的印记。所有这种种力量说明了为什么纽约、墨尔本和多论多迥然不同于伦敦，为什么布宜诺斯艾利斯、巴西利亚和墨西哥城迥然不同于马德里。

不过，从全球观点看，相似之处显得多于不同之处。阿拉伯民族在从它们地处中东的家乡向西扩张期间，曾越过北非扩张到大西洋岸。今天，摩洛哥的文化不同于阿拉伯半岛的文化之处，远远多于美国文化不同于英国文化之处或者巴西文化不同于葡萄牙文化之处。然而，摩洛哥现被看作是阿拉伯世界的一部分，而且无疑地，它自己也这样认为。在同样意义上，南北美洲和澳大利亚如今是欧洲世界的一部分。

新帝国工业革命不仅是美洲和澳大利亚被欧化的主要原因，也是欧洲庞大的殖民地结构在亚洲和非洲得以建立的主要原因。这种帝国的营建在1763年出现巨大的殖民拓居地之后的数十年间稳步地进行着。确实，19世纪初叶，在英、法两国的某些集团中存在着不少反帝国主义的情绪。自由贸易的拥护者认为殖民地仅具有极小的经济价值，而英国与13个殖民地打交道的经历似乎也为他们的意见提供了证据。然而，事实依旧是，英、法两国在那数十年间继续获得属地。例如，英国于1815年获得开普殖民地和锡兰，于1840年获得新西兰，于1842年获得香港，于1843年获得纳塔尔。同样，法国在1830至1847年间征服阿尔及利亚，在1858至1867年间征服印度支那，此外，1862年时，还试图在墨西哥得到一块立足地，没有成功。不过，这些获得物与1870年以后营建帝国的巨大浪潮相比，是微不足道的；1870年以后，“新帝国主义”使地球的很大一部分表面成为欧洲少数强国的附属物。

工业革命还产生了剩余资本，剩余资本又致使各强国寻找殖民地作为其投资的去处。资本在国内积累得愈多，利润降得愈低，对国外更有利可图的投资市场的需要也就愈大。实际上，各强国，尤其是英国、法国和德国，对外国进行了大量的投资。因而，到1914年，欧洲已成为世界的银行家。在19世纪上半世纪，这些海外投资的大部分是在南北美洲和澳大利亚。在19世纪下半世纪，这些海外投资多半是在亚洲和非洲的、相对不稳固的国家。提供资本的成千上万个私人小储蓄者和一些大的金融组织自然为其资本的安全而忧虑。他们宁愿在其投资所在的地区出现“文明的”行政管理，而且这种管理最好是由他们各自的政府来进行。如此，投入剩余资本的需要促进了新帝国主义。

工业革命还引起对供给机器用的原料的需要。这些原料——黄麻、橡胶、石油和各种金属——的大部分来自世界“未开化的”地区。在多数情况下，要充分地生产这些物品，就需要有大量的资本支出。这种投资如我们已知道的那样，通常导致政治控制的强加。

新帝国主义的源起并不完全是经济性的；它也并不仅仅与工业革命有关。当时，还有其他种种因素在起作用。一个因素是，希望得到象在马耳他和新加坡那样的海军战略基地以加强国家安全。另一因素是，需要获得另外的人力来源，就如法国人在北非所做的那样。再一因素是传教士的影响。

这些经济的、政治的和思想的，心理上的因素的最后结果，是导致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土地攫取，这种土地攫取甚至是成吉思汗的征服无法与之相比的。在1871至1900年的30年间，英国使其帝国的土地增加425万平方英里、人口增加6600万，法国使其土地增加350万平方英里、人口增加2600万，俄国在亚洲增加了500万平方英里土地和650万人口，德国增加了50万平方英里土地和1300万人口。甚至小小的比利时也设法获得了90万平方英里土地和850万居民。这些征服地加上原有的殖民地，产生一种奇怪的、前所未有的形势：世界的一小部分地区统治了其余地区。

工业化的欧洲强国不仅完全地拥有这些巨大的殖民地。而且还控制了那些由于种种原因而未被实际共容的、经济和军事上软弱的地区。中国、奥斯曼帝国和波斯就是例证；它们名义上都是独立的，但实际上，却经常遭到掠夺、蒙受耻辱、受到强国以直接和间接的种种方式进行的控制。拉丁美洲也是各强国的经济附属物，只是在这一地区，欧洲的军事行动因门罗主义而遭受挫折。不过，门罗主义并不妨碍美国海军陆战队为“恢复法律和秩序”而一再进行的武装干涉。大俄罗斯帝国也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西欧的经济控制，但其时，沙皇政权的军事力量是很强大的，足以阻止外来的经济影响扩展到其他领域。

欧洲的控制不仅扩展到其辽阔的帝国，也伸展到同样广阔的附属地区。事实上，投入附属国的欧洲资本比投入殖民地的更多。这些投资通过各种手段和政治、经济压力给居住这些地区或在这些地区经商的欧洲人以专门特权的治外法权以及与治外法权有关的种种安排——而得到保护。如果必要的话，还始终有美洲的海军陆战队或东半球的炮舰作为最后的一种手段。

开始时，欧洲征服者肯定毫不迟疑地进行掠夺和征收贡物。英国人在印度就曾这样做过，就象西班牙人早先在墨西哥和秘鲁所做的那样。但是，经过这一最初的阶段之后，欧洲的生气勃勃的经济开始以各种方式包围和改变殖民地的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发生这种情况是因为如我们已知道的那样，工业化的欧洲需要为它的剩余资本和制造品获得原料来源和市场。

铁路和其他大项目如灌溉工程和港口设施是用英国资本换来的。换句话说，印度并不是必须待到它积聚起足够的资本时才发展其经济和增加其出口商品。因而，在这早期阶段，印度的经济发展因与英国的联系而得到促进。但是，重要的一点是，印度的经济不仅受到促进，也得到重建，并在后一阶段中归于无效。英国的纺织品非常便宜，这时能通过铁路网而分配到全国，从而，象在早一个世纪时使英国工匠破产那样，无情地使土著工匠破产。不过，这两种形势之间有一个极其重要的不同之处。英国工匠到城市中发展起来的工厂里去做工，印度工匠却由于他们的城市里没有出现工厂而无处可去。英国人自然并不希望在印度建立一个相竞争的工业结构。他们喜欢印度的经济补充他们自己的经济，而不喜欢印度的经济与他们自己的经济竞争。因而，印度供应原料给英国，作为回报，印度得到制成品和建设项目所需的资本。

这是一种自然的、可理解的安排，但是，它深深地影响了印度人民。他们以往历来是通过农业和手工业谋生。而这时，工匠须削价与竞争者抢生意，没有可替换的生活来源。农民也不能不受到影响，因为他们中的许多人开始卷入为英国工厂生产黄麻和其他商品的过程中。这意味着他们不再仅仅供养他们自己和附近城镇的人们。这时，他们已成为世界经济的组成部分，受世界经济的波动和危机的支配。欧洲还通过传入医学科学和种种卫生措施而从根本上影响了印度，因为医学和卫生措施导致人口急剧增低这种情况早先在欧洲也发生过，但是，欧洲有数百万人进入城市或去了海外，而印度人却做不到这些。因此，最后结果是人口增长、经济发展受阻。

在较早节段的工业革命中，人们被迫适应新的生活情况，人们从农庄搬到城市，全家大半生都在工厂工作。于是发生了许多新的关于卫生，福利及老年照料的问题，有时是未获解决的问题。许多人住在城市人口密集之地，引起清洁，住房，警察及犯罪等问题。

工业化及其随同的变化增高了世界多数人们的生活标准。较之过去，有更多的货物可以供用，成本也较低廉。但是，增加对货物的需求，就意味着原料的消耗和环境的沾污。由于大量生产技术更加强的采用，世界若干地区的文化特征在食物，衣着，住房，娱乐，及生活方式上，就趋于标准化。

工业化也改变了政府。许多国家行使帝国主义以支配各种原料和市场，俾能支持工业的发展。工业工人（无产阶级）学会了组织与谈判的技术。因此，民主的过程加速，因为工人要求对于社会的管理，有更多的发言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