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10月4日 星期三， 多云转晴 16/25。

一

近日经常看到一些报道，棉花产量大幅下降，原因主要是春天的低温，播种期后推，6月低温，7月高温，相应的农艺措施都相应变化，棉花生长受到影响，棉桃玲重降低，看上去产量影响不大，可是收获时发现实实在在的棉花蛋蛋少了很多，一致地归于天气原因，也只能说明靠天吃饭穿衣的农业现状并没有根本改变，这两天在村里的耕地转了转，了解冬麦播种情况，很多还在收玉米，要在10月20日前完成播种还是有些紧张的，天气一旦变化，降温如果来的早一些，冬麦播种就停止了，很多耕地都是缺墒状态，长时间没有像样的降水，地下水开采受到限制，我们一直引以为傲的灌溉体系也是脆弱的，同时证明靠天的命运，天山的积雪的多少来自上天的行云流水，不由我们决定，雪域高原至今还是我们顶礼膜拜的对象，因为它仍是滋润生命的天赐资源，除了祈求上苍给予人们更多的赏赐之外我们能做的还是很少，那些自以为可以人定胜天的豪情满怀的口号虽然一代又一代地喊着，可是真正的改变十分稀少，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人类无所作为，比如在认承了上天的作用的无可撼动的地位的基础上尽可能地把这种天赐与人们的需求更好地结合，比如适度的聚集洪水的水库，比如更精密的水的分配传输渠道、管道体系，这些才是广阔天地，有着我们可以大显身手的舞台，而至今还没有构建起来，看看破败不堪的乡村的水渠，看看高低不平的耕地，看看混乱不堪的播种经过，我们的庞大体系这么多年来都做了什么，都把那大把大把的资金和一批一批的项目都干了什么了，都可以改天换地几遍了的人们如何还有脸面面对这些，看来口号不是用来对付大自然的，不是用力于建立良好的制度，改造耕地、水渠，而是用于对付人的，对付各种各样喜好口号的人的，再深入一点，从上到下的各种的文件、规划、通知、会议等等似乎就像一条条的口号和用于口号的运作的工具和平台及渠道，这个成熟的系统的功能就是编制各种的口号，宣传这些口号，喊这些口号，验证这些口号，并用口号作为标准评判人和事，恰恰成为了一个独立于现实之外的一个自洽系统，实际状况与其有着交流互动，但仅仅是表面的，相互分离的，没有必然的利益关系和其他关系，这个体系是完整的独立的，凌驾于一切其他主体，没有第三方有资格评判它，自省只能来自它自己，而这基本是不会发生的，当然这也不能否定它还是要做点什么的，只要这个世界不是铁板一块，只要还有其他主体的存在，只要还有差异的存在，它就有必要通过一些成功的案例证明自己的口号体系的重要性和正确性，点到为止，仅仅是达到消耗最小化原则即可，事情办的如何重要，办事的过程自己可以得到什么更重要，体制内一些利益团队和主体都将此作为评估做事原则，这是解释为何低效的行政体制的理由，不是所有的体制内都这样低效，但不可否认占比不小，有些领域体制内发挥的作用是正面的、人们需要的、并不被人们经常性认识和眼见的，可是与大量的低效的行政存在相比，人们没有耐心去甄别，更有大量的体制内的主体为了自己的利益而选择得过且过，漠视问题，远离困难，逃避责任，当这些不是少数败类的行径，而是大部分人的选择的时候，就不是小问题了，那么谁来认识分析这些呢，一定有社会的精英先知先觉，他们可以梳理出这个社会的问题，也包括体制内的情况不可能逃出他们的法眼，可是这种认识可以上升为行动的依据则是另一回事，现在好像还没有充分的证据，尽管我们一直都在与形式主义斗争，力图改变四风，纯洁队伍，并遏制了这方面的问题，可是新的各种形式主义，新的表现的四风，层出不穷，按下葫芦漂去瓢，说明这个牛皮癣不是一副药可以根治的，不是痛下决心就可以改造的，某种意义上这种病是不治之症，需要我们与其长期共存，心理上是不共戴天之仇，客观上又无法彻底解除病痛，治国就是治吏，只要有体制的官吏，那么如何治理这些人就是政府的职责，而官吏本身就是各种问题的产生源，这是与体制一并产生的，无法根除体制及其官吏也就无法根除由其产生的问题，治理可以有好有坏，但不能指望免除，所以治理官吏是永远都无法回避的课题，所谓的形式主义、四风这些问题具有玉石俱来的性质，我们可以将其控制治理在一定的影响限度内，消灭它则是不可以实现的梦想，毕其功于一役的思路和口号都不适应。几十袋化肥的发放说了几次，过了十天都没有发下去给播种冬麦的农民，今天又给村主要干部沟通此事，他们表示再准备名单，发放月饼竟然有两位干部没有领到，还需要补充两份，之前给村干部10个篮球也没有完全发给7位干部手里，看来什么事都要具体到细枝末节，在这里的一切都是这样，只是交代一下不行，需要把每个环节都想到、说道、做到，这也是基层的问题和客观实情，基层干部的理解力执行力与上面不一样，他们的大局观、认识水平、思想观念都有极大的局限性，待遇低、压力大让他们没有良好的愿景，推一下走一步，只看眼前不想后事，能推的推，能逃的逃，能躲的躲，工作上的被动是他们最大的特点，大概也是现在基层工作现状的缩写，更严重的形势和问题是基层干部的不稳定，流动性很大，一些素质高能力、强的干部很快就走向新的岗位，其中不少离开了基层组织，这个两难问题让对基层干部的管理更加困难，严要求行不通，高待遇做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