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8月20日 星期五，疏附县 多云转阴 20/31。

一

我们所在的这个村儿的村委会有八名村干部，村干部中的支部书记是国家干部，村长虽然不是体制内的干部，但是也有固定工资，那么在这其余的村干部里面有四名是乡干部下派的，他们也是村干部，也是乡干部，也是国家干部。另外有六个小队的小队长，小队长不是村干部，虽然没有进体制内，不是国家干部编制，但是也是有月工资。小队长一个月的工资在千元左右，其他村干部体制内的按体制内的走，一般也就3000最基本的工资，而大队长有4000到5000，支书的工资则可以达到六七千，他们的工资是由乡财政解决。当我听到这些的时候，实际上也是很有一些吃惊的，一则是国家的财力增长了，国家有财力、有能力来为基层的社会功能付出，为乡村干部创造有利的条件，另一方面实际上这也是无奈之举，因为过去，就村干部来讲只有一些补助性的资金，他们的补助性工资收入是极其有限的。我记得我在2016年驻村的时候，当时的村干部一个月的补助金也就在1000元左右，小队长那就在几百元左右，所以说这样的支出与他们的付出却是不匹配的。尤其是小队长，要落实村两委各项工作，腿都跑断了，我每天都看到他们出入在村委会里，在田间地头，不论是开会还大事小情，只有他们会通知各家各户，即便就是浇个水，打个药，就是上个门，就是催种催收，也都要落到小队长的身上，由他们去一家一户的安排部署落实，特别是一些难做的工作他们都是打头阵的，美其名曰是他们了解情况，而他们的收入的的确确与他们的付出严重的背离。当然，村干部和小队长们都有自己的耕地。但是由于大部分的时间都用于处理这一类的公务，村务，所以说也没有很多的时间来打理这些自家的产业，因此如果仅靠这点工资性收入的话，是弥补不了他对家庭的亏欠。那么这些年大幅的增加他们的收入，特别是工资性收入，也是稳定基层干部的一个必需做法。即便如此，在年轻干部当中还是有大量的人并不稳定。

这一次我来与上一次有一个极大的不同，在村一级。就是村干部年轻化了，都是30多岁、20多岁的年轻人，很多都是大学毕业生，至少也是中专、大专毕业生，他们的国语水平显著提高，他们应用计算机等等都已经不同以往。这两次驻村相差了六年，而村干部的变化尤其巨大，这也是适应现在乡村治理需求的必要，也有这个条件，因为国家可以拿出资金支付他们的收入，可以支撑政权延伸。我们村里的的这八个村干部，村支书30多岁，他原来就是乡里面的一个干部，选拔到这里任支书，可以简单基本国语交流，是在去年的时候换届进来的。村长是由本村产生，也是30多岁，初中生学历，国语较低，交流沟通困难，能力一般。那么其中的干事里面有来自于老师的，有来自于大学毕业生公考进体制内的，绝大部分都是大中专生，他们国语水平较高，可以文字交流学习。除了村委会的干部以外，还有村警，村警是乡派出所的干警，自然是体制内的公务员，他由乡派出所管理，由公安局直接管理。而在他的手下，还有六名辅警，辅警每个月的工资在1500左右，他们的支出应该是财政补助一部分，由村集体资金出一部分组成。这些人员之外，还有乡派的干部，在我们这个村有两个，他们是乡里的干部编制的，还有管事干部等。另外还有诊所的两名医务人员。村里体制内最大的干部群体就是来自村小学、村幼儿园的教职人员，还有其他的一些辅助人员，这些人员是由乡统一管理，但是工作地点在村里，有时候也要参与村里的工作。

3村小学是中心小学，有不少老师，也有比较大的一个校园，也比较正规，有比较强的师资，他们都是国家干部，都是体制内，都是吃财政饭的人。幼儿园也有几个老师，从2014年开始是由区地县派干部进行支教而产生的幼儿支教教师，那么从今年9月即将开学后就是有正规幼教老师全员上岗。我记得一六年的时候，我在这个住村儿就有发现，村小学的老师是由内地的大学生考入的，我见到的有来自于重庆的一些大学生，基本都是女生。他们从重庆那样的大地方考入新疆，考入南疆，到了这样一个村小学来任教，这实际上也是宇宙的尽头是公考这样一种现实的印证。内地的大学毕业生很多，大部分的毕业生，除了加入到市场洪流之中，进行方方面面的竞争，那么能够进入体制内是很多毕业生特别是家长们的终极选择，而内地公考的竞争那是异常的激烈和残酷。而相对来讲，在新疆，在南疆，在基层，在乡村，则相对宽松，于是这些年内地大学生到新疆来入职的很多，经常能见到他们的身影，在县里面的干部群体里，在乡里面的干部群体里面，在村里的干部群里面都可以看到。越来越多的来自于内地的大学生，他们成为新疆基层公职人员的重要来源，这已经成为一个大的趋势。如果说十年前，主要是在疆的军人、军转干部占了很大的入职比例，那么现在就有很多的大学生开始进入了体制内，在新疆建功立业，在新疆谋求发展，在新疆进入体制内，进入公务员队伍，进入教师队伍，进入新疆的各个事业单位，成为新疆的新一代。这是很明显的变化，这已经成为一种新常态，人才流动的孔雀东南飞的逆势飞扬，在相当程度上也形成了新的人才流动的方向，新的一次人才流动。

在我们3村的乡派干部里，就有一位东北籍的军转干部，而他的军转也是由大学入军参军，然后留下来，然后到乡入职，然后下派到村里来工作。这样的情况在各地都普遍存在，这也是一种潮流，也是一种向基层倾斜，人才向基层流动，加强基层的一种必要的做法，应该长期的坚持下去，这是根本性的工作。当然，这种流动靠的是体制内这样公务员的身份，事业单位的身份，国家干部的身份的吸引力，那么这种流动，它对内地学生的吸引力跟曾经的几次的向新疆人才的流动相一致，是一脉相承的。比如5、60代的内地人流向新疆，有大量的支边青年，其中也不乏大学生、中专生，也不乏军转干部，敲锣打鼓，带着红花进入新疆。

再往前，刚解放的时候，大量的军船干部就地转业，也就是新疆的兵团的基础，这是一次最大的内地向新疆输入人才的事件，在那一次就为新疆输入了整整两个军，几万人的干部队伍为新疆几十年坚守奠定了基本的人才基础。后来陆陆续续的采取了一些措施吸引人才，但是80年之后总体而言，人才的流动方向还是向沿海流动。新疆的人才走出新疆奔赴内地，包括一直到现在，大量的新疆的后代考入内地的大学，大部分都留在内地了，一直演绎的都是孔雀东南飞，那么这种逆势而流的就是政府的意志，是国家的意志，体制内这个招牌，国家干部这种身份，它的特殊意义，对人们的吸引力在相当程度上起了定海神针的作用，压仓石的作用。

如果说50年代、60年代、80年代有很多的人到新疆来支边，靠的是宣传，靠的是热情，靠的是政治觉悟，那么现在到新疆来很多人靠的是什么？他们所依据的是市场的选择，是个人的定位。也就是说，在现在这样一种社会背景情况下，主要的是依据人们自身的选择，在更大程度上是自愿的，是流动的，再加上现在人的流动是双向的，人们可选择的空间是比较大的，并不是一槌定音，并不是一定终身，现在宽松的环境条件下，人们可以在自己不同的时期选择不同的落脚点。在自己的青年时代，在自己的中年时代，在自己的壮年时代，在自己的老年时代，可以选择不同的工作地点，不同的工作岗位，不同的落脚点，不同的生活地域，这种自由的选择促成了现在的双向流动。最重要的是新疆、南疆、县乡村的生活条件、工作条件有了极大的改善，我们的基础设施、交通设施等等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根本不是同日而语。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这里与内地的差距在一定程度上是在缩小，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就是人们最基本的生活、工作的环境和条件有了极大的改观，已经基本上可以正常的生活和工作，并不是艰苦创业时期的情况。

二

我在网上看到类似的说法，有几分道理。说起村干部在农村是一个比较特殊的群体，他们即是村民又是村长的管理者，比较尴尬的是他们虽然负责村庄管理，但是他们并不属于政府的在编人员，可以说村里的大事小情都会有他们来解决，同时他们的一举一动也让很多村民看在眼里。现在的村干部和以往有了很大的差别，尤其是这几年国家开始对农村地区进行整治，不同时期会有不同的任务下达到农村，这就需要村干部来落实了。并且这几年农村地区的变化也被大家看在了眼里。农村环境的变化、路面硬化升级、生活垃圾的清理等工作的实施在改变着农村的居住环境，这一系列的改变都是在村干部的带领下完成的，而且近期正处于新农合、新农保缴费的时节这些工作都是由村干部督促完成的。其实大家都知道村干部的薪资水平并不是很高，相比日常的工作来说形成了极大的反差，普通地区的“一肩挑”的薪资每个月只有2500元左右，其实大家都知道薪资在这个水平一般的家庭只能说是满足普通生活。即便是如此还是有很多人来竞选村干部，甚至还有很多人为了能够当上村干部“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使用各种手段想让自己能够当上村长。村干部的薪资并不高，可是他们平时在村里开的是好车，并且在城里还有房。有很多人关心村干部的钱是从哪里来的？下面我们来帮大家总结一下是什么原因？原始资本的积累：在农村能够当上村干部的人大多都是家庭条件比较好的人，自身家里就有稳定的事业，即便是来当村干部也是为了能够带大家走上致富路，对于这样的情况在村里有车在城里有房也是很正常的一件事；家庭主业影响：现在国家对农村地区的村干部管理越来越严格，一些地区的薪资水平非常的高，虽说村干部平时是负责村庄的管理，但是也不会把所以的精力都放在村庄的管理上面，要负责自家的事业发展。比如说村里的种植大户、养殖大户等都是平时不差钱的家庭，他们即便是当上了村干部也不是为了那点薪资，他们也的确是想为村庄做一些贡献：帮孩子贷款购买，可怜天下父母心，现在的孩子结婚基本都是要去城里要有房和车，为了能够让孩子早点结婚成家，也只能硬着头皮在城里买房买车了，其实现在这样的情况在农村是很常见的： 利用职务资源，在农村一系列的扶持政策和资金拨款都是由村干部来管理的，一些村干部被眼前的拨款蒙蔽了双眼，所以就会把想法打到了村集体资源上面，比如说每个村庄都会或多或少的有一些集体用地或者工业用地，把这些地承包给自己的亲戚或者朋友，他们也会从中获得一些利益。其实现在农村居民家庭生活的条件好了，一些条件比较好的村庄几乎家家都会有一辆小汽车，并且现在二手车的价格并不高，想要置办一辆还是很简单的。那么是不是村干部一家过得不好就是不是质疑声就没有了呢？并不是这样，换句话说如果村干部自身都没有可以致富的手段怎么能够带领大家和村集体致富呢？

三

乡村治理，钱从哪里来？——村级集体手里攥着“叫鸡米” 发布于：2021-07-13 11:18   来源：当代陕西   作者：王雅 刘甜甜

2019年10月，世界银行、联合国粮农组织、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中国国际扶贫中心等机构联合评选出110个全球减贫案例，留坝县的“创新村组织管理形式助力扶贫工作”榜上有名。

在2016年前，留坝县76个村（社区）中，有36个集体经济“空壳村”，29个村虽然从一些重点工程建设获得了一些征地补偿款，但这些村集体的资金多数是“死钱”，剩下的10个村只有几千元积累。

实践中，留坝县探索出“村级扶贫互助合作社”这一新型集体经济组织。到2020年年底，全县75个村集体不仅积累账面资金9293万元，还有经营性资产2.1亿元，平均年增长率达52.9%。

有钱才能办事，乡村治理需要发展集体经济，这是很多人的共识。事实上，村集体经济不仅能支持乡村的治理，良好的乡村治理也是集体经济存在的前提。

五年时间，留坝县村级集体经济从无到有、从有到优，钱不再是一串看不见摸不着的数字，变成了实实在在的真金白银。

第一桶金

早晨，项目还没开工，留侯镇营盘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谢清春，就到村民家门口等待了。

同样心急的，还有建筑工程服务队队长郭传喜。村里的服务队，是由40多个有一定经验的村民和2个专业的师傅组建而成，“老实说，队员都是‘二把刀’，第一次在村里干活，大家心里也没底。”郭传喜坦言。

这次危房改造是村扶贫社的第一个项目，不少村民依然抱着怀疑的心态观望着。

吊顶、粉刷……危房改造项目的第一户高质量完成。建筑工程服务队的高质量，也赢得了村民的认可。之后的22间房，工程队分工进行，还吸纳了一些贫困户参与建设。

2017年年底一算账，各类项目代建工程除给村民发了14万元工钱，村集体还留有11万元。从“空壳”变得“有钱”，营盘村收获了第一桶金。

“‘手里没把米，鸡都不围你转’，村集体账上没有一分钱，自身都是‘贫困户’，说话办事自然没底气。”谢清春坦言，过去村里缺乏资金来源，通村水泥路、人畜饮水工程等公共设施一旦出现问题，只能一级级向上要钱。

基础建设靠要、公益事业靠等，村级组织服务管理功能不健全，在村民中的威信日益下滑，乡村振兴的基层制度保障无从谈起。

为摆脱这一困境，2016年8月，留坝县探索依托村党支部组建集生产经营、公益服务于一体的村级扶贫互助合作社，并将30万元以下、工程技术简单的村组道路、农田水利、环境整治等建设类项目，以委托代建的方式交由扶贫社组织实施。

通过实施项目代建制“短平快”增加村集体和贫困户收入，两年时间，留坝全县76个村（社区）获得集体积累现金近1000万元。

郭传喜作为营盘村建筑工程服务队队长，在这次危房改造中，他拿到了几千元工资，“现在我有了一份稳定的劳务收入，还能照顾家里。”

随着美丽乡村建设的推进，农村各项建设陆续开展起来，村组道路、农田水利、环境整治、改厨改厕等小工程纷至沓来，“郭传喜们”一年到头在家门口就有活儿干。

“家里突然停水了，你们来看看是咋回事？”

接到了求助电话，紫柏街道小留坝村自来水管护队队长唐建孝，就立刻带上工具赶往村民家中。“减压阀堵塞，很快就好。”在他的帮助下，村民家很快恢复通水。

依托扶贫社，留坝县各村都组建了卫生保洁队、自来水管护队、乡村道路管护队，具体负责基础设施和公共卫生的日常维护管理。

“自来水管道损坏淤堵我们来修，村上道路清扫、路边除草、垃圾池也有人管。”唐建孝说，以前都是义务帮忙，现在村上有了积蓄，维修用的耗材能报销，他每月还能从扶贫社领到500元工资。

谈起村里的“三队”，紫柏街道小留坝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夏道华竖起大拇指，“以前村上没有钱，很多公共设施往往是国家建、群众用、坏了没人管。现在借助扶贫社，村集体有了积累，这些钱就可以反哺村上的公益事业。”

一把“叫鸡米”

这个能赚钱的扶贫社到底是什么？

“实现了家庭联产承包经营后，农村生产力不断提高，但也出现了分有余而统不足的问题。”留坝县乡村治理体系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莫荣华认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缺失是主要症结。

直到2017年10月1日起施行的《民法总则》，才明确赋予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特别法人地位，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消除身份尴尬提供了法律依据。

那么，在具体实践中，应该由谁来扮演“统”的角色？

留坝县新成立的村级扶贫互助合作社，由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担任扶贫社理事长，形成“支村社”合一的新型村级组织运行模式。

“通过这种形式，确定村级党组织在乡村振兴中的主体责任。”莫荣华介绍，短短三年时间，扶贫社就获得“全球减贫案例有奖征集活动”最佳减贫案例。

这个最佳案例，也是沙坝村于屡败屡战中重新崛起的秘诀。

“为了壮大村集体经济，几乎所有弯路都走过。”马道镇沙坝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余海兵陷入回忆。

2013年，竹鼠市场火热。听到风声的余海兵经过一番考察便号召村民集体养殖。但技术不过关，竹鼠成批成批死掉。不到一年，就亏了20多万元。

情急之下，沙坝村又改养大鲵。然而“娃娃鱼”上市时，行情大变，以前一尾卖到成百上千元，现在几十元一尾，都没人要。

2014年，沙坝村决定发展食用菌。这是村里的传统产业，家家都会，并且市场总体比较平稳，余海兵当时预测：起码有八成把握。

这一次，65户村民每户出资2000元，在帮扶部门的支持下，筹建了沙坝村食用菌产业园。

本以为村民既能在园区务工赚钱，又可以依照股金分红。然而，这种“大锅饭”式的组织方式却很快暴露出弊端。有些人在大棚里一待一整天，出人不出工，出工不出力，工资还得照发。

第二年再生产时，由于迫切想打个翻身仗，沙坝村加大了资金投入，村“两委”班子每人借了5万元用于产业发展。

资金紧张，沙坝村选择降低基础设施标准。18米的标准棚原本只能放置5000筒食用菌，他们放了近1万筒。但棚内菌筒密度太大，导致温度偏高，一夜就“烧”掉8万筒。

坐在大棚里，余海兵只想掉眼泪，为了把技术搞上去，他曾整夜在大棚里烧锅炉，欠着村民的工资，村组干部的钱也还不上，“不知道怎么交代，第一次想当逃兵。”

直到2017年，食用菌被确定为全县的主导产业之一，沙坝村作为第一批扶贫社试点村迎来转机。

留坝县给每个扶贫社注入30万元原始资本金，专门用于解决村民发展产业中的小额生产性资金互助，另外给扶贫社30万元贷款额度，作为股份社的流动资金。

这一次发展食用菌，沙坝村总结了教训，按照“三统一分”的模式组织生产。技术标准要求高的菌筒装袋、养菌环节由扶贫社下属的生产服务队统一生产，其间由技术员统一负责技术指导，生产出来的香菇由生产服务队统一销售，用工量大、成本高的注水、采菇等环节实行各农户分散管理。

政府出面协调指导，企业跑市场拿订单，扶贫社组织农户生产，这种模式将企业、扶贫社、农户联结在市场化的产业链上，扶贫社成为上联企业、下接农户的枢纽。

新的组织方式很快见效。当年沙坝村集体生产菌筒20万袋，全部被村民认购。村上还争取到了项目资金，对硬件设施进行了改造。2018年，沙坝村生产的120多万袋菌筒，甚至卖到了全镇各个村。

“三统一分”找到了统和分之间的平衡点，很快在全县推开，将以往各户制筒成品率由90%提高到98%。

到此为止，政府为扶贫社“背书”的红利逐渐显现出来。

在产业发展前期，扶贫社承接政府资源，建立主导产业基地，所有机械、厂房、冷库等基础设施不再需要农户个体投入，村民只需租赁使用，降低了发展产业的成本；中期，由县上通过购买服务的方式，聘请专业技术员每天进行技术指导；后期，扶贫社对接龙头企业，完成订单，销售农产品。

以扶贫社的产业基地为依托，全县86.2%的农户和100%的贫困户被镶嵌在产业链上，彻底改变了以往个体农户单打独斗、提篮小卖的落后生产方式，让“小农户”对接到“大市场”。

“钱”又生“钱”

在小留坝村楼房沟山林间，几间富有地方特色的民宿坐落其中，涧底黄茆屋、青瓦夯土墙，这些院落保持着自然的原生状态。

2019年8月，小留坝村与一家名叫隐居乡里的企业合作，将腾退出来的11座老屋进行了改造，保留了原有老房子土木结构的同时，又融合了周围的山野环境，每到旅游旺季，这里的院子个个爆满。

民宿依托互联网，采取共生模式和在地化方式运营，开业5个月，小留坝村扶贫社就获得流水分成15.3万元。除管理团队外，民宿用工全是村民，食材也直接从农户手里收购。

“自从村里有了民宿，不仅村子美了，还带动了村里经济的发展。”夏道华说，2020年，小留坝村扶贫社从楼房沟民宿中分红49万元，户均分红2102元。

民宿搞得红火，不少村民回乡务工。村民杨金秀就在民宿当“管家”。

2020年3月，回家过年的杨金秀看到村民在家门口就能挣钱，自己也想去试试。但一打听，她又有些犹豫和担心，在民宿当“管家”，还是有门槛的。村里第一期招聘“管家”，有30个村民报名，最终只有11人通过考试上岗。

夏道华听说了杨金秀的心愿和顾虑，他鼓励杨金秀参加第二期招聘，“行不行，只有试了才知道。”

面试当天，村干部和公司负责人一起去杨金秀家“考察”，除了查看房屋环境，还要评判她的厨艺。杨金秀现场炒了两道菜，土豆丝和青菜直接征服了几位“考官”的味蕾。

现在，杨金秀在旅游旺季时的月收入能达到5000元以上，平时也有近3000元的保底工资，“比我在外面打工强多了，还能照顾家庭。”

集体经济壮大了，村上有钱办事，环境也在悄然更新换代。在几年的深耕细作之下，处处、时时、样样是景，已经成为营盘村的真实写照。

坐拥张良庙、紫柏山、滑雪场核心景区等优势，再加上足球研训基地和自行车赛道聚集人气，营盘村借着“东风”，积极发展旅游业，壮大集体经济。

眼瞅来村上游玩的人越来越多，营盘村村民周旭也拿出积蓄，又借款20多万元，修建了四间两层楼房，开办起了农家宾馆，每到夏季客房是供不应求。

在旅游淡季，周旭就到紫柏山国际滑雪场当造雪工，每月有2000多元的工资。每次听到游客的欢笑声，周旭也很高兴，“大家越玩得开心，我们的工作就越有意义。”

通过入股滑雪场、足球场，营盘村每年分红5.4万元，常年在村里务工的多达50人，月收入均在3000元左右。

为推动产业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留坝县出台奖励政策，对正常经营半年以上的农家乐，给予一次性奖补，标准从1万元至8万元不等。

现在营盘村集体账面积累300万元，固定资产近400万元。“旅游饭”还带动周边15家农家乐增收180多万元。

在家门口就有活干、有钱赚，近三年，留坝县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比例由71%下降至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