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官员与洋人的矛盾起始点在哪里？

作者：罗建华

现在，大清与各国之间，签了条约了，制定游戏规则了，邻里之间的关系应该和谐了吧？

照理讲，一切按条约行事，不就你好我好大家好了么。

对于大清的最高统治者来说，有一点似乎是可以百分之百放心的：这些个洋人，似乎不想仿照大清历史上那些夷族（居住在边疆的少数民族），他们是不会来弄“改朝换代”这样的故事的。

哎，只要你不整天想着把我从龙庭上弄下来，其它的什么A事、B事，咱不都能好好说吗？

真的能好好说么？

列强的势力就象细菌一样，一步步进入你的五脏六府。

虽然你的心脏保持搏动，你每天还能吃饭，但是，它正在一步步地叫你昏迷，渐渐地把你变成植物人，那，那是不是叫你活着比死着还难受？

是的，列强的势力正在象病菌一样一步步地侵入大清的体内，有的是已经进入大清的内部，使得大清的统治机构一步步丧失它的某些功能，再也不能照旧那样完整地行使自己的统治权力。

它的手部、腿部已开始变得麻木，部分功能正在甚至已经发生可怕的丧失了。

矛盾的起始点

上自皇帝下到大臣，大家都以为，洋人最讲的是信用，大家都看好洋人“拿钱就办事”的精神。

现在我方已对你们这些洋邻居做出了让步，双方签订了条约，那么，维持中外相安的现状，那应该不是什么难事吧，更不会是什么大不了的大事吧。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个可怕的现象出现了。

对这些铁板钉钉的条约，即使逐条逐句地兑现，也还是不能使洋人感到满意。

这到底是怎么一会事呢？

同治六年（1867年）总理衙门的大臣们有过这样的一段描述，表述洋人们是多么的难以“驯服”。

这段古汉语文字的描述，我把它用今天的白话文翻译过来。

某一件事，如果于洋人有益的话，老外一定死缠活赖全力相争，不载入条约不放手。

写进条约之后，字字该成铁案。现实与铁案之间，有那么一点点出入，老外一定要依持着条约，纠缠不休。

这段文字就这么简短，然而，内在的含义却十分的复杂。

用我们今天的观点来理解，就能发现一个秘密，一个关乎中外之间矛盾起始点的秘密。

●  众所周知，我们大清人，当然包括大清的官员，在处理问题时，多是以定性的方式做思考，下判断，下结论。

然而洋人们的思维方式，却不是这样。西方人习惯于用定量的方式考虑问题。任何一项工作，洋人们一定要制定标准，用标准化的方式进行管理与操作。

这样的管理手段、工作方法，是旧时代的大清官员无法适从的。

双方的矛盾就是从这一条“沟”边开始了（类似于“代沟”：上一代与下一代人之间，世界观的差异）。

●  众所周知，大清时期，大清是一个人治的国度。

欧洲国家来的那一群人，却习惯于法治的世界、习惯于标准化作业。

正是基于以上两点的差异，所以，从那些文字的记述里，就能看到下面的结论（总理衙门的官员们极端痛苦地下的结论）。这里，我同样用白话文翻译一段古汉语。

洋人实在是极其狡猾，办理事情偏执得不可理喻。即使在条约中一五一十说得清楚明白，他们也要用尽弯弯绕的手段，绕出一个他们认为正确的解释出来。如果条约中隐约提到的东西，他们一定以此为依据，以极其坚韧的精神，步步进逼，直到他们满意了某种解决方案为止。这样的结果，将那些条约中已载明的大加更改，将那些条约中没有载明的，大为增添。

看出来了吧，洋人们用了“标准化”的思维方式，来演绎和约里的条文；用了法治的理念，来执行那些演绎出来的条款。

洋人们这样的做法，弄得大清的官员一头雾水，叫苦不迭。

洋人们这样习惯性的操作，给大清引来的庥烦，那就叫一大堆了。

本文摘自罗建华最新著作《洋务大业》，由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倾情出版。

作者罗建华简介：笔名毛屋堂，毕业于安徽大学历史系，历史学学士，行走于写作与研究的边缘。长期致力于历史与战争、人伦与管理边缘学科探索。其嬉笑怒骂的行文风格，风趣、真诚的著作态度，轻松、时尚的文风，得到广大读者的热追。已出版著作：《晚清大变局》《洋务大业》《大唐霸业》《短命南朝》《三分管人七分带人》《富有，从人脉开始》《跟说客学艺》《移动帝国诺基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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