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基督教、天主教，还是伊斯兰教，能够让教民彻底地匍匐在上帝的座前，虔诚地信仰上帝的手段，无外乎三种手法的综合运用。

第一，要有一本《圣经》。所有的信徒，人手一本，便于诵读。

第二，要有宗教仪式。如洗礼、弥撒，唱赞美诗……（培育宗教情感）

第三，要有组织机构，如教会等。

李世民选择了儒教做为万民信仰的准宗教之后，便着手儒家《圣经》的打造工作。

比起《圣经》《古兰经》来说，儒家的经书实在太难于打造了。

不只是儒家的经书太多，不只是解释儒家经书的门派太多太杂，要让古代的儒家思想能切合当代唐朝发展的需要，这实在是一项难度太大甚至是无法完成的工程。

当时的“经部”书籍，除了孔子编定的经书原文外，还包括孔子以来历代儒学大师们的注释与解说。相比较而言，这些注释与解说，似乎更加适合李世民同志的需要。

贞观初年，魏征任秘书监。这是一位勤奋工作的秘书长，在他的主持下，对征集来的图书进行了初步的整理工作，但是，距离打造儒家经书的宏伟目标，似乎还很遥远。

对于李世民同志来说，还有一个更为麻烦的难题。经书中的理论，不只是用来作为治国的指导思想，更为现实的是，他要立即用它们来满足科举考试与教学的需要。尽快校刊出一部《五经定本》成为当下最为迫切的任务（相当于今天从小学到高中的教科书编写工程）。

孔子整理的《六艺》中，《 乐》早已丢失。经过秦始皇的焚书，流传下来的经书在篇章字句上，各个版本相差太大。

颜师古是南北朝时期名儒颜之推的孙子，这人在经学上有很高的修养。贞观四年，李世民决定请他来做校刊《五经定本》的工作。

颜师古忙了两年的时间，完成了对《五经》的校订。（为什么不多弄几个人来校订呢？真搞不懂李世民在这个时候是怎么想的。这么大的工程，一个人怎么能搞定，应该搞一个团队）

颜师古终于完稿了，把他的工作成果摆到了李世民的面前。李世民找来一帮儒生，召开专家讨论会。专家们变成了砖家，向颜师古扔出了N多砖头。

面对如此之多的非难，师古到也能沉得住气，一个一个地回答，“诸儒莫不叹服”。

服了就行了，李世民对颜师古出色地完成这一重大任务大加赞赏。

贞观七年十一月， 李世民诏令将《五经定本》颁行天下。

《五经》是古文，解释、翻译成现代文又成了大问题。

学派不同、师承不同，对经书的解释差异太大。如果师说多门，无论科举考试，还是政治上统一全国思想的需要，都将成为巨大的障碍。

李世民命令国子监祭酒（国立大学校长）孔颖达主持注释工作。

孔颖达是个聪明人，他没有一个人默默地做繁重的注解工作，而是组织一个20人的团队，来搞定那本书。在这个团队里，儒星闪耀，颜师古、司马才章、王王恭、王琰等名儒先后被邀请进来。大家搞了两年的时间，贞观十四年二月终于完成这一难度很大的任务。

适合时代需要的儒家《圣经》终于搞定。

《五经正义》作为钦定的国家级经学教科书，直至宋代，一直被奉为科举取士的标准教材，对后世的影响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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