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佛教书法及其意义                                         

内容提要：

    佛教在传入中国后，与中国传统文化艺术在长期的相互碰撞、相互吸收的过程中渐渐密切结合，对中国的书法、绘画、音乐、雕刻、诗词艺术等也产生了深远影响，使中国文学艺术发生了质的飞跃，佛教书法也脱颖而出。本文主要从佛教书法产生的原因、佛教书法的发展与演变、佛教书法的作用及其意义加以论述，以此来体现佛教书法在佛教及中国文学艺术上的重要性。

 

关键词：佛教书法  写经生  经生体  刻经  碑铭  造像题记

作者简介：华严寺女众部  真慧

 

前 言

   佛教在传入中国后，佛教书法为早期佛教弘法的产物。经历了时代的变迁，佛教书法又以石刻、木刻、造像题记、碑铭等不同的姿态展现于世人眼中。中国文学艺术亦受其影响，历代文人黑客也参与佛教书法的运动中，引领了各朝各代的文学思潮。佛教书法与中国文学艺术在相互吸收、相互碰撞、相互影响的过程中，佛教书法起到阐释佛教教义的作用，这对佛教的弘扬起了很大的促进与媒介作用。

一 佛教书法产生的原因

（一）、何谓佛教书法 

“佛教书法”一词故名思义，即书写佛教相关内容之书法。“佛教书法”之定义不好界定。当今文学界就“书法”一词尚且没有明确定义，“佛教书法”之定义更是无从说起。但就“佛教书法”之书写内容来谈，还是可以说明的。“佛教书法”的范围甚广，如抄写之佛教经典、律典、论典等皆可称为“佛教书法”。     从字面上来看“佛教书法”会给人产生局限性。大多数人脑海中会想到写于纸张上的佛教相关内容，殊不知“佛教书法”不光只呈现于纸张上。在印度有僧侣将经典或是律典，书于多罗树叶上。四次结集之第四次结集，胁尊者将大众结集之《大毗婆沙论》刻于铜牒上。此为印度佛教书法，开佛教书法之先河。

    佛教传入中国后，渐渐融入本土文化。佛教书法又以不同之方式展现于世人眼中，自佛教传至东土后，大量的译经事业便开始了。在雕版印刷未实现时，经典的翻译与流通是以手写的方式来完成的，此为中土佛教书法之最初面貌。

    佛教在中国经历了兴盛与衰亡的不同时期，佛教书法也随着时代的变迁以不同的面貌出现。在佛教经历了多次法难后，佛教书法以木刻、石刻、经幢等方式延续和保存佛教典籍。在佛教发展之兴盛时代，佛教书法与造像融合。信众于所塑造像边附刻造像之时间、缘由、目的等内容，此为造像题记，是佛教书法发展的成果。

    至隋唐时代，佛教已入鼎盛阶段，佛教书法又随之发生了演变。“佛寺碑铭”是佛教书法的另一个崭新面貌。佛寺碑铭多是历代文人雅士所书，多为介绍庙宇甫建，立石志事、或高僧云逝之事。“佛寺碑铭”的出现，带动了中国书法技术的提升。

（二）、佛教书法产生的原因

   1、为保存与流通佛教典籍

    佛陀住世说法四十九年，皆以口口相授未立文字。后因大迦葉尊者见愚痴比丘不能如法行持佛陀遗教，恐圣教衰隐，于是集诸大阿罗汉结集三藏。四次结集中，唯有第四次结集有文字成果，即胁尊者将《大毗婆沙论》刻于铜牒上。印度人也有将经典写于多罗树叶上。多罗树叶即华言之贝叶，用贝叶书写之佛经称为“贝叶经”。于《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中记载，甘容夫人夜读佛经，用桦皮、贝叶、笔墨来抄写佛经。斯里兰卡《岛史》、《大史》等经典记载，公元前一世纪，当地佛教长老便将三藏经典全部笔录下来，此为印度佛教书法记载之始。

佛教自西汉末年传入中国后，大量的译经事业便开始了。在印刷术未实现时，经典的流通成了首要问题。佛法的弘扬是离不开经典的，手抄佛教成了不二之选。如第一部汉译佛教经典《浮屠经》，就是以抄写本形式流通的。手抄佛教是中国佛教书法产生的直接原因，手抄佛经更是早期佛法传播之重要路径。大量遗留下来的手抄本经典成为后世研习佛法、解析中国书法艺术提供了有力的文字依据。

 2、受佛教教义与经典的影响

大量佛教经典的流通，让佛教徒们于经典中得知书写供养经典的功德利益。如：

《金刚经》云：“若复有人闻此经典，信心不逆，其福胜彼，何况书写、受持、读诵为人解说。”

《法华经·法师功德品》云：“若善男子、善女人，受持是法华经，若读、若诵、若解说、若书写，是人当得八百眼功德、千二百耳功德、八百鼻功德、千二百舌功德、八百身功德、千二百意功德，以是功德、庄严六根，皆令清净。是善男子、善女人，父母所生清净肉眼，见于三千大千世界内外所有山林河海，下至阿鼻地狱，上至有顶，亦见其中一切众生，及业因缘、果报生处，悉见悉知。”

于诸经中皆有提到书写经典的殊胜之功德，由此出现了大量手抄之写本佛经。

大量之写本佛经今可从历史遗留之作品中见得。于1900年（清光绪二十六年），在甘肃省敦煌县东南鸣沙山千佛洞内，发现十一世纪初西夏人征服敦煌前之秘密石室。内藏大量自曹魏至北宋之经卷文书，约三万卷左右，写本佛经占百分之九十五以上。除我国保存的若干部外，其余散藏在法、英、日等国。此中写本佛经多是佛教徒发愿所写，有的自写也有请人代写，有专门为抄写经典工作的，称其为“写经生”。写经生对佛教书法也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敦煌出土之大量佛经见证了佛教传播的历程，也为世人展现了当时佛教之辉煌盛况。

 

二、佛教书法的发展与演变

（一）、经书体的出现

    大量的经典的抄写，使得书法技术得到了提升，出现了“经书体”。“经书体”即是指抄写经典形成的独特之书体。其中包含了楷、草、行、隶等各种书体。“经书体”依据不同之时代需求以不同之体态展现于世人眼中。它见证了我国汉字发展与演变的整个过程，对中国书法技术产生了质的提升与量的见证，也为中国书法之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

    “经书体”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一、魏晋南北朝时期（305-580年），即自西晋经十六国、北魏、西魏至北周，此二百七十多年为第一阶段；二、随唐时期（581-780年），此二百年为第二阶段；三、吐蕃至宋朝时期（781-1006年），即自中唐德宗建中二年（781年）吐蕃占领敦煌及张、曹二代归义军时期，经晚唐、五代延至西夏统治时期，此两个半世纪为第三阶段。

    第一阶段之代表作为：前淳升平十二年1368年）之《道行品法句经》、北魏《大般涅槃经卷第十八》等。此阶段之作品以汉隶为主，后有融入北碑书法之风。此为中国书法古雅风格之完美体现。

    第二阶段之代表作品有：隋大业四年（608年）之《大般涅槃经》、大业九年（613年）之《胜鬓义纪》、咸享三年（672年）之《妙法莲花经》卷六、咸亨四年（673年）之《佛说大药善巧方便经》卷上。唐高宗仪凤元年（676年）之《金刚般若经》残卷、唐玄宗《御注金刚经》等。此中以唐楷为主，帝王抄写之风影响了整个社会书法之发展。民间书法也逐渐向士族显贵之书法靠拢，形成了大同之书法风范——唐楷。

    第三阶段之书体形成多样化，作品有唐德宗时建中三年（782年）高僧道秀所书之《观无量寿化经》、柳公权于长庆四年（824年）所书之《金刚经》。经书的抄写本发展至此阶段，有出现了行书或手抄本。如唐宣宗大中十一年（857年）凌渭所书之《尊胜陀罗尼经》、《大佛顶首楞严经》。

    自六朝以来及至宋元明清乃至近现代，佛教书法因大量佛经之抄写，出现“经书体”之独特风格，此为佛典之流通、书法技艺之展现、中国文学艺术提升，做到了不可思议之巨大贡献，更为世界文化遗产留下了宝贵的财富。

（二）、刻经的出现

    佛教书法以抄写的方式，为早期佛法之弘扬提供了有利条件，然抄写于纸张上的华经不是保存经典的是最佳途径。在佛教面临了几次法难后，佛教徒更加意识到“缣素有坏，间策非久，金牒难求，皮纸易灭”，于是寻找另外的途径，以便长期保存经典。

为了使佛法延续不断、佛经免于付之一炬，佛教徒们尝尽各种方式以便保存流通经典。

  1、木刻

    刻经分有木刻与石刻。木刻佛经是雕板刻印，是供佛经印刷流通所用。我国最早的雕刻版佛经是唐咸通九年（868年），王介出资雕刻之《金刚经》。此雕刻版佛经被英国斯坦英窃去，今存于英国。我国第一部的刻本大藏经为开这一藏（或称蜀藏）、是宋太祖于开宝四年（971年）敕高品、张从信前往益州（今成都）所刻。现无有全本，唯有零星几卷流通于世。于辽代景字至圣宗（970—1031年），无碍大师诠明主持刻《契丹藏》。此为辽代刻大藏经，亦称《辽藏》。元代有普宁藏与元官藏。普宁藏于为宁寺刻，开刻于南实景炎年间（1276—1278年）。普宁芷于大德三年（1299年）普宁寺比丘如莹对此藏之分卷，分函及各经次第等进行了整理，另编了《杭州路余杭县白云宗南山大善宁寺大茂经目录》。“元官藏”全称“元代刻本大藏经》，是元朝晚期雕刻之官版藏经，由元文宗皇后卜答失星发起，徽政院主持。开雕于元文宗天历三年（1300年），完成于元顺帝至元二年（1336年）。全藏收经六千五百余卷，分作六百五十一函，是当时规模最大的一部汉文藏经。

    于明朝时，又出现《洪武南藏》、《永乐北藏）、《嘉兴藏》。清代又有《龙藏》，清末民初有《频伽藏》，近代有《普慧藏》。各种大藏经皆为保存佛教经典，弘扬佛敎教义、延续佛法命脉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2、石刻

    经历了北魏和北周的两次法难，大量的佛经付之一炬。佛教徒们深刻意识到纸张抄写之佛经非久远流通之计，于是发愿将佛经刻于石头上，让佛经久传于世。

石刻佛经即将佛经刻于山崖露出地面之岩石上，或将佛经刻于碑版上。前者称之为“摩崖石经”，后者称为“碑版石经”。

    摩崖石刻现知最早的是北魏刻《金刚经》，也有研究者认为摩崖石刻最早应始于北齐。于东魏时期，现今可考知地有历城《大涅槃经》，龙门山《心经》，洛阳《心经》残刻。北齐时有马来嶝石经（今山西省辽州）、南响堂山石经、泰山经石山谷《金刚经》、鼓山石经等。北周时有冈山、葛山、小铁山多处刻经。至隋代有开皇年间所刻之河北省磁州“麜山大字佛经”，唐代僧人永度为之题名。又有山东嘉祥之《佛说出家功德经》、“洪福院佛经”。此二部刻经无有确切之年月记载。

    摩崖石刻发展于唐代时期渐减少。唐朝之后碑版刻经发达，唯有少数之摩崖石刻之代表作品。有山西省乡宁县南七十五里处之马壁峪佛经，吉州宽静河村北崖之石佛崖《心经》。摩崖石刻至宋代已无人闻之，但至元代又复兴。如速来蛮西宁王及其妃子屈求所倡修之莫高窟。窟中刻有五体文字之六字大明咒，即以藏文、女真文、四纥土耳共文、八思巴所创之蒙古文、汉文，五体文字所刻。

    摩崖石刻以山东泰山经石峪之《金刚经》和徂徕山映佛岩之《大般若经》最为著名。泰山金刚经刻于泰山南麓龙泉峪中的石坪上，现存九百余字，字径二尺，占地六千平方米，字体似散逸还浑凝，似精神还冲淡，静穆平和，雍容大度，被誉为“榜书之宗”。

    碑版刻经，即将佛经刻于碑版上，镶嵌于寺院墙壁或贮藏于山间石洞中。镶嵌于寺院墙壁的碑版刻经，现如今保存的有北京柏林寺之《八大人觉经》。碑版刻经于南北朝时期即已出现。石刻佛经中之碑生皮石刻最大庞大的当属河北房山云居寺之《大涅槃经》为最。明刘侗《帝京景物略》载：“北齐慧思大师虑东土藏教有毁灭时，发愿刻藶，密封岩壑中，座下静琬法师承法嘱咐，自隋大业迄唐贞观《大涅槃经》成”。

    1956—1958年间中国佛教协会对房山石刻调查和发掘整理中得出“经石总15000石，完好经石14640石，残经石420石，洞外各种碑铭82石，刻佛经1025种（残经残片除久）。房山石经也为后世研究中国文学艺术提供了历史依据。房山石刻在静琬后，其弟子玄导、仪公、法玄等继承师业，后又历经唐、辽、金、元、明连续千余年镌刻不断。

    摩崖石刻与碑板刻经都是不朽之作，它保留了佛教经典使之免于符之一炬。摩崖石刻与碑板刻经更是展现了佛教徒为留传经典、弘扬佛法所体现的坚毅的决心。

    3、经幢

    幢，梵语驮缚着，义为旗帜。以种种丝帛庄严，用竿柱支出置于佛前表制魔众之意。经幢即是把经文刻天幢上，有矗立于佛殿前，亦有置于塔旁，故经幢亦有供养之含义在。经幢也是石刻佛经之一种。经幢是在唐代《佛顶尊胜陀罗尼经》译出后才出现的。经幢多刻此经。故又称之为尊胜幢。

    我国最早之经幢石刻是清末新疆出土之北凉所刻之《佛说十二因缘经幢》，经经幢无年月记载。据罗振玉考为北凉所刻，今藏于德国柏林博物馆。

    经幢除石造之外，还有用铁铸造之铁幢。现今保存的有唐天宝四年（745年）所树之四川铁塔寺铁幢，及湖南乾明寺保存之唐朝所刻之《般若心经》铁幢。

经幢的出现已不再是单存一的只为保留佛典所用，其主要作用是回身与祝愿之用。可于《佛顶尊胜陀罗尼妙法增寿益福之宝幢》、《佛顶尊胜陀罗尼微妙救危济难之宝幢》两个作品之题目中见得。

    作为信众回身与祝愿之用的经幢，带动了灯幢、坟幢、基铭幢的出现。它们是佛教书法演变之完美展现。

（二）、造像题记

    造像题记是佛教徒为已故之师长、六亲眷属、七世父母广种福田超度亡灵，为其竖造佛像，于佛像边附刻造像之时间、缘由、目的的铭文记载。造像题记与经幢皆有回向、祝愿之意，亦是佛教书法之演变过程。

据统计得出：自北凉神玺元年（397年）至唐咸通二年（861年）间造像题记共有四百二十六品之多。造像题记之作品众多，今仅列出数件代表作品以示读者。有：北魏太和七年（483年）之《崔承忠为亡父母造释迦像题记》、北魏太和十八年（494年）之《比丘尼慧辩造像题记》、唐龙朔二年（662年）之《玄奘法师造释迦像题记》等。

    造像题记与书体多是正楷，形式有碑、砖、石窟、石柱、石龛等。造像题记从作品之铭文中可以看出其目的不出五种：超度死者、为祈福延寿、为禳灾除患、报恩、为积德造福。

（三）、佛寺碑铭

佛教至隋唐时期已入鼎盛时期，随着佛教之兴盛，佛教书法亦随之发展演变。隋唐时佛寺碑铭逐渐盛行，碑铭多是历代文人雅士所书，多为介绍庙宇甫建、立石志事、高僧云逝、树碑颂德之用。

早在东晋时就有为纪念高僧云逝所树碑文，如谢灵运为惠远大师所树之《惠远法师碑》。佛寺碑铭于唐代时有众多代表作品。如欧阳询于贞观五年（631年）所书之《化度寺碑》、褚遂良之《孟法师碑》、《雁塔圣教序》、李邕于开元十八年（730年）所书之《麓山寺碑》、欧阳通于唐龙塑三年（633年）所书之《道因法师碑》、李阳冰于唐大历七年所书之《般若台铭》、裴休于唐大中九年（855年）所书之《圭峰禅师碑》、王知敬于唐咸亨三年（672年）所书之《金刚经碑》等。

佛寺碑铭之书体有正楷、行书、唐隶多种书体组成。以楷书书写的即是《化度寺碑》、《道因法师碑》，《化度寺碑》为欧阳询正书之代表作品，其《化度寺碑》与《醴泉铭》并称为“欧体”，是楷书中之佳作，行书之佛寺碑铭即是李邕之《麓山寺碑》，李邕之行书融汇了王羲之、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等多家之优点而成自身独特之风格。“唐隶”之代表作即是《大智禅师碑》，唐隶至唐朝时已不多见，此碑实属稀有难求。碑铭中以隋代之《龙藏寺碑》为精美，此碑是隋开室六年（586）年所刻。此碑之书体即有隶书之含蓄、魏碑之雄健，又有唐楷之谨严。此碑更是上承汉魏众朝隶书，下启唐楷之典范作品。

（四）、楹联与匾额

楹联又称“对联、“楹帖”，俗称”对子”。始于五代后蜀主孟旭，曾于除夕书写“新年纳余庆，佳节贺长春”桃符板悬于寝门，自始楹联兴起。另说起于开元薛珍题写墅门曰“安贫乐道，闭门著书”。从是可知，楹联始于唐代前后，并与诗歌等文学形式相辅相成。楹联讲究“对仗”，也称对偶，即字面和音节都要和谐对称，发展到后世，更有专门著作言其技法，主要是名词对名词，动词对动词，虚词对虚词等，同时要照顾音节的平声和仄声，以使其朗朗上口。在中国的寺庙中沿用了悬挂楹联的习俗，形式多以有些弧度的“抱柱匾”形式出现。其原因大概是因为古建筑多木柱，一来用以装饰，二来用于警世，三来加强文化氛围。这是佛教书法演变而形成。

匾额又称“扁额”简称“匾”，由形态而得“扁”，由悬挂地位而称“额”，以大字题写，悬挂在门头、檐下等高处，旧时多为以木刻成，进行涂漆、装金。在各类匾额中，大约以命名匾额和表彰匾额出现较早。汉代时“凡有孝子顺孙、贞女义妇、让财救患及学士为民法式者，皆扁表其门，以光善行”(《后汉书·百宫志》）。南北朝时，实行寺院赐额制度。“敕赐建寺”十分兴盛，成为国家与寺庙双方都乐于接受的寺庙标志。这种制式延续下来，并得到进一步发展。到隋文帝时，因迁都，令人在殿前陈列100块写有寺名的匾，任由有能力善建寺庙的僧人领取。南宋时期，几乎每代帝王都曾为寺庙题匾书额。发展到后来，匾额的功能不但是“扁表其门”，也成了“匾表其人”达官、贵族、富商、书法巨匠，皆以书匾、献匾而借机流芳千古，寺庙虽因有无数信众磕头礼拜而不得在佛教造像上留名，却为无数募捐者提供了另一留名的形式，也为现代寺院庄严道场所用。

 

三、佛教书法的作用及意义

（一）、佛法与书法相辅相成

早期的写本佛经带动了中土早期佛法的弘扬，抄写佛经者也于此培植了福田。佛教发展的过程过，抄经的普遍，使佛法与书法紧密结合。二者不可分割之关系，使得佛法的弘传与书法技术的发展互受影响。汉代末期至晋代初期，中国书法艺术处于由隶书向楷书演变的过渡阶段。写经生与抄经者的大规模的书法实践，促进了中国书法艺术从隶向楷演变的进程。晋朝至隋朝，经体书法作品中隶法渐减楷法渐增，经书体又开启了隋唐楷书之先驱，奠定了中国书法隋唐时期之楷式风范。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空前发展，并对书法家的思想意识产生影响，。书家在书法创作时不段地追求“超逸脱俗”、“空寂自然”的禅境，为后期禅味书法正式产生奠定了基础。隋唐时期，分崩离析的中国统一了，国势强盛、经济繁荣，封建王朝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艺术得到了空前发展。佛教经过六朝五六百年的渐渐有宗派建立，此期禅宗盛行为鼎盛时期，受到统治阶级的高度重视。盛中唐之际，书法出现突破性发展，创造出具有盛唐气象的艺术风格。隋唐五代,由于统治者的推崇，书法艺术也进入了最辉煌时期。禅味书法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诞生发展，其主要标志是禅宗思想核心被纳入书论,并直接引导书法创作。禅境作为艺术的最高境界。追求意境之风，中国意境美学初步形成。

佛教传播过程中经书体影响了中国书法艺术，历代于书法家之作品中皆可见得。颜真卿之《多宝塔感应碑》笔法稳健、雄毅、点划圆整，端庄而不呆板，字体严密、方正、布局茂密。此作品与敦煌遗书之《妙法莲花经》之书写笔法对照，其用笔、用墨、神韵与颜真卿的作品极为相似。不光颜真卿之书法作品中有经书体之影子，中国之大书法家苏轼、米芾、黄山谷等著名大家之书作中，也可看见与经体书法相似之处。苏轼之书体与《僧法经正等祭康上座文》之笔法十分相似，米芾之笔法与《佛说七阶礼佛名经》之用笔接近。

佛教书法之书体影响了中国书法家们之作品风格，历代书法家之书法作品中融入了佛教书法之笔法，二者互相吸收、互为影响。

（二）佛教书法对于佛教弘扬和传播的作用与贡献

佛教书法之书体影响了历代书法家之作品风格，历代书法家也有不少佛教徒的存在。文人墨客之书法作品也是各代抄写佛经之效仿佳作，东亚王羲之所书之《遗教经》、唐代柳公权之《金刚经》、《清净经》、《心经》、白居易之《楞严经》；南唐后主李煜之《心经》、宋代苏轼之《心经》、《金刚经》、《华严经》、《圆觉经》、《楞伽经》；宋代赵孟頫之《金刚经》、《佛说四十二章经》、《妙法莲华经》；近代高僧弘一大师之《华严经》、《心经》等。诸多名家之经典作品皆成为当时社会抄写佛经之楷本。

在众多效仿之佳作中，僧人书法家之作品更为珍贵，始创“永字八法”的智永禅师首为其先。智永为王羲之等七世孙自幼习书，出家后闭关写百本《千字文》，分发于江南各寺。《千字文》有行、楷、草三种文体对照而写，成为抄经者临摹书法之样本。素有草圣之称之怀素，其代表作《东陵对母帖》、《藏真帖》、《律公帖》《自叙帖》、《千字文》等佳作，皆是后世人们争相效法之楷本。

大量经典的抄写、写本佛经的流通，让佛教经典的流通、佛教教义之阐扬，起到了杻钮之用。长期的经典抄写；也为提升书法技艺提供了足够空间。“经体书”的出现影响了历朝历代的书法大家之书写风格。写本佛经也为佛教的传播、教义的阐明提供了文字依据。

（三） 成就佛道之方便

《瑜伽师地论》卷七十四云：“复次于大众中有十法行，能令菩萨成熟有情。何等为十？谓于在大乘相应菩萨摄契经等法书持供养，所在之处如塔庙等而供养之也。”

于佛所说之三藏十二部中，随处可见书写读诵受持佛经的无量无边功德。书写经典为成就佛道之方便，在未通达实相前需随相修习，渐渐达到无相而修。在抄写佛经时心置一处，依于所抄之经文随文入观、谤察法义，这也是培养我们入定之方便行。

唐代书法家孙过庭《书谱》中，提倡“五合”，力戒“五乖”。“五合”是：“神怡务闲，一合也；感惠徇知，二合也；时和气润，三合也；纸墨相发，四合也；偶然欲书，五合也”。“五乖”是：“心遽体留，一乖也；意违势屈，二乖也；风燥日炎，三乖也；纸墨不称，四乖也；情怠手阑，五乖也。”

写字时心无旁物一心于所对之境，如此方能心手相应。写字时心至一处，这也可培养写字之人之专注力。在抄写时若以虔诚恭敬供养之心来书之，也是法供养的体现。

    现今佛光山有提供信众抄写佛经的地方。于此方便行门我们内地亦可效法，为在家信众提供场所。一来可让信徒培植福田，二来可以提高国人之书法艺术。于此也可体现度生之方便。

 

结   语

    佛教书法与中国书法艺术密切结合，书法技术于历代之佛教书法作品中日渐成熟，二者相辅相成。佛教书法之写本佛经、石刻、碑铭等，谱写了中国历史的繁隆。在现今出土的佛教书法作品，为后代研究佛教历史、中国文学艺术起到重要作用。于诸作品中也再现了佛教的辉煌。

    佛教书法依不同的时代，以不同的姿态展现于世人眼中。佛教书法也是我们悟入佛道之方便，行人可依于书写供养经典渐渐入佛道。佛教书法也是历代文人墨客创作之源泉，他们抄写的佛经是人们效仿的楷本，也是中国书法艺术的瑰宝。

    佛教书法在佛教的弘扬历程中，渐渐与中国本土文化相互吸收、相互碰撞、相互影响，使中国文学艺术得到很大的提高。

 

参考文献：

［1］《中国佛教》五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版

［2］田光烈《佛法与书法》河北人民出版社 1991年版

［3］熊秉明《中国书法理论体系》人民美术出版社 2012年版

［4］《洛阳大学学报》第十五卷第三期 李春敏《试探佛教对中国书法艺术的影响》

［5］《泉州师院学报》2005年第五期 黄鸿琼《试谈佛教文化对书法艺术的影响》

［6］辽宁师范大学 硕士论文 李岩《佛教与书法的关系研究》

［7］济群法师《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上海古籍出版社

［8］水野清一 长广敏雄《响堂山石窟》 京都 东方文化学院京都研究所193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