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的成书过程可以说是五花八门，“一稿多改”论和“二书合并”论的深入研究其实并没有使《红楼梦》的成书过程清晰化、明朗化，反而使其陷入了更深的泥潭，使人莫衷一是。究其原因，最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曹雪芹的生卒年无可定论

 一部作品的诞生肯定是作者在有生之年所创，那么作品成书年代就只能划定在作者的生卒年内。但是曹雪芹生于何年？卒于何月？享年多少岁？至今学术界还争论不休。

 现学术界对曹雪芹的生年有两种看法：一是1715年，二是1724年，两种学说观点相差近十年。曹雪芹卒于何年，根据脂批“壬午除夕，书未成，芹为泪尽而逝”，又根据曹雪芹的好友敦诚、张宜泉的悼念是“四十年华付杳冥”、“四十萧然太瘦生”、“年未五旬而卒”等，红学家们由此推断曹雪芹可能卒于1763或1764年。这样看来曹雪芹可能活了四十岁、四十二三岁或四十八九岁……。有了这八九年的差距，再想来划定成书年代就难上加难了。

 第二：用以论证的“资料”其真伪难定

《红楼梦》的成书问题研究，其出发点是根据一条重要“脂批”开始的。“雪芹旧有《风月宝鉴》之书，乃其弟棠村序也，今棠村已逝，余睹新怀旧，故仍因之。”但这是不是脂批也说法不一。蔡义江先生曾经说：“此批不出于脂砚斋之手，乃孔梅溪自己所加。……批语最后两句的意思是：‘我看到曹雪芹的《石头记》新稿，就不免怀念起他弟弟棠村曾为旧书作序的情景，为了纪念死者，所以仍旧沿用了旧书的名称，题曰《风月宝鉴》”

 吴世昌先生曾经在《风月宝鉴的棠村序文钩沉与研究——对于红楼梦成书过程的初步探讨》一文中，再次重申了脂本《红楼梦》中残存有大量“棠村小序”的观点。吴先生把脂批与《石头记》内容不符、回次不合等情况视为《风月宝鉴》棠村序文的内证。从“序文”中去寻找“旧稿”里的内容，从而论证《红楼梦》的成书过程。但是吴世昌先生自认为是“一大发现”的“棠村序文”真的存在吗？伍隼先生

 对此提出了质疑，他认为：所谓的“棠村小序”出于吴世昌先生的主观臆测。所谓“棠村序文”并不是为《风月宝鉴》所作，而是为《石头记》或《金陵十二钗》所写。伍隼先生再进一步假设：如果“棠村序文”真的存在，那么棠村作序的时间就应该在脂砚斋批《石头记》之前，然而事实刚刚相反——脂批的时间却在“棠村序文”之前。所以伍隼先生最后肯定的说：“棠村序文”本身就是脂批。

 第三：研究者对《红楼梦》文本本身的理解见仁见智

 就《红楼梦》文本本身而言，无论是人物数量、语言风格、故事结构还是思想内涵，可以说都是博大精深的。《红楼梦》整部书的写作技巧更是美妙绝伦——千里伏线、明暗间错。鲁迅先生那句“总之自《红楼梦》出来以后传统的写法都打破了”便是最精辟的总结。所以《红楼梦》有“另类”的写作手法并不奇怪。正因为有这些“另类”之处才见精彩，也才让人见仁见智。如果用“另类之处”来推测成书过程，恐怕难有结果。

 《红楼梦》归根结底是一部小说，是现实生活被浓缩之后的艺术表现。既然是艺术，那么就有虚实难辨的地方。而且“避实就虚”更是《红楼梦》的一大特点。人物年龄、书中建筑的方位、人物性情的微妙转变，本是随作者笔尖变化的“虚化”之物，研究者如果硬要以“虚”证“实”，恐怕不只难有结果，而且越证越糊涂。

 第四：“猜想”多于“论证”

 《红楼梦》成书过程研究，在红学上可以说是一个“终极”问题。这已经不是研究曹雪芹为什么样要写《红楼梦》那么“简单”了。众多专家、学者的深入研究，为什么使“问题”越来越复杂呢？当然这与历史资料匮乏有直接的关系，但归根结底在于“猜想”多于“论证”。研究《红楼梦》成书的出发点其实就已经建立在一个“假设”的基础之上了。当诸家肯定“旧有《风月宝鉴》之书”时，“纠缠”就埋下了。谁真正见过《风月宝鉴》呢？明义、裕瑞在他们的诗词或著作中正式提到过“某某情节就是《风月宝鉴》中的故事”了吗？可以肯定的说——没有！那么现在的红学家又是怎么样来研究“成书过程”的呢？例如：研究者认为“风月宝鉴”必是写“风月之事”，那么在《红楼梦》中的情节如：“宝玉会秦钟”、“初试云雨情”、“贾琏戏熙凤”、“顽童闹学堂”、“贾瑞起淫心”、“淫丧天香楼”等等便是《风月宝鉴》旧稿中的故事。又当没有任何“暗示”的情况下，《红楼梦》中又突然蹦出“二尤”的故事，且书中交代她们曾经“淫秽”不堪。对于读者就无法用一般的方法来解释了。

 当红学家们找到像这些“资料”、“文本”、“版本”出现矛盾而自己无法解释时，就展开了自己的“想象空间”，越想越奇，越分析越合理，慢慢的这种“猜想”、“可能”、“推测”、“认为”、“初探”、“设想”就变成了《红楼梦》的成书历程。 （马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