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勇：从《隋唐演义》看清初小说家的历史观

《隋唐演义》是隋唐历史题材创作的集大成之作。小说以隋炀帝、唐玄宗的“再世因缘”为线索，艺术地再现了隋、唐两代兴衰的历史。褚人获继承了传统史学的道德理性精神，在总结隋、唐两代兴亡教训时肯定了“人事”的作用，在对隋炀帝、唐玄宗失国原因的具体分析方面也带有较浓的理性成份。但是，在对一些历史现象无法解释时褚人获也将其简单地归之于“天命”和“天数”，这表明其历史观也有非理性的一面。历史观的这一矛盾直接影响了研究者对这部小说价值的认识，例如，马积高、黄钧主编的《中国古代文学史》就对《隋唐演义》做了这样的评价：“由于作者思想浅薄，对历史本质缺乏认识，单纯满足于表面现象的渲染，客观上流露出对糜烂生活的津津乐道。加上封建正统思想、因果轮回观念的宣扬，使得这部作品成就不高。”[1]历史观这种矛盾在作品中究竟有哪些具体表现？为什么会产生这种矛盾？本文拟就此略作探讨。

一

褚人获在《隋唐演义序》中指出，他在创作时所作的一项重要工作是借用了《逸史》所载的“隋炀帝、朱贵儿、唐明皇、杨玉环再世因缘事”，并将它作为全书的“始终关目”。[2]在小说第89回“总评”中也有这样一段话：“此回乃大关目处。隋自隋，唐自唐，传以‘隋唐’立名，以李渊与世民即肇基于开皇中，故以隋唐合传。但唐至太宗即位，而隋之气数已终，作者乃先于炀帝清夜游幸之时，勾出与贵儿马上定盟，愿生生世世为夫妇；遂于太宗魂游地府，目睹听勘炀帝一案，以贵儿忠烈降生皇家，以炀帝荒淫反现妇女身，完马上之盟，正见隋唐之所以合处。”这些都说明了“再世因缘”在全书结构上的作用。然而，这个故事的作用还不仅仅局限于此。这个因果框架将两组本不相干的历史人物联结起来，不仅使全书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而且还蕴含了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明显动机，体现出了作者对国家兴亡这一重大问题的思考。褚人获从前人创作中广泛撷取素材，又根据自己的审美观念对它们进行了加工、改造，因而使作品体现了自己的历史观和文学观。

由于题材来源的复杂性，《隋唐演义》中体现的历史观也比较复杂，但总的来看，褚人获在总结隋、唐两代兴亡教训时继承了传统史学的道德理性精神。在小说第3回开篇有这样一段议论：

从来国家吉凶祸福，虽系天命，多因人事。既有定数，必有预兆。于此若能恐惧修省，便可转灾为祥。所谓妖由人兴，亦由人灭。若但心怀猜忌，欲遏乱萌，好行诛杀，因而奸佞乘机，设谋害人，此非但不足以弭灾，且适足以酿祸。

这可以说是作者的历史观的总体表述。他一方面承认“天命”的存在，但同时也肯定了“人事”的重要性，而且认为“国家吉凶祸福，虽系天命，多因人事”。在小说第29回作者还有意增加了一段袁紫烟观天象的情节，她在回答隋炀帝所问的“帝星”摇动问题时提出了这样的观点：

此乃天意，恐非人力能除。惟愿陛下慎修明德，或者其祸自消。

认为君主修德就可以挽回“天心”。但遗憾的是，“任你天心显示，草木预兆”，隋炀帝本人却“只做不见不闻”。在第84回又对神怪之事发了这样一通议论：

自来神怪之事不常有，然亦未尝无，惟正人君子，能见怪不怪，而怪亦遂不复作，此以直心正气胜之也。孔子不语怪，亦并不语神，盖怪固不足语，神亦不必语，人但循正道而行，自然妖孽不能为患，即鬼神亦且听命于我矣。若彼奸邪之辈，其平日所为，都是变常可骇之事，只他便是家国之妖孽了，何怪乎妖孽之忽见？此所谓妖由人兴，孽自己作也。至若身为天子，不务修实德，行实政，而惑于神仙幽怪之说，便有一班方士术者来与之周旋，或高谈长生久视，或多作游戏神通，总无益于身心，而适足为其眩惑。前代如秦皇、汉武，俱可为殷鉴。

“妖由人兴，孽自己作”，“天子”的责任应该是“修实德，行实政”，而不应“惑于神仙幽怪之事”。

作者以“再世因缘”的框架将隋炀帝和唐玄宗联系起来，但却在因果轮回的荒诞形式中融入了“人事”决定兴亡的观念。作者笔下的隋炀帝和唐玄宗都是风流天子，但同时也都是亡国、失国之君，两人的共同特点是“驰了朝纲，占了情场”，因沉溺于儿女私情而招致国家和个人的悲剧。作者以这两个人物贯穿全书，历史反思的意图十分明显。作者肯定了帝王之情的合理性，但与此同时也揭示了情与政的矛盾。与普通人不同的是，帝王的情感生活是带有明显的政治性的，寄情声色势必会对朝政有一定的影响。帝王的特殊地位使他们可以最大程度地满足自己的各种欲望，而这些欲望的满足又常常是以牺牲百姓的利益为代价的。为了自己的享乐，隋炀帝不断大兴土木，骚扰百姓。在小说第27回开篇作者有这样一段议论：

天下物力有限，人心无穷。论起人君，富有四海，便有兴作，亦何损于民。不知那一件不是民财买办，那一件不是民力转输？且中间虚冒侵克，那一节不在小民身上？为君的在深宫中，不晓得今日兴宫，明日造殿，今日构阁，明日营楼，有宫殿楼阁，便有宫殿上的装饰，宫殿前的点缀，宫殿中的陈设，岂止一土木了事？毕竟到骚扰天下而后止。

第37回再次议论道：

天下最荼毒百姓的，是土木之工，兵革之事；剥了他的财，却又疲他的力，以至骨肉异乡，孤人之儿，寡人之妇，说来伤心，闻之酸鼻。

具有至高无上权力的帝王之欲，若无有效的约束与限制，必将弄得民穷财尽，其后果是十分可怕的。

就“占了情场”而言，隋炀帝与唐玄宗基本上是相同的，但在表现他们的“驰了朝纲”时小说的侧重点又有不同。写隋炀帝突出的是他大兴土木、劳民伤财的荒淫生活，而写唐玄宗时更多表现的是因沉迷声色而造成的一系列重大失误。杨妃入宫后，玄宗从此“深居宫中，日事声色”。秦国模兄弟“见贵妃擅宠，杨氏势盛，禄山放纵，宫闱不谨”，因此联名上疏，“谓朝廷爵赏太滥，女宠太盛。又道安禄山本一塞外健儿，谬膺节钺，宜令效力边疆。不可纵其出入宫闱，致滋物议。”疏上，玄宗不悦，而群小又“交进谗言，说他语涉讪谤，宜加重谴”，玄宗乃降旨将二人革职。“自此谏官结舌不言”。而玄宗“只道天下承平无事”，于是“一切朝政，俱委之李林甫。”“又命安禄山与杨国忠兄妹结为眷属，时常往来，赏赐极厚，一时之贵盛莫比。”而李林甫、杨国忠与安禄山等人先是“朋比为奸，迎合君心，以固其宠”（第81回）；后来则勾心斗角，互相倾轧，最终引发了安史之乱，大唐王朝从此一蹶不振。归根结底，主要原因还是由于唐玄宗自己的怠政和用人不察，过分沉迷于个人的情感，于是“驰了朝纲”，对杨国忠、安禄山的种种不轨行为坐视不管，最终重蹈隋炀帝之覆辙。

国家的兴亡，“虽系天命，多因人事”，冥冥中虽然有一个“定数”存在，但只要统治者“能恐惧修省，便可转灾为祥”。这可以说是褚人获历史观的核心内容。

但是，从全书来看，作者的历史观又有非理性的一面。小说第32回有这样一个情节：隋炀帝原本是一个“尖头贼眼，脚短体肥”的大老鼠，由于他在人间祸害百姓，招致仙人皇甫君的惩罚，小说写道：

那贵人在上怒目而视，把寸木在桌上一击道：“你这畜生，吾令你暂脱皮毛，为国之主，苍生何罪，遭你荼毒；骸骨何辜，遭你发掘；荒淫肆虐，一至于此！我今把你击死，以泄人鬼之愤。”喝武士照头重重的打他，那武卫卷袖撩衣，举起大棍，望鼠头上打一下，那鼠疼痛难禁，咆哮大叫，浑似雷鸣。武士方要举棍再打，忽半空中降下一个童子，手捧着一道天符，忙止住武士：“不要动手。”对皇甫君说道：“上帝有命。”皇甫君慌忙下殿来，俯伏在地。童子遂转到殿上，宣读天符道：“阿摩国运，数本一纪，尚未该绝。再候五年，可将练巾系颈赐死，以偿荒淫之罪，今且免其菙楚之苦。”

这样一个祸国殃民的昏君，却受到“上帝”的保护，连皇甫君这样的神仙也对他无可奈何，这就是超越了人的意志的“数”。小说第81回又有这样一段议论：

看官听说，杨贵妃既得罪于被遣，若使玄宗从此割爱了，禁绝不准入幸，则群小潜消，宫闱清净，何致酿祸启乱？无奈心志蛊惑已深，一时摆脱不下，遂使内竖得以窥视其举动，交通外奸，逢迎进说，心中如藕断丝连，遣而复召，终贻后患。此虽是他两个前生的孽缘未尽，然亦国家气数所关。

在小说中关于“数”、“天数”、“定数”之类的表述还可以看到很多。如：天地间死生利害，莫非天数。（第5回）

哲人虽有前知之术，能趋吉避凶，究竟莫逃乎数。……故知数之既定，不但古帝王不能免，即精于易者，亦难免耳。（第51回）

天下事自有定数，一饮一酌，莫非前定。（第67回）

人之遇合分离，自有定数。随你极是智巧，揣摩世事，臆测屡中的，却度量不出。（第70回）

这些议论说明，在作者的历史观中的确保留了非理性的成分。总的来说，从理性的角度思考国家兴亡时作者是肯定“人事”的，尤其在对隋炀帝、唐玄宗的具体分析方面带有较浓的理性成份。但传统的道德理性观念无法解决一切问题，因此，在遇到一些具体问题时作者又不得不搬出非理性的“天命”、“天数”。如，窦建德是被作为一个正面英雄形象来塑造的，在小说中作者突出了他的品德，也强化了他得民心的一面。窦建德兵败被擒，他治下的百姓哀痛不已，他们说：“夏王治国，节用爱人，保护赤子，时沐恩泽。今彼一旦失国，我侪小民如丧考妣。”（第58回）就连郑国的百姓也为他感到惋惜：“那个夏王，闻他在乐寿极爱惜百姓，为人清正，比我们的郑王好十万倍。那皇后更加贤明，勤劳治国。今不意为了郑王，把一个江山弄失了，岂不可惜。”（第59回）这样一个英雄为什么会落得这样一个悲剧下场？作者无法找到一个合理的解释，就只好将一切都归于神秘的“命”和“数”。小说第58回借徐懋功之口作了这样的解释：

窦建德外有良臣，内有贤助，齐家治国，颇称善全。无奈天命攸归，一朝擒灭，命也数也，人何尤焉！

此外，作者在谈到隋时多强调“人事”，但一关涉到唐就会奢谈“天命”。如在小说中曾一再预示李氏当兴。小说第2回隋文帝的洪水淹城之梦早就为全书奠定了基调；“真命天子”李世民则处处受到“天”的垂爱，每到危难之时就会有神灵出来救护，而其他英雄无论如何贤能，在这个“真命天子”面前则注定要以失败告终。然而，即使是李世民也不能违背“天命”。在他晚年，天象预示有“女主昌”，民间也流传“唐三世之后，女主武王代有天下”的“秘记”，为此李世民杀掉了小名叫“五娘”的功臣李君羡，但他所作的一切都无济于事。武氏“代有天下”，这是“天之所命”，因此人力无法改变这一现实。尤其是李世民明知“才人姓武有碍”，但却因私情不忍与之分手。这就是“人”的弱点，在“天命”面前，“人”显得是如此的渺小、无助。武氏篡位是天命，而玄宗因痴迷杨妃而失国更是前世注定之事，这一切都是人力所无法改变的。由此可见，《隋唐演义》的历史观是比较矛盾的，作者摇摆于“天命”与“人事”之间，但总体来看又是逐渐向天命观倾斜的。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