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刹慈悲庵，坐落于陶然亭公园湖心岛西南的高台上，建自元代，又称观音庵。历史上这里是文人墨客荟集赋咏之地，曾留下许多传诵一时的诗篇。庵内的陶然亭又是近代革命志士的秘密集合场所。 慈悲庵的主要建筑有山门、观音殿、招提宝殿、文昌阁、陶然亭及南北西三厅。人们常说的陶然亭，并不是真正的亭子，而是慈悲庵内西侧的三间敞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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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悲庵是创建于元代的古刹，是一座汉传佛教寺院，别名大悲庵，又称观音庵，距今已有700余年历史。它山门向东，整个建筑布局严谨，瑰丽庄重。慈悲庵于清朝康熙二年（1663年）重修。到清朝光绪初年，慈悲庵仅剩三间大殿，光绪二十年（1894年）重修，形成如今的规模。
据考证，早在元代，就已经在慈悲庵一带设立官窑厂。明清两代沿袭元制，继续在此设窑，制作砖瓦，“以供营缮”，称为“黑窑厂”。因长期取土烧窑，在原本土山遍布的地方留下许多大大小小的窑坑，这些窑坑积水成湖，逐渐形成“陂陇高下，蒲渚参差”的田园风光
清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工部郎中江藻监管黑窑，在慈悲庵的后院盖了一个小亭子，作为便利歇息的处所，选取诗人白居易诗句“更待菊黄家酿熟，共君一醉一陶然”中的“陶然”二字，取名“陶然亭”，并题写了陶然二字，陶然亭因此得名。
陶然亭原本不过是江藻自己为工余闲暇休息而建，但建成以后，同僚、士子往来频繁，因亭子容纳人数有限，因此在十年以后，即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又“广延同志”，拆除亭子，改建为南北砌筑山墙、东西两面通透的“敞轩”三间。
因为陶然亭是江藻所建，所以人们又叫它“江亭”。此后虽然已经没有了亭子，但陶然亭的称谓已经叫习惯了，所有大家还是叫它“陶然亭”，故后人又有“江亭无亭”的说法。
清代戴璐《藤阴杂记》中的记载说，自陶然亭建成以后，每逢春秋两季，天气晴好的时节，陶然亭中的聚会宴饮均座无虚席。各省进京赶考的举子，考试结束以后，也常常在陶然亭宴集酬唱。雍正八年（1730年）以后，浙江省的应考生员甚至把陶然亭作为他们固定的宴集之地。40年以后，参加顺天府乡试的考生也多在陶然亭集会。
陶然亭只有三间敞轩，容纳能力有限，因此所谓的宴集之地，其实也包括慈悲庵，慈悲庵内南北西三面的僧房成为人们的留宿之地。除去日常的宴集以外，许多京官外任或者外地官员进京，也都要在陶然亭内践行或者接风。所以，陶然亭其实承担了清代无数士子、官宦的欢乐、彷徨和疑惑，从志得意满到颓然失意……
解放前，慈悲庵已破旧不堪。1952年，北京市经过清理扩展，将该区域命名为陶然亭公园。
现存较早的关于慈悲庵的记载，见于清朝康熙二年（1633年）宛平人田种玉（后曾任工部尚书）所撰《重修黑窑厂观音庵碑记》，其中称“观音庵者，普门大寺香火院也，创于元，沿于明……”（该碑原立于慈悲庵前院观音殿殿廊东侧，“文革”期间被毁，残存碑文拓片现存于国家图书馆），这也是关于慈悲庵创设年代最为直接的记录。
慈悲庵山门坐西朝东，门前一棵大树。
门额：古刹慈悲禅林
山门前大树的说明牌：1920年毛泽东、邓中夏等同志曾来陶然亭商讨革命事宜，在此树下留影。
位于寺门北侧的两层的建筑就是慈悲庵里的文昌阁。慈悲庵东墙上嵌有石碑，上书“城市山林”四字。一说由光绪的师傅翁同龢所书，一说为民国议员王玉树所书。
此碑刻原嵌于慈悲庵东北角台基墙上，遗失后依据原石刻拓片复制。
山门内额匾：招提胜境
进入山门迎面是一座影壁，影壁背面有金代经幢一座
这座经幢是金太宗天会九年(1131)的“观音甘露破地狱法界真言幢”
幢高四尺余，幢身为八角柱体，八面间错着刻有四尊佛像和三段梵汉两种文字的经文。
慈悲庵前院北侧是观音殿，观音殿是慈悲庵的主殿，建于元代，清康熙二年（公元1883年）重修。
殿额：自在可观。两旁对联“莲宇岧峣，去天尺五临韦曲；芦塘淼漫，在水中央认补陀。”此联语为清朝曹学闵于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所撰。
观音殿殿内供奉观音、文殊、普贤菩萨
殿西侧是光绪年间步青云撰《重修黑窑厂慈悲院碑记》，原碑也已无存，这是2005年重刻的。
慈悲庵前院的南殿为准提殿，建于元代。准提殿坐南朝北，南北两向开门。北面有墙无窗，正中一间为门，与北面观音殿殿门相对。准提殿原供奉准提等3位菩萨。
准提殿北面（殿内现辟为革命史迹展馆）
殿额题：准提宝殿；殿联题：“法雨慈云，众生受福；金轮宝盖，两戒长明”。匾额与楹联均为清光绪六年（1880）岭南潘衍所题。
准提殿殿西侧有一个“陶然亭”碑石。首尾分别有款：民国十九年，楚蒲袁俊书。楚蒲即现湖北蒲圻县，袁俊为民国时著名书家。
文昌阁位于慈悲庵北院，约建于雍正年间，共两层，上下各三楹，下层前出抱厦一间。阁下原祀梓潼帝君（即文昌帝君）和魁星，阁上供奉玉皇大帝。
抱厦外檐悬“文昌阁”匾，两侧柱上对联“爽气抱西山，窗外峰峦挑笔阵；文光凌北斗，花间楼阁接天梯。”此为清光绪九年（1883年）徐琪所撰。
抱厦内的门上挂“因材而笃”匾，清道光二十七年黄生芝为文昌阁所献。
阁内供奉文昌帝君
阁内石刻“魁星图”乃是陶然亭内文昌阁中所祀之魁星像，魁星是取“魁”字形而成，为魁举足而起其斗，这就是所谓的“魁星踢斗”。依据这样的字形画出来的魁星像，头部象鬼，一脚向上翘起，像魁字的大弯勾。一手捧斗，如魁中间的“斗”字，一手执笔，意思为用笔点定中试人的姓名，只是缺少“捧斗”的手。
仔细观看此图是由孔子思想核心的“克己复礼，正心修身”8个字组成。
文昌阁北立面
辽代石幢建于1099年，即辽道宗耶律洪基寿昌五年，是为了纪念慈智和尚而建的。幢身上刻的是慈智和尚的生平事迹。
幢高2.52米，幢身为八角柱体，八面均有用汉文和音译梵文刻的经文。
慈悲庵前后院之间有一道隔墙，隔墙上镶嵌两块石刻。
名为“莲客”的先生游龙树寺旧址所写的一首诗
波罗蜜经
陶然亭位于慈悲庵后院。
陶然亭东立面
抱柱楹联为：“烟藏古寺无人到，榻倚深堂有月来”。为翁方纲所撰，翁同龢应慈悲庵的静明禅师之请书写。
檐下匾额是齐白石题写的“陶然亭”
陶然亭西立面
两侧对联的内容与东侧的完全一样
陶然亭坐东朝西，所以西面应该是正门，门额高悬郭沫若题写的“陶然亭”。
敞轩内门柱上楹联
“似闻陶令开三径，来与弥陀共一龛”，原联是林则徐书写。旧联无存，现联是由当代书法家黄苗子重书。
西侧门额悬江藻书“陶然”匾额，署“康熙乙亥仲夏，汉阳江藻题并书”。
敞轩内东侧廊柱对联：“慧眼光中，开半亩红莲碧沼，烟花象外，坐一堂白月清风”。康熙十八年进士沈东田所撰，现代书法家康雍书写。
亭内雕梁画柱别有风味
陶然亭的南墙上有五方石刻，陶然亭南壁东为江藻撰书的《陶然吟引并跋》刻石和其族兄江皋撰书的《陶然亭记》刻石。南壁西有谭嗣同书《城南思旧铭并叙》刻石和王昶的《邀同竹君编修陶然亭小集》刻石以及齐白石的《西江月·重上陶然亭望西山》石刻。
自陶然亭建成以后，江藻常邀请一些文人墨客、同僚好友到陶然亭上饮宴、赋诗，这里变成了文人墨客“红尘中清净世界也”。陶然亭成为文人雅集的地方，慈悲庵在300年内可以说一直是宣南地区的文化活动中心，以至“宇内无有不知有此亭者”。特别是乾隆以后，到陶然亭赏花看碑、消夏消寒、上巳春禊、重阳登高，已成为文人仕宦的传统活动。因此，清代的许多著名诗人在这里都有过活动，并留下了大量诗作。据考证，到过陶然亭和慈悲庵，现在有作品可查的文化名人就达260多位。
江皋撰写的《陶然亭记》
江藻撰书的《陶然吟引并跋》刻石
齐白石《西江月·重上陶然亭望西山》词：“四十年来重到，三千里外重游。发衰无可白盈头，朱棹碧栏如旧。城郭未非鹤语，菰蒲无际烟浮。西山犹在不须愁，何用沾衫袖泪。”
王昶写的《邀同竹君编修陶然亭小集》，诗中的竹君即朱筠。此诗是王昶作于乾隆四十年左右。
谭嗣同著的《城南思旧铭》并序，梁正江书写。
北壁是彭八百的四幅《水仙花图》
彭八百（1882～1971）是著名国画家，尤工兰石，他笔下的兰蕙，清雅高洁，灵气生动，在画界独树一帜。他画的石，怪奇威棱，大有剑气，这样的石，衬上几株兰草，真给人一种脱俗超凡之感。因此，白石老人评价说：“自古画兰者有之，精者只有八百老人，神乎技矣！”
1952年8月，周恩来聘八百老人为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彭八百是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成员。1971年2月12日病故，终年89岁。
陶然亭敞轩内南北两侧都有石桌石凳，浮雕异常精美。
陶然亭西面北侧有长长的游廊，古书上曾有站在此处遥望西山的记载。
慈悲庵院内的陶然亭还是许多先进人物和革命志士秘密集会、进行革命活动的场所。自清末以来，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人曾在这里计议变法维新，在戊戌政变中牺牲的康广仁埋葬在这里。章太炎反对袁世凯称帝，也被囚禁在附近的龙泉寺。民国初年，孙中山来北京，在陶然亭参加过集会。“五四”运动以后，李大钊、毛泽东、周恩来等都曾在这里进行革命活动。
曾用门票，现免费参观。
1979年对这处革命遗址进行了修葺，开辟了革命文物陈列室。
设在准提殿的“红色梦”革命史迹展室
李大钊同志纪念室
第三展室
五团体会议旧址展室
慈悲庵不仅是一个幽雅的游览胜地、革命纪念地，也是一处珍贵的文物博物馆，是北京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以上文字内容参阅家在北京博文。
25、中山会馆
中山会馆位于珠朝街。
清嘉庆年间由广东香山县乡友筹建会馆，称香山会馆。会馆大门坐西朝东，分前、中、后三座庭院，院内东半部为住房，西半部是花园，正对着大门的一幢古色古香的建筑是花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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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会馆原为清康熙年间进士、身为太子老师的刘云汉购置的一块义地，义地北侧盖有祠堂，供集会悼念及停柩之用。清嘉庆年间义地迁移到左安门内龙潭湖一带，香山会馆始成。光绪五年(1879年)广东香山县乡友扩修香山会馆，购得附近部分房屋和空地。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在朝鲜任职的广东香山籍重要官员唐绍仪回京寓居此处，并筹资扩建香山会馆。三年之后，建成有戏台、花园、假山、回廊等建筑的大型会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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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地早期成为青年进行革命活动的场所。“广东青年会”即以此为会址，后成立“中山少年学会”。1912年夏，孙中山第二次到北京，应同乡会之邀，到粤东会馆出席了欢迎会，并在中山会馆花厅吃午饭。
1925年3月孙中山病逝后，经唐绍仪提议，香山县更名为中山县，香山会馆遂改称中山会馆。孙中山逝世后，中山会馆花厅曾被布置为展室，陈列《总理遗嘱》等纪念物。中华民国时期，“广东青年会”以中山会馆为会址，后来成立的“中山少年学会”也在中山会馆活动。
1933年，时任中山县县长的唐绍仪再度从乡里筹集资金，修缮北京中山会馆。会馆原大门西向，后改坐西朝东。院门迎面有木影壁1座。院内东半部为住房，西半部是花园。分为前、中、后三座庭院，左右有跨院，东西长80米，南北宽50～64米。会馆主体建筑均南北向。大门位于会馆中部，五檩硬山顶，檐柱间有雀替，门鼓石上雕石狮。花厅正对大门，东面出前廊与主厅翼角连为一体，当心间正楼游廊3间，通至大门。花厅绘有苏式彩画，东面回廊柱间设有花罩。花厅北侧有北房3间，北房西侧及后面建有配房。中院有南房和北房，南房后有游廊数间，与南部的四座西房连接为整体。西院原为花园的一部分，最西端有罩房间，其东有南北房各1座，两房之间有四方亭，四角攒尖，方宝顶，灰筒瓦。
1970年代末，中山会馆一度面临被拆除的命运。当时身在南洋的何威廉（中山人，其父何源盛是中山会馆末任会长）得知后，迅速赶到北京，经与有关部门沟通，保住了房子。此后，经何威廉等人呼吁，从2006年起，居民逐步迁出，建筑逐渐获得修复。到2014年，中山会馆已腾退完毕，计划建设成为电力博物馆的一部分。
26、平民通讯社旧址（福佑寺）
平民通讯社旧址（福佑寺）位于北长街北口路东。
平民通讯社是中国五四运动时期以群众团体名义创办的政治性民间通讯社。1919年12月，湖南学生组织联合社会各界发动驱逐封建军阀张敬尧运动，毛泽东率驱张代表团抵达北京后，首先成立平民通讯社，自任社长。该通讯社每日向京、津、沪、汉等地报馆发新闻稿，报道驱张缘由、驱张情况。当时北京《益世报》、《京津泰晤士报》，上海《申报》，武汉《大陆报》等几十家报刊均刊用它的新闻，并发表社论时评予以支持，迅速形成强有力的倒张舆论。现存稿件有《湖南请愿团详记》、《张敬尧种运烟种的大破获》等10件。3个月后，张敬尧被逐，该通讯社即停止活动。
福佑寺建于清顺治年间，为清圣祖玄烨的避痘处。雍正元年（1723）拟分给宝亲王（乾隆帝）弘历作为私第。弘历未迁入，登基后改为喇嘛庙，名福佑寺。后代曾数次重修。寺坐北朝南，外垣门西向。民国16年(1927)改为班禅驻北平办事处。1980年后作过班禅驻京办事处。
全寺共为三进。第一进由山门、钟鼓楼、天王殿组成。山门面阔三间，黄琉璃瓦歇山顶。山门前后建造有雕龙御路，左右建八字屏墙，门正南面建有巨型琉璃照壁，长18余米。门前东西两侧矗立有木牌楼2座。主建筑天王殿为黄琉璃瓦歇山顶，殿前东西建有钟鼓楼，为黄琉璃瓦重檐歇山顶。第二进殿中大雄宝殿为寺的中心建筑，面阔五间，黄琉璃瓦歇山顶，正脊中部建有莲花座铜塔。第三进为后殿，面阔五间，歇山顶。殿内供奉“圣祖仁皇帝大成功德碑”牌位。大雄宝殿5间，前有月台，雕云纹御路。后殿5间，内供奉“圣祖仁皇帝大成功德佛”牌位。主殿的两侧均建有配殿、配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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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中国大学旧址（郑王府）
中国大学旧址（郑王府）位于西单北大街大木仓胡同路北35号。
中国大学初名国民大学，1917年改名为中国大学，是孙中山等人为培养民主革命人才而创办。该校于1913年4月13日正式开学，1949年停办，历时36年。孙中山先生为培养民主革命人才，于1912年仿日本早稻田大学在北京创办中国大学，宋教仁、黄兴为第一、二任校长，中山先生自任校董。中国大学有光荣的革命传统，在反帝反封建革命斗争中一直走在前列，以李大钊、李达、吴承仕、杨秀峰等为代表的一批“红色教授”在学校传播马克思主义，学校培养出了以李兆麟、白乙化、董毓华、段君毅、张致祥、任仲夷、徐才、李大伟等为代表的一大批民族英雄和国家栋梁。
郑王府为清代规模较大的一座王府，曾作为钟郡王奕诒的宅邸。清军入关，定鼎燕京。世祖以此第赐其从叔郑亲王济尔哈朗
。郑王府的名称也因此得来。郑王府历经了清王朝由鼎盛而至衰亡的历史进程，承载了极其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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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亲王府明永乐中为姚少师广孝赐第。清师进关，定鼎燕京。世祖以此第赐其从叔郑亲王济尔哈朗。是清代开国元勋济尔哈朗的封邸。王府建成后，历代袭王均有所修缮和扩建，最大的一次是第八袭次袭王德沛对府西部花园的扩建，并将花园命名为“惠园”。
王府第十三代主人端华，在“辛酉政变”失败后，被割王爵，赐自尽籍没家产。王府改赐道光帝第八子钟郡王奕诒，改称钟郡王府。同治十年又发还给已恢复世爵的庆至，复称郑亲王府。民国后，第十七代郑亲王昭煦先是将王府抵押给西什库天主教堂，1925年又租给中国大学为校址。中国大学曾是孙中山决定创办、国民党元老宋教仁、黄兴亲任校长的一所大学。
现存建筑，只东部残留，有街门，面阔3间；正门面阔5间，前出踏步之间，浮雕丹陛犹存；正殿面阔5间，台阶间亦存丹陛；并存东配楼面阔5间，西配楼只剩靠北面阔3间；最后为正寝，面阔5间。中国大学使用时改名逸仙堂，今尚延用。原有后罩楼和一些附属建筑被拆除，西部花园现另建二龙路中学。郑王府今为国家教育部址，中国教育基金会所在地。
南府墙与东府墙交角
东府墙位于大木仓一巷，有一处疑似郑王府早先府门的遗迹。
28、湖南会馆
湖南会馆位于烂漫胡同101号。
清雍正分省之前，湖南在京尚无同乡会馆。同治十一年（公元1872），谭嗣同之父谭继洵与几位在京湘籍官员购得北半截胡同官房一所，作为湖南合省公产。光绪十三年（公元1887年）八月，在京湘籍官员又在菜市口朝南的烂漫胡同内购房一所，设“湖南会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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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条烂漫胡同中间西侧，有一所六层院落、数十间房的县馆“湘乡会馆”，该馆由清代重臣曾国藩创建。从“湘乡会馆”南行数十步即为省馆“湖南会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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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北京湖南会馆》载：“馆共三十六间，内设戏台一座、文昌阁楼一座、东厅署、望衡堂、西厅及中庭均横敞，为平时集合之所”。
湖南会馆大门
会馆的朱红大门外蹲石狮一对。南房壁上嵌有光绪十年（公元1884年）长沙徐树均重摹镌刻的苏东坡书《明州阿育王广利寺宸奎阁碑》。会馆另有馆辖公产义园二处、祠堂二处。
北京湖南会馆为湖南学子进京赶学安歇之处，民国后逐渐成为湖南同乡、学子赴京求学或谋生的旅居之所。
1920年毛泽东领导湖南“驱张”运动（湖南学生发动的驱逐军阀张敬尧的斗争），率领请愿团来北京，曾在湖南会馆召开集会。
毛泽东召集驱张大会遗址说明牌
1984年北京某厂制作的铭牌
29、京报馆旧址（邵飘萍故居）
京报馆位于骡马市大街魏染胡同30号。
这里也是邵飘萍1916年后在北京的住所。魏染胡同和棉花头条很近，这里有着辛亥革命后北京两份有名报纸的所在地：魏染胡同的《京报》馆和创办人邵飘萍，棉花头条的《社会日报》老板林白水的住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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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报》1918年创刊，原址在宣武门外珠巢街，1920年迁至于此。邵飘萍，浙江金华人，是《京报》的创始人，近代著名新闻工作者。创办《京报》，宗旨是宣传进步思想，反对封建军阀制度，客观介绍马克思主义理论等进步思想。他大力提倡"新闻救国"，利用报刊来唤醒人民的觉悟。1926年遭反动军阀杀害。毛泽东同志高度评价邵飘萍是"具有热情理想和优良品质的人"。1984年，京报馆被列为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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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8年10月5日，邵飘萍辞去《申报》的职务，独立创办了《京报》，自任社长，他提笔写了“铁肩辣手”四个大字，悬挂于编辑室内，以此自勉。当时北京的报纸多有一定的政治背景，它们随政局沉浮，并无一贯的政见和主张，无“报格”是当时许多报纸的共相。为了改变这一状况，实现他新闻救国的梦想，邵飘萍在《京报》的发刊词《本报因何而出世乎》中称报纸是“供改良我国新闻事业之试验，为社会发表意见之机关”，公开声明“必使政府听命于正当民意之前，即为本报所为作也”。这一年，他倡议建立了北京大学新闻研究会，被北京大学聘为导师，开创了我国的新闻教育。他主张新闻记者是“布衣之宰相，无冕之王”，是“社会之公人，是居于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外的第三者”，报纸除监督政府，还应该教育民众、唤醒民众。在五四运动中，邵飘萍在《京报》发表《勖我学生》、《外交失败第一幕》、《速释学生》等多篇时评，揭露北洋政府的卖国罪行，报纸因而被封，他被迫再次流亡日本。
1920年，邵飘萍回到北京，9月17日，报馆由珠巢街迁至魏染胡同新址，《京报》复刊。“二·七”惨案后，《京报》大量刊登支持工人、声援罢工斗争的文章，“五卅”惨案发生后，邵飘萍下令《京报》停止刊登日、英广告，同时免费刊登爱国广告。《京报》以真实的报道和犀利的言论，揭露政治的黑暗，为民众呐喊请命。他关注社会和国家的命运；始终站在人民的立场上，屡次发表揭露政府腐败的文章，最终《京报》惹怒了当权军阀。
1926年奉系军阀控制北京后，被列入黑名单的邵飘萍不得不避入六国饭店，当年的4月24日下午6时许，邵飘萍在返回京报馆处理完事务后，准备乘车回六国饭店，当行至魏染胡同南口时，被军阀政府抓捕，京报旋即被查封。尽管社会各界积极营救，但军阀政府必欲置先生于死地，26日凌晨，直奉联军总执法处对邵飘萍草草进行了两个多小时的审讯后即以“宣传赤化”的罪名判他死刑。当日5时许，邵飘萍在天桥刑场遇害，他践行了新闻救国的理想，不惜以身相殉。
京报馆是一栋坐东朝西的灰色两层西洋式小楼，在鳞次栉比的平房群落中格外显眼。京报馆旧址是由这栋小楼和一组坐北朝南的四合院组成。楼房面阔七间，建筑面积876平方米，临街的正立面采用西洋古典式砖壁柱装饰。二层有一圈女儿墙，楼顶还曾竖着一根旗杆。大门西向，开于一层的正中，采用塔司干柱式门廊装饰。
报馆运行时期，一层是传达室和负责报纸销售及刊登广告的经营所，二层是编辑部和经理室，报纸编好后，报样就被送到报馆对面的平房里印刷，出报后，报差将报纸送到北柳巷的报房里，再从报房发给卖报的小贩们。
楼门的上方是镌刻着三个已显斑驳的行楷大字“京报馆”的门额，落款是“振青题”，这是京报的创始人邵飘萍的手笔。
楼的一侧墙壁上原有横书的“京报馆”凸字，现仅存一“京”字。
穿过大门可直接来到楼后的四合院中，正房、两厢房和倒坐房均为三间五檩，原是京报编辑部的一部分。
楼后四合院有正房及东西厢房
正房
西厢房
东厢房
正房东侧小门通往东院
东院又分为南北两个小院，这是北院。
正房及东厢房
正房及西厢房
东院南小院有正房及东西厢房
院中立有邵飘萍塑像
小院西厢房
院落各屋作为展陈
从南小院出来经一个通道向西出院落门
院落门紧挨报馆
2021年修复前旧照
31、京华印书局
京华印书局位于虎坊桥路口的西北角。
京华印书局前身是由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创办的强学会书局改组而来的官营印刷机构，于1884年组建，1905年被上海商务印书馆买下，改名为京华印书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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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史料记载，当时改名时，商务印书馆将官书局的机器和印刷设备全部作价，连出版而未出售的木版印刷书籍和木版以及书局对外承印的印刷业务也全部接下来，对外的名称，既不能沿用“官书局”，也不好用“商务”，于是双方协议，起了京华印书局这个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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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5年，上海商务印书馆设京华印书局于北京虎坊桥；设北京分馆于琉璃厂；设小学师范讲习班，并设附属小学。
京华印书局全景
现存的京华印书局建筑是一栋楼房，像一艘轮船，俗称“船楼”。该建筑平面呈三角形，地上四层，采用当时先进的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1918年破土动工，1920年竣工，历时两年、投资十万元的新楼落成。
印书局东立面
建筑造型处理受到古典主义的影响，但已很大程度地展示现代建筑的主要特征，是具有较高历史价值的标志性建筑。这座四层新式大楼在当时北京是很少有的新式建筑。
印书局西立面
大楼的主要功能是印刷厂房，至今内部还保存有京城唯一一部木制导轨电梯。随后，京华印书局在平版印刷、凸版印刷方面增添了很多新的机器，除了印刷一般书刊外，还承印了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央研究院等学术机构的书刊，并且为故宫博物院承印画刊，业务范围还发展到天津、沈阳等地。它不但是北京的头等企业，还成了全国有名的实业，公私合营前，职工已达到400多人，京华印书局达到全盛时期。由于有众多文化名人的书籍付梓于此，因此素有“南有商务、北有京华”的美誉。
东南立面建筑细部：
东立面建筑细部：
32、中共河北省委秘密联络站（纪晓岚故居）
中共河北省委秘密联络站位于珠市口西大街241号的纪晓岚故居内。
纪晓岚故居是一所两进四合院。据纪氏后人纪清远先生记述，故居原为岳钟琪故宅。纪氏于11岁至39岁和48岁至82岁两度在此居住（中间谪新疆）。纪晓岚去世后，其后人将宅子售出。
1928年，山西士绅刘少白举家迁居于此。刘少白居所表面是“刘公馆”，实则是共产党的秘密联络点。1937年入党的刘少白为党做了大量工作，曾参与营救过多名中共人士，其中有王若飞、杨献珍等。党中央寄给中共河北省委的活动经费也由他转送。
33、张自忠旧居
张自忠旧居位于府右街丙27号。
此院为张自忠将军在1934年购得，1935—1937年在京居住的场所。1948年张自忠将军子女遵照父亲遗愿在此开办“自忠小学”，1949年将军之女张廉云女士将房产与学校移交政府，1950年并入北京小学。1988年恢复“自忠小学”校名至今，校园内立有张自忠将军纪念碑。
张自忠旧居建筑整体坐北朝南，南部原为花园（已拆改），北部为住宅。张自忠将军曾住在中院北房东屋，东西厢房为客厅。住宅共分东西两院，大门位于西院，西院有南北门房、南房、北房、东西厢房，东院有南房、北房和东西耳房。现存房屋共十二处，均为硬山合瓦顶。
这是一处具有北京地区特色的四合院。占地十三亩，三个院子（过去扩展马路已毁去一个院），房屋以走廊连接。垂花门上刻有精美的花鸟图案。住房全系木结构，房间的每扇门上均有“寿”字，室内木板铺地，木隔扇上雕有花纹，古色古香，十分典雅。院内种有各种花草树木，还有假山、藤萝架、荷花池、凉亭，建造得十分讲究。可惜，经过多年变迁，有的荡然无存，有的年深日久，早已失掉旧时容颜。但只要细心观看，还可以看到原来留下的痕迹，供人们缅怀、回忆。
自忠小学校门
故居院落东墙
34、北师大旧址
北师大旧址位于西城区南新华街15号。
北京师范大学的前身是1902年创立的京师大学堂师范馆；1908年，改称京师优级师范学堂，独立设校。1912年，改名为北京高等师范学校。1923年，学校更名为北京师范大学，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所师范大学。1931年，北平女子师范大学并入北京师范大学。1950年，毛主席为北京师范大学亲笔题写校名；1952年，辅仁大学并入北京师范大学。2002年百年校庆之际，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和北京市决定重点共建北京师范大学；2002年5月，北京市第九次党代会将北京师范大学列入支持建设的世界一流大学的行列。
北京市文保碑
清代末年建校以来，北京师范大学始终同中华民族争取独立、自由、民主、富强的进步事业同呼吸、共命运，在“五·四”、“一二·九”等爱国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李大钊、鲁迅、梁启超、钱玄同、吴承仕、黎锦熙、陈垣、范文澜、侯外庐、白寿彝、钟敬文、启功、胡先骕、汪堃仁、周廷儒等名师先贤曾在此弘文励教。学校秉承“爱国进步、诚信质朴、求真创新、为人师表”的优良传统和“学为人师，行为世范”的校训精神，形成了“治学修身，兼济天下”的育人理念。
北师大旧址现存民国建筑有丁字楼、图书馆、一层办公室、丽洋楼、宿舍楼等，其中丁字楼、图书馆、宿舍楼沿新华街西侧一字排开。
示意图
丁字楼：
民国二十三年奠基建筑的丁字楼
该楼现为北京第一实验小学使用
丁字楼正面有启功先生题字：校史展览馆，围墙上题字：北京第一实验小学
丁字楼东南角的奠基说明
丁字楼与图书馆间夹道现为小学校北门
图书馆
建于1902年的高教图书馆，是中国第一座高等师范教育图书馆。由德国、丹麦、美国、瑞士四国建筑师设计，黎元洪奠基，1922年落成。至五十年代初有图书百万册，居中国同类馆之最。
该建筑坐南朝北
图书馆东南角
图书馆东北角
1997年原宣武区政府在楼前立“国立高教图书馆旧址”标志碑
图书馆现做为北京杏坛美术馆使用
宿舍楼
办公室
现已为民居
丽洋楼
用于办公的二层楼现已为民居
北师大校址对面，南新华街20号是北师大附小旧址。北师大附小1912年9月与京师高等师范附属中学同时成立，大门朝西，为当时北京新式学校通用的形式。
学校有多幢一层教室和一幢二层教学楼。一层教室为带外廊的砖木结构，铁皮屋顶；二层教学楼坐东朝西，主体为砖墙木架坡顶，三面有外廊。邓颖超曾在此任教。
紧挨师大附小旧址北侧的是北师大附中
35、蔡锷故居
蔡锷故居位于棉花胡同66号。
故居由两个院子所组成，前院的西房系大门和三间配房、北房、南房各三间。前院和后院由廊墙隔开，后院有北房、南房、东房各三间。整体格局甚不符老北京四合院的规制，用工、用料亦显得很单薄，连正房也没建于三层石级之上，二十间房屋均是平地起房，给人以简易之感。有跨院的房屋均是后建，原为停车、养马之所。现被中央气象局作为宿舍，大体完整。进门的影壁如今已经被挡起来，堆放着杂物；花园回廊早已不见，倒座房也改成小饭馆。
36、辛亥革命四烈士墓遗址
辛亥革命四烈士墓遗址位于北京动物园大门西北角。
四烈士墓用艾叶青石建成，底座呈正八角形，高约1米，上竖有高约8米的纪念碑，上书彭、杨、黄、张四烈士之墓。四烈士的棺柩分别安葬在正东、正西、正南和正北的石冢下，墓前有墓碑。
四烈士墓原址上立有一块纪念石碑，其正面书“彭杨黄张四烈士墓遗址”
背面的碑文则交代了四烈士的生平事迹以及立碑源起
37、宋教仁纪念塔塔座
宋教仁纪念塔塔座位于北京动物园鬯春堂北侧。
1912年4月至12月，时任民国政府农林总长的宋教仁亦曾在此居住。据记载：“宋教仁居住时，亲植松柏三株于鬯春堂周围。1913年宋教仁不幸遇难。1916年6月，在鬯春堂北建‘宋教仁纪念塔’一座。塔身用艾叶青石建，高约2米。塔座分为两层，每层约高20厘米。塔四周种植松柏百余株。”
高君宇烈士墓
高君宇烈士墓位于陶然亭公园石桥南锦秋墩的北坡前。在松荫的覆盖下，矗立着两座紧靠在一起的白色大理石墓碑，这就是中国共产党早期著名活动家、优秀的共产主义战士高君宇和他生前的女友、五四运动时期的革命女作家、妇女解放运动的先驱石评梅安息的地方。
高君宇于1896年生于山西静乐，后考入北京大学，于1918年结识了李大钊，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1921年，高君宇成为中国共产党第一批党员，曾任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任书记，党的二大上当选中央委员，后因积劳成疾，于1925年3月5日因急性阑尾炎病逝于北京协和医院，终年29岁。人们根据他生前的遗愿，把他的灵柩安葬在陶然亭畔。
高君宇病逝不久，石评梅不幸于1928年病故，年仅26岁。人们将她安葬在她生前是那样一往情深地爱着的人的坟旁。她的坟前同样竖起了一个方锥形的洁白如玉的墓碑。
五十年代初，陶然亭公园建园时，园中旧坟都被迁出，高石墓也被迁至南郊人民公墓。１９５６年，周恩来同志在审定“北京建设规划图”时说，“革命和爱情并不矛盾，留着它对青年人也有教育”。同年８月２４日，高石墓迁回公园，邓颖超同志曾六次来园悼念。
高君宇纪念馆位于距墓地不远的慈悲庵内
展室内陈放着高君宇墓碑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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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6-13 06:44: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