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来，中国就有“官不修衙，客不修店”的说法。在古代流官制度下，为官一任三年，都是匆匆过客，自是不必费心费力为下任修建奢华的衙门。客人住店，也就一两天，当然更无须为店主修店。其实，“官不修衙”主要是因其权限制约，任何一座衙门并不是你想修就能修的。历朝历代，对各级官衙都有严格的规制，绝不允许超标。当初，唐太宗李世民命大将军张士贵在山西绛州募军。为此，张士贵建了一处招兵衙门。按唐代规制，州衙正堂为五间，但张士贵却建成面宽七间，东西长29米，南北宽15米的超标建筑。据说，这是张士贵怀有称帝野心，私下按帝王宫殿规格修建的大殿。当时恰逢唐太宗派员巡查，张士贵怕事情败落，赶紧在大堂内又砌起一道墙，这样看上去，只有五间，张士贵这才免去一灾。

明代洪武年间建成的叶县县衙，到清代同治年间（相隔约500年）才获准得以大修。一座砖木结构的房屋维持了500之久，其破败程度可想而知。

前些年，由于政策宽松，地方主政官员对本级财政有绝对的支配权，超级办公楼也就有如雨后春笋般出现。2015年，有22名员工的湖北贫困县建始县卫生监督局建了一座9347平方米、造价2353万元的办公楼，每个人平均424平方米，如此宽敞的空间，办起公来，也确实够气派的。

湖北建始县卫生监督局办公大楼

有人解释说，盖高楼是彰显地方形象的需要。我就不信，把衙门盖得高大豪华，就能凸显出本地的经济繁荣？还有的人说，这是拉动内需的需要。这就更叫人疑惑，如果只靠建几座豪华官衙就能拉动内需，这官也太容易做了吧！其实，且不管你当地的GDP有多少，百姓是否能过上安康的生活，才是为官的首要之急。办公楼再大再气派，你那里老百姓的生活水平却没有跟上，那就只能证明坐在高楼大厦里办公的绝非好官——且不管这些官是贪官还是清官。

要做好官，就应牢记自古流传的一个规矩——为官少修衙。

宋代是我国历史上经济最繁荣的朝代之一。按当今某些人的逻辑，经济条件好了，官衙的档次也得跟上去。其实，此言谬矣！

北宋张择端画的《清明上河图》就是最直观的例证。从《清明上河图》中可以看出北宋时期市井的繁荣。画中有桥、有船、有茶肆酒店、有亭台楼阁，唯独没有官衙。再细看，只能找到一处类似的政府派出机构——税务所。但这个税务所极为简陋，也就一间敞开的芦席棚，跟普通民宅别无两样，毫不起眼。

北宋时期京城开封的税务所

为什么构图繁浩的《清明上河图》中对官衙没有触及？要知道，当今多地的政府大楼可都是当地的标志性建筑，是城市繁华的代表。

在古代，最宏伟的“官衙”是皇宫，地方官衙往往大多建筑简陋。到了宋代，甚至连皇宫都显得寒酸。北宋雍熙二年（985年），皇宫失火，烧毁不少房屋，宋太宗想借机扩建皇宫，但“居民多不欲徙”，宋太宗虽是皇帝，也没有强拆民宅的胆魄，只好罢休。据有关资料记载，当时站在开封的酒楼“丰乐楼”上，就可俯视宫禁。

这肯定是历史的特例，但至少在宋代，地方官是无权修葺官衙的。否则，就会受到弹劾和处分。

宋真宗景德三年（1006年），杭州知州薛映就被人告发“在司擅增修廨宇”。廨宇，就是官舍。朝廷马上就把薛知州给贬为“连州文学”。宋仁宗嘉祐三年（1058年），汝州知州李寿朋“令郡人献材木，修廨宇亭榭”，也被降职处分。

1069年，苏轼出任杭州通判，相当于副市长，官不算小了，他到任后发现州衙“例皆倾斜，日有覆压之惧”。苏轼就在这样的危房下干了一年，州衙一直没修葺。16年后，苏轼出任杭州知州，他发现官衙一点也没变，还是老样子。苏轼就问：这房如何住人？下属说：每到雨天，我们都不敢在堂上呆着。这年六月，部分官衙倒塌，压伤了两人，鼓角楼也塌了，“压死鼓角匠一家四口”。

苏轼赶忙上奏朝廷，请求拨款修缮衙门。但在宋朝想修官衙可不是件容易的事，朝廷早就三令五申，地方“无得擅修廨舍”。

为了能得到修葺官衙的费用，苏轼打了个“擦边球”，请求朝廷拨给二百道度牒解决办公经费。在宋代，僧尼出家需要有官方的度牒（证书），而颁发度牒是要收费的，地方官府常通过出售度牒来弥补财政不足。苏轼计算过，二百道度牒大约可得钱四万贯，用这些钱来修衙，虽不能彻底解决问题，但“修完紧要处，亦粗可足用”。但就这，朝廷也没答应。

第二年，杭州闹水灾，苏轼再次向朝廷申请度牒。这一回，朝廷总算皇恩浩荡，批了三十道度牒。这点点度牒所募集的资金，根本无法修葺衙门。最后还是苏轼捐出了自己的五百贯“公使钱”（地方长官用于公务接待的特别经费），才勉强把官衙草草修补了事。但同时，苏轼主持修建的苏堤，虽工程浩繁，资金巨大，朝廷却都爽快地批了款。

起始于宋朝“官不修衙”的惯例，一直延续到明清时期。

明朝万历年间，北京宛平县知县沈榜，在《宛署杂记》中记载：宛平是京畿首县，但县衙却异常简陋：“廨仅一所，曲直不齐，各佐领衙与市民联墙，声音可通。吏大半无廨地，僦借民居，因陋就简，粗备如此也”。

宛平县自朱棣迁都北京至万历年间，设县近两百年，县衙就没大修过。因为没有资金，沈知县只能修葺一下县衙大门，其它的只好听之任之。

清代乾隆时期，成都官署年久失修，“文官衙署向皆欹侧欲倾，破烂不堪”；“两县以下之各官署，或荒凉如僧庐，或朽蚀如陋室，虽列省会地面，而萧条僻陋之气，怆然满目”，但地方政府却“无款培修”。

当然也不能说宋朝之后皆不修官衙。但有宋以来，地方基础设施建设预算中，官衙一直就排在最后，大都被列为“不急之务”。明朝洪武年间的三十一年里，各地新建和重修学校674所，而修衙仅只26所。明代宣德期间，“大修”官衙，也只修了55所，而同期修建学校159所。

清代甚至规定，地方官欲修衙署，概由官员自掏腰包，从他们的养廉银中扣还，甚至还有可能被以“奢侈扰民”的罪名遭到弹劾和罢免。如此一来，哪个官员还肯吃饱了撑的没事找事去修官衙？

若是古代那些官员看到现代各地一个比一个辉煌气派的“官衙”，一间比一间更奢华宽敞的办公室，不知会不会妒忌得吐血。

百姓没得安，官员先自享，这就是典型的腐败！默许官员腐败，就是姑息养奸，也属于腐败的范围。如今，终于出台了严格限制官员办公用房的面积，总算走上了正路。

“为官不修衙”这一廉政传统，今天仍值得继承和发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