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山西晋城市阳城县，主要是想去看看那里的皇城相府和砥洎城。可在前往阳城县的客车上，一位来自浙江的旅游者却对我说，六福客栈也值得一去。
六福客栈？我第一次听说，难道一个小小的客栈比堂堂的皇城相府更好看？浙江人说，我大老远地来这里，就是为了去那里看看。于是，我也临时决定，和这位浙江人一同去六福客栈。
到了阳城，出租车司机却对我们说，六福客栈早都拆光了，就剩一个名了。但我们还是坚持要去六福客栈的遗址去看看。
出租车在一片建筑工地旁停下了，出租车司机对我们说，这里就是六福客栈遗址，我不骗你们吧。
无奈之下，我们只好悻悻离开。分手时，那位浙江朋友把一份打印资料送给我，说，这里记载着六福客栈的一切。
被拆除前的六福客栈
1930年，一位名叫格蕾蒂斯·艾伟德的英国女传教士，来到阳城，开始了她不平凡的生活。
艾伟德1902年出生在英国伦敦郊区，父亲是名邮差。因为家境清寒，年轻的艾伟德成为一名侍女，去照顾年迈的病人。艾伟德身高只有1.45米，体重仅七八十斤，她所受的教育也有限。然而，历史却证明，在她瘦小的身体里，所蕴藏的内在品质却异常超人。她在27岁开始信奉基督教，1930年初，她听说在中国一位叫珍妮的修女已经73岁，想退休，但没有人去接替她。艾伟德立即写信给她，表示愿意接替她。几个月后，珍妮回信欢迎她前来，并告诉她，只要到达中国天津，会有人去接她到阳城。
1930年10月18日，28岁的艾伟德带着自己全部的积蓄——2英镑9便士，买了一张从伦敦到荷兰的船票。然后又乘上开往俄国的列车。铁路东行，经过西伯利亚，进入中国；再转中东铁路南下，由大连乘轮船到天津。当人力车夫把她送到“天津宣教中心”时，已身无分文的艾伟德终于完成了从伦敦到中国一万多公里的艰难行程。
艾伟德在天津住了一段时间，熟悉了有关阳城的情况。1931年春，一个基督徒商人带着艾伟德出发了。他们乘火车穿越华北平原，又乘长途汽车抵达河南的焦作，而后越过太行山，到达一千七百公里里以远的山西晋城。到晋城后，艾伟德又乘坐骡车，在山路上行走两天后，终于到达阳城。如今，从晋城到阳城乘坐汽车，仅需半个小时。
阳城是座小山城，教会租住着一处民房。73岁的修女珍妮在中国已经居住了50年。当她见到艾伟德时，兴奋异常。她说，当地人说座房子“闹过鬼”，没人敢住，所以租金低廉，每年仅1英镑。但对于西方信徒，她们不信那个。
在阳城，艾伟德协助珍妮，把所租住的院落改成一座“六福客栈”，接待往来脚夫住宿。这样做，既可向当地人传教，还能筹措到一定的经费。由于收费低廉，加上她俩的热心接待，慢慢的，来客栈住宿的人越来越多，生意也越来越好。
1932年11月，珍妮去世，29岁的艾伟德接手管理六福客栈。
当时的山西，妇女缠足的陋习，根深蒂固，得不到根除，就连当时主政山西的阎锡山也痛心疾首：“各省缠足之风早已退除殆尽，而山西不思所以自拔，尚何以立于大地之上？”并要求山西各县加大推动“放足”的力度。
阳城县县长得知，艾伟德也正在当地推行“天足运动”（妇女不缠脚），颇为赞赏，便亲自前去客栈拜访，并委聘艾伟德为阳城县“禁足督察”，前往各家各户宣传“天足运动”。艾伟德欣然接受委派，并以“官差”的身份，走遍全县村镇，宣传妇女放脚。在艾伟德不懈的努力下，阳城妇女逐渐接受了放足的理念，并初见效。一时间，这个蓝眼睛黄头发、一身中国打扮的小个子外国女人，成了阳城最受欢迎的人。
1936年，艾伟德加入中国籍，这在西方传教士里是第一人
一天，艾伟德在阳城街上看见有个妇女要出卖自己病弱的女儿，标价两个银元。经过一番讨价还价，艾伟德把身上仅有的九角钱掏给了那位妇女，然后带着那名女孩回到六福客栈。从此以，这名女孩就被称作“九毛”，学名叫“美恩”。再以后，美恩就成为艾伟德的得力帮手。自这以后，艾伟德又先后收留了三名孩子。看到收留的孩子越来越多，艾伟德干脆就成立了一个难童收容站。
1938年春，抗日战争爆发，战火也蔓延到僻远的山区阳城。一天，两架日军飞机轰炸了县城，投下24枚炸弹，其中一颗炸弹，炸中了六福客栈。正在房间里的艾伟德被压在瓦砾堆下，失去了知觉；幸运的是，她仅受了点轻伤，其他人也都安然无恙。随后传来信息，日军马上就要进攻阳城了。面对日军的步步紧逼，艾伟德带着孤儿，转移到了到阳城附近的山村。她利用一孔窑洞，仅有的几样急救药品，建立了一个临时“医院”，不断地救治军民中的伤患者。等到日军离去，他们才又回到阳城。
艾伟德的善举感动了当地的官民，就连县长也宴请这位35岁的英国女士。并当着大家，宣布了一个决定：“虽然我一直受到儒家的教导，但我看到基督活在艾伟德的心里，所以，我也要作一个基督徒。”
1939年2月，艾伟德去晋城教友会，暂时接替看守教友会。这一时间里，艾伟德和她的助手先后收容了两百余名孤儿和大批难民。
1940年初，出于安全考虑，她委派助手，将一百余名孤儿安全转移到西安救助站。剩下的百名孤儿，艾伟德计划先把他们迁往阳城山区。而艾伟德决定继续留在晋城，照顾宣教站收容的多名难民。由于之前艾伟德曾接受了美国记者的采访，向媒体痛诉了日军的侵略罪行，激怒了日军。有一天，艾伟德收到一张日军的告示，上面用汉语和英语写着：“悬赏捉拿‘小妇人艾伟德’，赏金100美元。”此时的艾伟德已成为日军的打击对象。无奈之下，艾伟德只好带领百名孤儿逃往阳城县。就在半路上，他们遭到日军飞机的扫射，她的肩膀中弹受伤。简易包扎后，他们继续赶往阳城。
面对日军的逼迫，艾伟德得知她无法在阳城立足，只能去陕西关中的救助站。次日，她就带领着百名孤儿向出晋东南赶去。这些孩子中，最大的16岁，最小的只有3岁！
出发前，她去向县长告别。县长说，我派几个人，扛上几袋小米，送你们一程。但只能到黄河边，剩下的路就靠只能你独自支撑了。
为了避开日军，她们只能在当地人带领下走山间小路。为了相互照应，艾伟德让孤儿走在队伍中间，大家互相搀扶着。几名不会走路的孩子，由几个大人用箩筐挑着，38岁的艾伟德则前后不停地照看大家。
累了就原地休息，饿了就取出些小米熬粥喝。一路艰难，饥饿干渴疲劳，孩子们不停地哭闹，艾伟德便不停地安慰着孩子们。一路上，他们虽然没有遇到日军，但感觉日军无处不在，因而不敢有一丝懈怠。最终，当他们艰难地登上一座大山后，看到了黄河，大家都不禁地欢呼起来。
从阳城到黄河岸边，大约200公里，一般要走5天，艾伟德带着这些孩子们整整走了12天！到了黄河边，阳城县长安排的那几位护送他们的差役留下一匹拉粮食的骡子后，返回阳城县去了。
艾伟德原以为，只要过了黄河，就能坐上去西安的火车，大家就都安全了。可是，黄河上没有一条渡船。艾伟德焦虑万分地在河边不停地祈祷。直到第四天后，他们的粮食全部吃完了，就在大家绝望之时，几名士兵从河对岸划过来一条木船。这些士兵说，他们观察这些难民已经好几天了。在没有发现危险后，这才过来帮忙。一名士兵取出一面镜子，借着阳光向对岸闪照了几下，很快，一艘较大些的渡船驶了过来。借助这艘大船，这百十人分三次渡过了黄河。艾伟德和最后一批难民度过黄河后，终于脱离险境。
经过军人的帮忙，难童们搭上了一列西去的货车，前往西安。但处于战时，火车速度很慢，走走停停。不久，前面的桥梁被炸毁，火车不能前进，大家只能徒步去西安。
让艾伟德发愁的是，前去潼关，还要翻越陡峭的崤山。更为揪心是，经过半个月的步行，孩子们的体力已达到极限，望着无穷无尽的山峦，大家都失去了信心，许多孩子累得哭着坐在地上不走了。望着瘫软的孩子们，艾伟德心力交瘁，也跟着哭了起来。但哭归哭，哭过之后，还得挣扎着往前走。此时的艾伟德只有一个信念：“一个孩子也不能掉队！”经过漫长的跋涉，他们终于翻过崤山，到达了潼关！
潼关是陕西的东大门，距离西安130公里。到达潼关，西安在望。他们又转乘了几回客车后，经过23天的艰苦跋涉，终于到达了西安。
在宋美龄创办的孤儿院，艾伟德把孩子们集合起来，当她看到孩子一个都不少时，她却突然昏厥过去。等她醒来，发现自己已躺在教会医院里。医生对她说：你的脑部受了伤，患有肺炎、伤寒，肩部还有一颗子弹，发着高烧，加上营养不良，你的病情很重。
艾伟德却喃喃自语：“我的孩子们在哪里？”直到听到这些孩子全都安置妥当之后，她才平静下来。
艾伟德在医院里治疗了一年才出院，随后，艾伟德又先后在兰州和成都，继续参与救助难民。1949年春，在医生的劝说下，47岁的艾伟德才回到了阔别18年的英国。期间，英国媒体报道了艾伟德的事迹，又有记者以艾伟德为原型，写了一本《小妇人》的书。此后，美国二十世纪福克斯公司还把她的经历拍成了电影《八福客栈》，大明星英格丽·褒曼担任主演，使艾伟德这个“小妇人”成了家喻户晓的大英雄。
但此时艾伟德的心已经离不开中国了。她一直想重回中国，中国已然成了她的祖国。但出于当时复杂的政治原因，新中国不允许外籍传教士进入。
1957年，55岁的艾伟德看到入境无望，只好去了香港。在她看来，进入香港也就是踏上了中国土地。不久，由于在香港的居留签证到期，她只好去了台湾。在她的心目中，台湾也是中国的一部分。而且，不论在哪里，艾伟德都称自己为中国人，她以自己是中国人为骄傲！
艾伟德到台湾后，成立了“艾伟德孤儿院”，继续收养孤儿。一些没有姓名的孤儿，都跟随艾伟德，以“艾”为姓。期间，艾伟德还先后得到坎特伯里大主教和英国伊莉莎白女王的接见。
1970年初春，68岁的艾伟德去世，安葬在台北县淡水镇关渡基督书院。就因为这里面对淡水河出海口，能够远眺大陆。根据她的遗愿，她的头朝向大陆，表达了她对那片土地深深的眷恋。
白求恩被评价为“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这个评价同样也可以用在艾伟德身上。
这位伟大而善良的妇女，应该值得我们每个人永远的铭记。
天下，还是善良的人多。
阳城，曾有位善良的外国女人
去山西晋城市阳城县，主要是想去看看那里的皇城相府和砥洎城。可在前往阳城县的客车上，一位来自浙江的旅游者却对我说，六福客栈也值得一去。
六福客栈？我第一次听说，难道一个小小的客栈比堂堂的皇城相府更好看？浙江人说，我大老远地来这里，就是为了去那里看看。于是，我也临时决定，和这位浙江人一同去六福客栈。
到了阳城，出租车司机却对我们说，六福客栈早都拆光了，就剩一个名了。但我们还是坚持要去六福客栈的遗址去看看。
出租车在一片建筑工地旁停下了，出租车司机对我们说，这里就是六福客栈遗址，我不骗你们吧。
无奈之下，我们只好悻悻离开。分手时，那位浙江朋友把一份打印资料送给我，说，这里记载着六福客栈的一切。
1930年，一位名叫格蕾蒂斯·艾伟德的英国女传教士，来到阳城，开始了她不平凡的生活。
艾伟德1902年出生在英国伦敦郊区，父亲是名邮差。因为家境清寒，年轻的艾伟德成为一名侍女，去照顾年迈的病人。艾伟德身高只有1.45米，体重仅七八十斤，她所受的教育也有限。然而，历史却证明，在她瘦小的身体里，所蕴藏的内在品质却异常超人。她在27岁开始信奉基督教，1930年初，她听说在中国一位叫珍妮的修女已经73岁，想退休，但没有人去接替她。艾伟德立即写信给她，表示愿意接替她。几个月后，珍妮回信欢迎她前来，并告诉她，只要到达中国天津，会有人去接她到阳城。
1930年10月18日，28岁的艾伟德带着自己全部的积蓄——2英镑9便士，买了一张从伦敦到荷兰的船票。然后又乘上开往俄国的列车。铁路东行，经过西伯利亚，进入中国；再转中东铁路南下，由大连乘轮船到天津。当人力车夫把她送到“天津宣教中心”时，已身无分文的艾伟德终于完成了从伦敦到中国一万多公里的艰难行程。
艾伟德在天津住了一段时间，熟悉了有关阳城的情况。1931年春，一个基督徒商人带着艾伟德出发了。他们乘火车穿越华北平原，又乘长途汽车抵达河南的焦作，而后越过太行山，到达一千七百公里里以远的山西晋城。到晋城后，艾伟德又乘坐骡车，在山路上行走两天后，终于到达阳城。如今，从晋城到阳城乘坐汽车，仅需半个小时。
阳城是座小山城，教会租住着一处民房。73岁的修女珍妮在中国已经居住了50年。当她见到艾伟德时，兴奋异常。她说，当地人说座房子“闹过鬼”，没人敢住，所以租金低廉，每年仅1英镑。但对于西方信徒，她们不信那个。
在阳城，艾伟德协助珍妮，把所租住的院落改成一座“六福客栈”，接待往来脚夫住宿。这样做，既可向当地人传教，还能筹措到一定的经费。由于收费低廉，加上她俩的热心接待，慢慢的，来客栈住宿的人越来越多，生意也越来越好。
1932年11月，珍妮去世，29岁的艾伟德接手管理六福客栈。
当时的山西，妇女缠足的陋习，根深蒂固，得不到根除，就连当时主政山西的阎锡山也痛心疾首：“各省缠足之风早已退除殆尽，而山西不思所以自拔，尚何以立于大地之上？”并要求山西各县加大推动“放足”的力度。
阳城县县长得知，艾伟德也正在当地推行“天足运动”（妇女不缠脚），颇为赞赏，便亲自前去客栈拜访，并委聘艾伟德为阳城县“禁足督察”，前往各家各户宣传“天足运动”。艾伟德欣然接受委派，并以“官差”的身份，走遍全县村镇，宣传妇女放脚。在艾伟德不懈的努力下，阳城妇女逐渐接受了放足的理念，并初见效。一时间，这个蓝眼睛黄头发、一身中国打扮的小个子外国女人，成了阳城最受欢迎的人。
一天，艾伟德在阳城街上看见有个妇女要出卖自己病弱的女儿，标价两个银元。经过一番讨价还价，艾伟德把身上仅有的九角钱掏给了那位妇女，然后带着那名女孩回到六福客栈。从此以，这名女孩就被称作“九毛”，学名叫“美恩”。再以后，美恩就成为艾伟德的得力帮手。自这以后，艾伟德又先后收留了三名孩子。看到收留的孩子越来越多，艾伟德干脆就成立了一个难童收容站。
1938年春，抗日战争爆发，战火也蔓延到僻远的山区阳城。一天，两架日军飞机轰炸了县城，投下24枚炸弹，其中一颗炸弹，炸中了六福客栈。正在房间里的艾伟德被压在瓦砾堆下，失去了知觉；幸运的是，她仅受了点轻伤，其他人也都安然无恙。随后传来信息，日军马上就要进攻阳城了。面对日军的步步紧逼，艾伟德带着孤儿，转移到了到阳城附近的山村。她利用一孔窑洞，仅有的几样急救药品，建立了一个临时“医院”，不断地救治军民中的伤患者。等到日军离去，他们才又回到阳城。
艾伟德的善举感动了当地的官民，就连县长也宴请这位35岁的英国女士。并当着大家，宣布了一个决定：“虽然我一直受到儒家的教导，但我看到基督活在艾伟德的心里，所以，我也要作一个基督徒。”
1939年2月，艾伟德去晋城教友会，暂时接替看守教友会。这一时间里，艾伟德和她的助手先后收容了两百余名孤儿和大批难民。
1940年初，出于安全考虑，她委派助手，将一百余名孤儿安全转移到西安救助站。剩下的百名孤儿，艾伟德计划先把他们迁往阳城山区。而艾伟德决定继续留在晋城，照顾宣教站收容的多名难民。由于之前艾伟德曾接受了美国记者的采访，向媒体痛诉了日军的侵略罪行，激怒了日军。有一天，艾伟德收到一张日军的告示，上面用汉语和英语写着：“悬赏捉拿‘小妇人艾伟德’，赏金100美元。”此时的艾伟德已成为日军的打击对象。无奈之下，艾伟德只好带领百名孤儿逃往阳城县。就在半路上，他们遭到日军飞机的扫射，她的肩膀中弹受伤。简易包扎后，他们继续赶往阳城。
面对日军的逼迫，艾伟德得知她无法在阳城立足，只能去陕西关中的救助站。次日，她就带领着百名孤儿向出晋东南赶去。这些孩子中，最大的16岁，最小的只有3岁！
出发前，她去向县长告别。县长说，我派几个人，扛上几袋小米，送你们一程。但只能到黄河边，剩下的路就靠只能你独自支撑了。
为了避开日军，她们只能在当地人带领下走山间小路。为了相互照应，艾伟德让孤儿走在队伍中间，大家互相搀扶着。几名不会走路的孩子，由几个大人用箩筐挑着，38岁的艾伟德则前后不停地照看大家。
累了就原地休息，饿了就取出些小米熬粥喝。一路艰难，饥饿干渴疲劳，孩子们不停地哭闹，艾伟德便不停地安慰着孩子们。一路上，他们虽然没有遇到日军，但感觉日军无处不在，因而不敢有一丝懈怠。最终，当他们艰难地登上一座大山后，看到了黄河，大家都不禁地欢呼起来。
从阳城到黄河岸边，大约200公里，一般要走5天，艾伟德带着这些孩子们整整走了12天！到了黄河边，阳城县长安排的那几位护送他们的差役留下一匹拉粮食的骡子后，返回阳城县去了。
艾伟德原以为，只要过了黄河，就能坐上去西安的火车，大家就都安全了。可是，黄河上没有一条渡船。艾伟德焦虑万分地在河边不停地祈祷。直到第四天后，他们的粮食全部吃完了，就在大家绝望之时，几名士兵从河对岸划过来一条木船。这些士兵说，他们观察这些难民已经好几天了。在没有发现危险后，这才过来帮忙。一名士兵取出一面镜子，借着阳光向对岸闪照了几下，很快，一艘较大些的渡船驶了过来。借助这艘大船，这百十人分三次渡过了黄河。艾伟德和最后一批难民度过黄河后，终于脱离险境。
经过军人的帮忙，难童们搭上了一列西去的货车，前往西安。但处于战时，火车速度很慢，走走停停。不久，前面的桥梁被炸毁，火车不能前进，大家只能徒步去西安。
让艾伟德发愁的是，前去潼关，还要翻越陡峭的崤山。更为揪心是，经过半个月的步行，孩子们的体力已达到极限，望着无穷无尽的山峦，大家都失去了信心，许多孩子累得哭着坐在地上不走了。望着瘫软的孩子们，艾伟德心力交瘁，也跟着哭了起来。但哭归哭，哭过之后，还得挣扎着往前走。此时的艾伟德只有一个信念：“一个孩子也不能掉队！”经过漫长的跋涉，他们终于翻过崤山，到达了潼关！
潼关是陕西的东大门，距离西安130公里。到达潼关，西安在望。他们又转乘了几回客车后，经过23天的艰苦跋涉，终于到达了西安。
在宋美龄创办的孤儿院，艾伟德把孩子们集合起来，当她看到孩子一个都不少时，她却突然昏厥过去。等她醒来，发现自己已躺在教会医院里。医生对她说：你的脑部受了伤，患有肺炎、伤寒，肩部还有一颗子弹，发着高烧，加上营养不良，你的病情很重。
艾伟德却喃喃自语：“我的孩子们在哪里？”直到听到这些孩子全都安置妥当之后，她才平静下来。
艾伟德在医院里治疗了一年才出院，随后，艾伟德又先后在兰州和成都，继续参与救助难民。1949年春，在医生的劝说下，47岁的艾伟德才回到了阔别18年的英国。期间，英国媒体报道了艾伟德的事迹，又有记者以艾伟德为原型，写了一本《小妇人》的书。此后，美国二十世纪福克斯公司还把她的经历拍成了电影《八福客栈》，大明星英格丽·褒曼担任主演，使艾伟德这个“小妇人”成了家喻户晓的大英雄。
但此时艾伟德的心已经离不开中国了。她一直想重回中国，中国已然成了她的祖国。但出于当时复杂的政治原因，新中国不允许外籍传教士进入。
1957年，55岁的艾伟德看到入境无望，只好去了香港。在她看来，进入香港也就是踏上了中国土地。不久，由于在香港的居留签证到期，她只好去了台湾。在她的心目中，台湾也是中国的一部分。而且，不论在哪里，艾伟德都称自己为中国人，她以自己是中国人为骄傲！
艾伟德到台湾后，成立了“艾伟德孤儿院”，继续收养孤儿。一些没有姓名的孤儿，都跟随艾伟德，以“艾”为姓。期间，艾伟德还先后得到坎特伯里大主教和英国伊莉莎白女王的接见。
1970年初春，68岁的艾伟德去世，安葬在台北县淡水镇关渡基督书院。就因为这里面对淡水河出海口，能够远眺大陆。根据她的遗愿，她的头朝向大陆，表达了她对那片土地深深的眷恋。
白求恩被评价为“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这个评价同样也可以用在艾伟德身上。
这位伟大而善良的妇女，应该值得我们每个人永远的铭记。
天下，还是善良的人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