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记得，自1986年5月4日起，我国开始实施“夏时制”。
什么是夏时制？就是为了节约能源而人为规定的一种地区时间，具体的说，就是到了国家规定的日期（多在夏季开始之时），全国都将时钟拨快一个小时，夏时制就算开始。到了一定时间后（多是秋季），再将时钟拨慢一个小时，这一年的夏时制就宣告结束。实施夏时制的初衷，就是把时间提前一小时，可以使人早睡早起，充分利用自然光照资源，从而节约照明用电。
最早建议使用夏时制的是美国人富兰克林，他在1776年出任美国驻法国大使时，看到法国人习惯夜生活到深夜，次日10点才起床，很是不爽。于是就写了篇文章，说法国人懒散的生活习惯浪费了大好阳光，建议法国人早睡早起，还说只要如此这般，每年就可节约6千4百万磅蜡烛。见到有如此好处，自1916年起，德国、英国、法国、俄罗斯、美国等国家先后实施了夏时制。
夏时制看起来是挺不错的，能促进大家早睡早起的好习惯，还能节约大量能源。可实际上，由于强行变更了作息时间，人们正常的生物钟发生突然变更，使得多数人都难以一时适应，也造成早已形成习惯的交通生产秩序出现不同程度的混乱，很多人自然会对此提出种种疑问：把时钟拨过来拨过去的，到底能有多大的节能作用？所以，不少国家在实施了夏时制后不久，又停止了夏时制。比如美国，在1918年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就实行了夏时制，但战后立即取消了。到了1942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美国又实行起了夏时制，到1945年战争结束后，随即取消；1966年，美国再次实行夏时制。如此反反复复地折腾，搞得大家都很不适应。
填写图1986年，我国采纳了一些专家的建议，也开始实施“夏时制”片摘要（选填）
严格地说，“夏时制”实施起来并不复杂，就是在每年4月的第一个星期日的凌晨2时，全国统一把时间人为地拨快一个小时，就算进入“夏令时”了。到了当年九月中旬第一个星期日的凌晨2时整，再将时钟往回拨一小时，也就是把时针由2时拨回到1时，当年的夏令时就算结束了。
每年都这么把时针拨过去拨回来地如此这般一番操作，从理论上看，确实能促使人们早睡早起，减少晚上电力照明的损耗，还能充分利用夏季太阳升起较早的自然光照，借以达到节约用电的目的。为此，有关专家还为此发文说，我国如果实行“夏时制”，一年就可节约7.54亿度电，占全国照明电量的8%！这确实很了不得！
在那个时期，我国的电力紧张，严重地制约了经济的发展。而实施“夏时制”能有如此之好的作用，又是促进我国“走向世界”“与国际接轨”的大事，老百姓自然坚决拥护。
于是，当开始实施“夏时制”的指令一公布，各地上下都积极响应，同时在1986年5月4日凌晨2时整将时钟拨快了1小时。瞬时间，全国人民的时钟和手表也统统从凌晨2时变成了凌晨3时。
那时的人们，做什么事都很积极，生怕落在后面让人嘲笑，我就是这些积极分子中的一员。不过，我没等到凌晨2时（那时睡意正浓，不便操作），而是在头天晚上临睡前，就主动地把闹钟拨快了一个小时。
只是，第二天一早，却很有些不适应。我这人历来贪恋“早清觉”，也就是最享受临起床前一个小时的深度睡眠。这下可好，本该酣睡之时，催我起床的闹钟却响了起来。揉着惺忪的眼睛，没精打采地骑车去上班。当时我还一个劲儿地自我安慰：万事开头难，开头总会有些不习惯，慢慢就会习惯的。
实际上，起于每年4月，结束于每年9月的“夏时制”，却还真就打乱了人们固有的作息习惯。钟表拨快一个小时好办，可人体的生物钟却未必能快速适应。早起一个小时，往往就难得醒过来。即便起床了，也大多睡意尚存，迷迷瞪瞪。如果这个时候就开始工作，又何谈效率！
时钟指向12点，到吃午饭的时间了，可总觉得好像还才11点，没有胃口，午饭就吃不香。下午5点半下班时，太阳还老高，还晒得人头皮发烫。到晚上10点，该睡觉了，可总觉得才刚过9点，这么早就上床，是浪费时间还是珍惜时间？而且，武汉的晚上，此时还热浪未消，一身大汗地上床，哪能睡得着？还得开着电风扇“助睡”，这也不符合节电的初衷。
总之，在“夏时制”开始的头几天，人就好像得了什么病，头脑整天都昏昏沉沉的。
我所在的单位是铁路系统，“夏时制”一来，许多和铁路相关的麻烦也随之出现。
火车开行是全国“一盘棋”，从东到西，5200公里；从南到北，5500公里，全国铁路有如一张“大网”，上千列火车在各条铁路线上飞驰而过。火车安全行驶的第一重要保障就是列车运行图，时间安排上决不能有半点差错，稍有疏忽，就会造成车毁人亡的事故。可为了适应“夏时制”，全国列车运行图就必须随之修改，以前编制的运行图全部作废。而且，一年还得改动两次，这得花费多大的人力和成本！
这还只是铁路调度的事，关键是全国数亿的南北旅客，他们受到因“夏时制”的变更的影响才最大。
由于当时人们一时不习惯时间上的突然变更，往往分辨不清到底是该提前一小时还是推迟一小时，自然也就会引起相应的混乱。比如，火车开车的时间是23点18分，一旦按“夏时制”的要求拨快一个小时，许多人就闹不明白了：该是今夜的火车还是明天的火车？因此，不少旅客由此误了火车。
还有，按“夏时制”的要求，在凌晨2点拨快一个小时，而此时还有很多列火车还尚在运行途中，因此，必然会造成列车因运行时间的“缩短”而晚点。
更有意思的是，夏时制期间出生的婴儿，登记出生的具体时间是要加上一个小时还是减去一个小时？
就这么折腾过来，又折腾过去，人们刚刚有点适应了，三个月后，到了9月，又要变回去了；刚捋顺了，又打乱了，老百姓就这么身不由己地被一些专家们给忽悠着。
我国当初实施“夏时制”，目的是为了多节约一些电能，让全国老百姓能更好地利用早晨，在白天多做一些事情。可实际上，却并非如专家说的那么美妙。
实施“夏时制”，只考虑了节能，而没有考虑到我国幅员辽阔，东西南北地区的气候差异很大。在我国东部和北方地区，夏季太阳升起落下的时间较早，在那里实施“夏时制”或许可以起到一定的节约电力照明的作用。但是，要知道，我国东部和西部地区的时差超过2个小时，北京满城灯光时，乌鲁木齐还在阳光灿烂之中。
还有一个大问题，就是南方大部分经济发达地区夏季酷热，到了傍晚，依旧闷热难捱，人们根本无法早早入睡；待到夜半开始凉爽，人们刚刚熟睡不久，却又要提前起床。夜晚节约电灯照明的问题没有解决，反而造成人们睡眠的不足，自然也会影响工作的质量。
如此这般，就贸然实施全国性的“夏时制时”，必然效果不佳，不仅造成混乱，误人误事，还劳民伤财，又怎会不怨声载道。
显然，提出“夏时制”的并非是真正的专家，他们没有全盘考虑国情，脑子一热，就参照外国的“经验”提出个貌似惊人实则糟糕的建议，实属“头脑发热”之举，是在添乱。
也由此想到，我们做事，并非事事都一定要与“国际接轨”。国外的一些表面上可能看起来不错的制度和做法，拿到我们这里来，不一定就适用。历史证明，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所有的事，都得因地制宜、因时制宜，都得从我们自己的国情出发。凡是适合我们国情的，就应坚持；不适合我们国情的，就得修改，就得废止。而且，更不要听信一些公知大佬的呱噪：世上万事都是西方的好，世上万事都是我们的差。那其实都是骗人的鬼话！
所以，“夏时制”在我国折腾了六年，总算在1992年3月宣告终了。
事实证明，“专家”的话，不一定都对。那些“专家”，也请少发一些不切实际的言论。
夏时制的记忆
曾记得，自1986年5月4日起，我国开始实施“夏时制”。
什么是夏时制？就是为了节约能源而人为规定的一种地区时间，具体的说，就是到了国家规定的日期（多在夏季开始之时），全国都将时钟拨快一个小时，夏时制就算开始。到了一定时间后（多是秋季），再将时钟拨慢一个小时，这一年的夏时制就宣告结束。实施夏时制的初衷，就是把时间提前一小时，可以使人早睡早起，充分利用自然光照资源，从而节约照明用电。
最早建议使用夏时制的是美国人富兰克林，他在1776年出任美国驻法国大使时，看到法国人习惯夜生活到深夜，次日10点才起床，很是不爽。于是就写了篇文章，说法国人懒散的生活习惯浪费了大好阳光，建议法国人早睡早起，还说只要如此这般，每年就可节约6千4百万磅蜡烛。见到有如此好处，自1916年起，德国、英国、法国、俄罗斯、美国等国家先后实施了夏时制。
夏时制看起来是挺不错的，能促进大家早睡早起的好习惯，还能节约大量能源。可实际上，由于强行变更了作息时间，人们正常的生物钟发生突然变更，使得多数人都难以一时适应，也造成早已形成习惯的交通生产秩序出现不同程度的混乱，很多人自然会对此提出种种疑问：把时钟拨过来拨过去的，到底能有多大的节能作用？所以，不少国家在实施了夏时制后不久，又停止了夏时制。比如美国，在1918年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就实行了夏时制，但战后立即取消了。到了1942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美国又实行起了夏时制，到1945年战争结束后，随即取消；1966年，美国再次实行夏时制。如此反反复复地折腾，搞得大家都很不适应。
严格地说，“夏时制”实施起来并不复杂，就是在每年4月的第一个星期日的凌晨2时，全国统一把时间人为地拨快一个小时，就算进入“夏令时”了。到了当年九月中旬第一个星期日的凌晨2时整，再将时钟往回拨一小时，也就是把时针由2时拨回到1时，当年的夏令时就算结束了。
每年都这么把时针拨过去拨回来地如此这般一番操作，从理论上看，确实能促使人们早睡早起，减少晚上电力照明的损耗，还能充分利用夏季太阳升起较早的自然光照，借以达到节约用电的目的。为此，有关专家还为此发文说，我国如果实行“夏时制”，一年就可节约7.54亿度电，占全国照明电量的8%！这确实很了不得！
在那个时期，我国的电力紧张，严重地制约了经济的发展。而实施“夏时制”能有如此之好的作用，又是促进我国“走向世界”“与国际接轨”的大事，老百姓自然坚决拥护。
于是，当开始实施“夏时制”的指令一公布，各地上下都积极响应，同时在1986年5月4日凌晨2时整将时钟拨快了1小时。瞬时间，全国人民的时钟和手表也统统从凌晨2时变成了凌晨3时。
那时的人们，做什么事都很积极，生怕落在后面让人嘲笑，我就是这些积极分子中的一员。不过，我没等到凌晨2时（那时睡意正浓，不便操作），而是在头天晚上临睡前，就主动地把闹钟拨快了一个小时。
只是，第二天一早，却很有些不适应。我这人历来贪恋“早清觉”，也就是最享受临起床前一个小时的深度睡眠。这下可好，本该酣睡之时，催我起床的闹钟却响了起来。揉着惺忪的眼睛，没精打采地骑车去上班。当时我还一个劲儿地自我安慰：万事开头难，开头总会有些不习惯，慢慢就会习惯的。
实际上，起于每年4月，结束于每年9月的“夏时制”，却还真就打乱了人们固有的作息习惯。钟表拨快一个小时好办，可人体的生物钟却未必能快速适应。早起一个小时，往往就难得醒过来。即便起床了，也大多睡意尚存，迷迷瞪瞪。如果这个时候就开始工作，又何谈效率！
时钟指向12点，到吃午饭的时间了，可总觉得好像还才11点，没有胃口，午饭就吃不香。下午5点半下班时，太阳还老高，还晒得人头皮发烫。到晚上10点，该睡觉了，可总觉得才刚过9点，这么早就上床，是浪费时间还是珍惜时间？而且，武汉的晚上，此时还热浪未消，一身大汗地上床，哪能睡得着？还得开着电风扇“助睡”，这也不符合节电的初衷。
总之，在“夏时制”开始的头几天，人就好像得了什么病，头脑整天都昏昏沉沉的。
我所在的单位是铁路系统，“夏时制”一来，许多和铁路相关的麻烦也随之出现。
火车开行是全国“一盘棋”，从东到西，5200公里；从南到北，5500公里，全国铁路有如一张“大网”，上千列火车在各条铁路线上飞驰而过。火车安全行驶的第一重要保障就是列车运行图，时间安排上决不能有半点差错，稍有疏忽，就会造成车毁人亡的事故。可为了适应“夏时制”，全国列车运行图就必须随之修改，以前编制的运行图全部作废。而且，一年还得改动两次，这得花费多大的人力和成本！
这还只是铁路调度的事，关键是全国数亿的南北旅客，他们受到因“夏时制”的变更的影响才最大。
由于当时人们一时不习惯时间上的突然变更，往往分辨不清到底是该提前一小时还是推迟一小时，自然也就会引起相应的混乱。比如，火车开车的时间是23点18分，一旦按“夏时制”的要求拨快一个小时，许多人就闹不明白了：该是今夜的火车还是明天的火车？因此，不少旅客由此误了火车。
还有，按“夏时制”的要求，在凌晨2点拨快一个小时，而此时还有很多列火车还尚在运行途中，因此，必然会造成列车因运行时间的“缩短”而晚点。
更有意思的是，夏时制期间出生的婴儿，登记出生的具体时间是要加上一个小时还是减去一个小时？
就这么折腾过来，又折腾过去，人们刚刚有点适应了，三个月后，到了9月，又要变回去了；刚捋顺了，又打乱了，老百姓就这么身不由己地被一些专家们给忽悠着。
我国当初实施“夏时制”，目的是为了多节约一些电能，让全国老百姓能更好地利用早晨，在白天多做一些事情。可实际上，却并非如专家说的那么美妙。
实施“夏时制”，只考虑了节能，而没有考虑到我国幅员辽阔，东西南北地区的气候差异很大。在我国东部和北方地区，夏季太阳升起落下的时间较早，在那里实施“夏时制”或许可以起到一定的节约电力照明的作用。但是，要知道，我国东部和西部地区的时差超过2个小时，北京满城灯光时，乌鲁木齐还在阳光灿烂之中。
还有一个大问题，就是南方大部分经济发达地区夏季酷热，到了傍晚，依旧闷热难捱，人们根本无法早早入睡；待到夜半开始凉爽，人们刚刚熟睡不久，却又要提前起床。夜晚节约电灯照明的问题没有解决，反而造成人们睡眠的不足，自然也会影响工作的质量。
如此这般，就贸然实施全国性的“夏时制时”，必然效果不佳，不仅造成混乱，误人误事，还劳民伤财，又怎会不怨声载道。
显然，提出“夏时制”的并非是真正的专家，他们没有全盘考虑国情，脑子一热，就参照外国的“经验”提出个貌似惊人实则糟糕的建议，实属“头脑发热”之举，是在添乱。
也由此想到，我们做事，并非事事都一定要与“国际接轨”。国外的一些表面上可能看起来不错的制度和做法，拿到我们这里来，不一定就适用。历史证明，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所有的事，都得因地制宜、因时制宜，都得从我们自己的国情出发。凡是适合我们国情的，就应坚持；不适合我们国情的，就得修改，就得废止。而且，更不要听信一些公知大佬的呱噪：世上万事都是西方的好，世上万事都是我们的差。那其实都是骗人的鬼话！
所以，“夏时制”在我国折腾了六年，总算在1992年3月宣告终了。
事实证明，“专家”的话，不一定都对。那些“专家”，也请少发一些不切实际的言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