寺庙之于北京，宛如一颗颗散落的明珠，点缀着这座古城，串联着城里城外人们的历史记忆。在众多的寺庙中，有一座堪称人们“最熟悉的陌生地”，那就是西黄寺。

西黄寺是京城中一座具有原生态意味的藏传佛教文化博物馆，与香火鼎盛的雍和宫相比，虽然同样是黄琉璃瓦覆盖，红墙苍松的喇嘛庙，西黄寺却大门紧闭，显得格外清净，甚至很有些神秘。

说到西黄寺的神秘，就因为这座位于鸟巢南侧的寺庙每周仅有两天对外开放，而且还要预约。

1644年，清军入关，并迁都北京，顺治皇帝即位。为融洽与西藏地方势力的关系，1651年，清政府派恰噶和喜饶喇嘛去西藏邀请五世达赖喇嘛罗桑嘉措进京与顺治皇帝会晤。顺治皇帝遂命在京城之北建造西黄寺，供五世达赖喇嘛驻锡。

1652年，西黄寺建成。同年，五世达赖喇嘛率领西藏僧俗官员侍从3000多人，经过长途跋涉，历时9个月到达北京，就驻锡在西黄寺。

五世达赖喇嘛在京期间，多次朝见顺治皇帝，顺治皇帝也多次为五世达赖喇嘛赐宴。

1780年是乾隆皇帝70岁寿辰，六世班禅额尔德尼也率百余僧职人员到承德祝寿。六世班禅是年幼的八世达赖的老师，也是西藏地方政权的主要领袖，六世班禅对乾隆皇帝非常拥戴。1775年，图谋侵略西藏的英国人提出与西藏签订通商条约，六世班禅额尔德尼·罗桑巴丹益喜坚决反对。当英国侵略军打败了布鲁克巴（不丹）人，妄图染指西藏时，六世班禅就明确表示：“西藏是中国的领土，所有军政事务必须得到清中央政府的指示”，由此，六世班禅也备受乾隆的尊敬。

只可惜，42岁的六世班禅随从乾隆皇帝从承德到北京，入住西黄寺的两个月后，因患天花治疗无效而圆寂。乾隆皇帝为之下诏京城各寺为六世班禅诵经49 天，又亲率王公大臣到西黄寺致祭。次年，六世班禅的灵塔运会西藏札什伦布寺安葬。为表彰六世班禅爱国的功德，乾隆诏令于西黄寺西侧修建清净化城塔，塔内安放六世班禅的衣冠等物。1782 年十一月，清净化城塔建成，乾隆又御书《清净化城塔记》，以示纪念。

步入西黄寺，三进院内，一条甬道的尽头，那座颇具神秘的清净化城塔就高耸立在台座之上，一身的洁白。饱经风雨洗礼的汉白玉变得斑驳粗糙，有些已然泛黄破损，但走近细细观摩，会发现这些石头在阳光下仍反射着粼粼微光。

清净化城塔为金刚宝座式喇嘛塔，是在一块高3米，平面呈“亞”字形的高台上用汉白玉砌成五座方圆交错形的密檐塔，中间的大塔为覆钵式主塔，高约23米；主塔的四隅各建一座经幢式八角密檐小塔，高约9米。整体上，清净化城塔融合了汉、藏和印度佛教的建筑艺术特点，彼此不同却又浑然和谐，十分耐看。

主塔的基座为八角形，四周有近一米余宽的海浪浮雕，仿佛宝塔出海。承托塔身的八角形须弥座上，纹饰复杂，有莲花、卷草、云彩、蝙蝠等造型，生动逼真。八角形须弥座的每个隅角各有一托塔力士，身体为半蹲，双手向上托举这塔座。

须弥座的八面还各雕有一幅佛陀传记故事图，是整座佛塔雕刻的精华部分。画面的人物、动物、景物细致生动，呼应配合，形象地反映出释迦牟尼从降生到圆寂的重要活动阶段。

所谓“清净化城”，其含义就是佛教中远离一切烦恼、尘垢、罪恶，尘俗尘俗不染，接引众生成佛之处。

藏传佛教，又称喇嘛教，是传入中国西藏的佛教分支。藏传佛教始于7世纪中叶，当时的藏王松赞干布迎娶尼泊尔尺尊公主和唐朝文成公主时，两位公主分别带去了释迦牟尼8岁和12岁的等身像。松赞干布在两位妻子的影响下，皈依佛教，修建了大昭寺和小昭寺。

九世纪中叶（842—978年），朗达玛出任吐蕃赞普（最高领袖）后，展开了大规模的禁佛运动。西藏的所有佛寺都被封闭，佛教寺庙内的壁画被涂抹掉，许多佛像被钉上钉子后扔入河中，大量佛经被烧毁，大昭寺还改为屠宰场，所有的僧人也被严令改信苯教。就因为文成公主把释迦牟尼佛像从内地带到吐蕃，弘扬了佛教，所以就被禁佛者说成是魔鬼转世。这次禁佛运动对藏传佛教的打击极为沉重，西藏宗教史都把这一时期称为“黑暗时代”。直到朗达玛灭佛百年后，佛教再度传入，西藏佛教才得以复苏。

10世纪后半期，藏传佛教开始流传于蒙古地区。此后，随着佛教的发展，上层喇嘛逐步掌握地方政权，最后形成了独特的、政教合一的藏传佛教。

1409年，僧人宗喀巴在拉萨大昭寺举行大法会，弘扬佛教，同年又在拉萨兴建甘丹寺，并自任住持，藏传佛教格鲁派正式形成，并很快就成为藏传佛教的主要教派。由于格鲁派僧人头戴黄色僧帽，故又被称为黄教。

随着格鲁派的不断扩大，又先后在藏区修建了以哲蚌寺、色拉寺、扎寺伦布寺为代表的寺院。清代以后，格鲁派又有了很大发展，除了藏区三大寺，昌都寺、塔尔寺、隆务寺、佑宁寺、拉卜楞寺、格尔底寺、甘孜寺、格丹松赞林寺、雍和宫等，都是格鲁派的著名寺院。

而活佛转世制则是格鲁派走向兴盛的代表。清代以后，格鲁派又形成达赖、班禅、章嘉（内蒙古）、哲布尊丹巴（外蒙古）四大活佛转世系统。

其中，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是青藏地区藏传佛教的最高领袖。1578年，第三世达赖索南嘉措在青海湖畔与蒙古土默特部阿拉坦汗会面，互赠尊号。阿拉坦汗赠索南嘉措“圣识一切瓦齐尔达赖喇嘛”尊号，随后，阿拉坦汗又报请明王朝，经明神宗朱翊钧册封得以确立。“达赖”是蒙文音译，意思为“大海”；“喇嘛”是藏文音译，意为“上师”，这就是达赖喇嘛称谓的最初由来。

1653年，清朝顺治皇帝又册封第五世达赖喇嘛为“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释教普通瓦赤喇怛喇达赖喇嘛”。从此，达赖喇嘛这一称谓就成为藏传佛教格鲁派二大活佛系统之一的尊号。目前，达赖喇嘛已转世到第14世达赖丹增嘉措，其驻锡地为拉萨市布达拉宫。

而班禅额尔德尼则是藏传佛教格鲁派二大活佛中的另一派系，其被认为是无量光佛的化身。1645年，蒙古和硕特部固始汗向第四世班禅·罗桑确吉坚赞赠以“班禅博克多”的尊号。尊号中的“班”字是梵文“班知达”的缩写，意为通晓“五明学”的学者；“禅”字是藏文“禅波”的缩写，意为“大师”；“博克多”是蒙语“睿知英武的人物”的意思。1713年，清朝康熙皇帝册封第五世班禅·罗桑益西为“班禅额尔德尼”。“额尔德尼”是满文“宝”的意思。随之，班禅额尔德尼这一称谓也被确定下来。现班禅额尔德尼活佛系统已转世至第11世，其驻锡地为西藏日喀则市扎什伦布寺。

西藏宗教最高首领前往北京朝觐皇帝，始于第五世达赖喇嘛。据记载，“顺治九年（1652年）十一月，达赖喇嘛至，谒上于南苑”。就是顺治皇帝采取以在南苑射猎为名，与第五世达赖喇嘛偶然相遇的方法，避免了相见时礼节的繁缛。相见后，顺治皇帝为达赖喇嘛赐宴。达赖喇嘛则向顺治皇帝进献马匹等物品。顺治帝还“特建西黄寺于京师，以居五世达赖喇嘛。”第五世达赖喇嘛在北京住了两个多月，于顺治十年（1653年）离京返藏。随后，顺治皇帝还派使者给第五世达赖喇嘛赐以金册、金印，并敕封第五世达赖喇嘛为“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释教，普通瓦赤喇怛喇，达赖喇嘛。”自此，在元、明两代的基础上，清朝最终把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的封号固定下来。

乾隆时期，清政府又对于西藏的政务做了重大调整，规定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的坐床典礼须由清政府驻藏大臣主持。

一座西黄寺，内涵大文章。一座清净化城塔，成为现今北京最引人注目的建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