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学时代**1966年初秋，我刚刚踏入中学的校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浪潮便席卷而来。师生们投身革命洪流，正常的教学秩序戛然而止。我们这届初一新生，竟被“退回”小学，成了史无前例的“七年级”学生。

    初入学时，我尚算品学兼优，被推选为红卫兵团副团长。然而，这短暂的荣光转瞬即逝。父亲很快被打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我的革命热情尚未充分燃烧，便已坠入谷底。从此，我的“学习”重心变成了接受军代表、工宣队和“革命师生、红卫兵小将”们的“再教育”，直至初中毕业。

    校园在“停课闹革命”的口号中陷入混乱，铺天盖地的大字报里，父亲成了学校最大的批判对象。游街、批斗会成为他生活的常态。

一夜之间，我从校长的女儿沦为“牛鬼蛇神的子女”。任何人都可以居高临下地“教训”我、“帮助”我。军代表、工宣队、各派革命组织轮番找我谈话，核心只有一个：必须与父亲“划清界限”，争取做个“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继母也从领导家属跌落为“走资派家属”，她惊恐地躲回市区晚婆家，再不敢踏入学校半步，唯恐被卷入批斗的漩涡。

    学校的革命派将父亲和其他被揪出的“牛鬼蛇神”囚禁在教室里写检查，不许回家。偌大的校园家中，只剩下我一人。我时常偷偷溜去看望父亲，悄悄塞给他一点吃的。父亲的“被革命”，让我这个“牛鬼蛇神的子女”本已黯淡的日子，更添风霜。

    欺凌是家常便饭。有人朝家里的门窗扔石头，深夜里那撞击声格外刺耳。即便站在其他老师家门口，也会被驱赶，唯恐我这个“黑帮子女”玷污了他们的“革命”立场。多少个夜晚，我只能蜷缩在床角，无声地啜泣至天明。幸而，仍有温暖，有要好女同学的陪伴，是那段灰暗岁月里珍贵的慰藉。

    紧接着是红卫兵大串联。同学们意气风发，走南闯北，好不热闹快活。生性怯懦的我，终究没敢跟随高年级同学远行。父亲也说我年纪尚小，外面太乱，不如在家多读些书。停课的日子里，我把自己藏在家中，偷偷地自学。从图书馆借来许多名著和史书，虽读得懵懵懂懂，似懂非懂，却也为困顿的心灵打开了一扇窗。

   然而，“扫四旧”、“破旧立新”的风暴很快袭来。目之所及，是狂热的学生们砸毁公物，焚烧学校珍藏的戏服。最让我心痛的是那座曾经浩瀚的图书馆也遭破坏，无数好书被斥为“封资修”毒草，在打砸声中化为乌有。作为“走资派”的家，我们被革命师生和红卫兵小将们抄了一遍又一遍，许多东西就此不翼而飞。

    那时，红卫兵小将们清一色草绿军装，女孩们不准留长发，一律剪成齐耳的革命发式。我也只有一身洗得发白的绿军装，四季不离身，洗了赶紧穿，别无他选。家家户户都砌起“宝书台”，供奉着毛主席像和红宝书。无论工作、学习还是开会，必先恭读“最高指示”。每天课前，必跳一场“忠字舞”。

    局势很快恶化至武斗。风声鹤唳中，我们全家在父亲一位农村学生的庇护下，仓皇逃往乡下避难。那里民风淳朴，远离了打砸抢的喧嚣，我们得以度过大半年相对平静的时光。这份患难中的收留之恩，我至今感念至深——在那个年代，敢接纳我们这样的“黑帮之家”，需要何等的勇气与情义！

    在乡间，我们亲眼目睹了父亲的变化：他卷起裤管下塘摸鱼，挥汗如雨地干着各种农活。他的坚韧与实干，赢得了我们子女由衷的敬佩。武斗平息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运动开始了。1968届及之前的毕业生，统统下放或回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我作为七零届学生，暂时幸免。

    然而，1969年，中学教师被要求“下迁办学”。父亲头上的“走资派”帽子仍未摘掉，我们一家便被发配至边远农村。那里交通闭塞，舟车不至，唯有依靠双脚步行在崎岖漫长的道路上，每一步都踏着未知的尘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