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涌现的女作家,特立独行,性格解放,虽然都有美貌,但是不喜欢炒作颜值,因为她们是才华担当。她们大多都受过高等教育,接受了新文化思想,讨厌旧封建糟粕,且具有反叛精神。当年上海某知名杂志为出一期“女作家专栏”向丁玲约稿,丁玲反感的说:“作家就是作家,干吗特别加一个‘女’字!”而后断然拒绝了写稿。
庐隐,也是其中一位个性极强的女子,当时与冰心、林徽因齐名并称为"福州三大才女"。冯沅君在《忆庐隐》中写道“她那微近男性的谈吐,她那时似傲慢的举措,她那对于爱的热烈追求,这些使她的老友对她常有微词的地方都可以显示她是有个性的,有使她不落于庸俗的个性”。庐隐,率真执着,生命短暂,却为爱而生,为爱而活,如果能爱,哪怕飞蛾扑火。
真正的作家首先是天才。庐隐就是个文学天才。由于庐隐出生时恰逢祖母去世,被母亲视为不吉祥的孩子。母亲没有给予她太多的爱,而是把她交给乡下的奶妈抚养。后来父亲去湖南任职,她才得以跟随家人,就在父亲赴职的路上,父母被庐隐思念奶妈的不断哭闹惹怒,把她扔到江水里,幸好随行的差使及时搭救,幸免于难。九岁的时候父亲去世了,她和三个哥哥跟着母亲寄居在外祖父家生活。庐隐不得喜爱,所以没有上学,直到十岁,她才被送到一家美国教会学校读书。庐隐在冷漠中长大,特殊的环境里,小小的她,沉默固执,寂寞孤独,犹如一颗卑微孱弱的小草,她的童年灰暗而寂静,“没有爱,没有希望,只有怨恨”。庐隐十三岁考进女子师范学校,从此,离开家的女孩自由了,像一只被禁锢太久的小鸟,尽情舒展开稚嫩的翅膀。她喜欢沉浸在书的海洋里,阅读大量的古典名著,世界名著,还被同学们笑称为“小说迷”。这是她的精神寄托,也为她的文学之路铺开朝阳般的希望。
这个时候,庐隐遇到了她的初恋林鸿俊。林鸿俊是她的表亲,家境贫寒,无依无靠,但小伙子人如其名,长相英俊,且性格很好,相同的境遇,相通的心境使两颗年轻的心渐渐靠近,他们相爱了。他们的恋情遭到了母亲的强烈反对。可是爱情的力量是逆流而行的,家庭的阻挠反而使庐隐更加坚持,她写信给母亲,表达自己的决心和固执,并一再表示,无论后果怎样,自己都会义无反顾。面对渐渐长大的女儿,母亲只能妥协,最后提出要求,两人必须完成学业后才准予结婚。
庐隐是学校里的活跃分子,她被推选为学生会干事、福建同乡会代表,积极参加各种集体活动,她才情如钻,时常在报刊上发表文章,宣扬新思想,提倡做独立新女性。平庸安于现状的的男子,新潮奋进的女孩,精神不对等的恋人是走不到一起的。光阴未老,爱已不在,义无反顾的懵懂初恋成为美好回忆,两颗心的距离渐行渐远。于是,庐隐果断的解除了婚约,“我已经回信,请他另找高明。”孱弱的女孩却有着豪爽霸气的性格,真正的爱情,就是要纯净干脆,爱的时候心无旁骛,不爱了,挥一挥手,绝不带走一片云彩。
庐隐在二十二岁时考上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并加入了由郑振铎等人创立的文学研究会,是首批二十一位会员中唯一的女作家。当时她的作品《一个著作家》经郑振铎推荐,已在全国最有影响的茅盾主编的《小说月报》上发表,文学生涯正式开始。这时,她结识了生命中的第二个男人,北京大学的郭梦良,才子才女,其实早就相互倾慕,大有相见恨晚之意。可是郭梦良在老家已有妻子。世俗的冷眼没有阻挡两人的恋情发展。庐隐毕业后做了教师。不久,他们在上海以“同室”的名义举行了婚礼仪式,这一惊人之举震动了文坛乃至社会。飞蛾扑火的爱是幸福的,更是忧伤的。不幸的是,他们的女儿出生不久,郭梦良因病去世了。庐隐的心也伴着爱人的躯体离开了,从此,她经常酗酒,如同行尸走肉,精神极度颓废,写的作品也悲痛哀伤。命运,似乎从未眷顾这位悲情女子。她说“我学静轩,抱独身主义,孤云般自由自在!”
在一次朋友的聚会中,庐隐认识了小她八岁的青年诗人,清华大学的学生李唯建。没有想到的是,这个早年丧母的大男孩喜欢熟女,他爱上了庐隐,并开始追求她,疯狂而热烈,庐隐封闭的心门逐渐打开,她重新沐浴在爱情的欢乐里。年龄,从来就不是爱情的阻碍,相爱的日子,岁月静好,情深缱绻,他们相互陪伴,烹文煮字。那个年代,姐弟恋必然成为人们热议的话题,桃色绯闻漫天飞扬。老同学苏雪林就曾为庐隐辩护:“不应当拿平凡的尺,衡量一个不平凡的文学家。”庐隐却说“生命是我自己的,我凭我的高兴去处置它,谁管得着”。这就是庐隐,从有妇之夫,到小鲜肉,爱的轰轰烈烈,不畏世俗,不惧流言。难怪苏雪林赞她“英姿飒爽”。
之后,作为他们爱情的见证,两人六十八封情意绵绵的来往情书,陆续发表在陆晶清、谢冰莹合编的《华北民国日报·副刊》上,后结集为《云鸥情书集》在上海出版。
婚后的四年,是庐隐一生中最快乐的幸福时光,也是她作品最丰盛的年代。
1934年5月,庐隐因难产逝世于上海,年仅三十六岁。“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民国就是这样一个时代,民国的许多女作家,中了蛊一般,人生如戏,出场精彩,谢幕悲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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