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篇文章引用京川游侠师友博客的原作，图片为自藏除外，致谢)

天光元宝，是近年于大东北地区发现的创见泉品。该钱查无史籍记载，诸泉谱未录，亦不见其它记载和泉家言及。因此，其真实性如何？早想根据愚之藏品实物并查找一些背景资料小做实证，以定骡马。今日始得将其帐中点出，泼点儿墨试着研析研析。

首先来看，本品“天光元宝”四字，就泉品通常的宝文读续来说，其应该为旋读“天光元宝”，若直读“天元光宝”，则宝文就很难成立了。藉此，当以“天光”旋读是正确的。之所以开篇如是说，是按照常理首先查找有无“天光”年号，是哪个时期的年号，从此入手，再结合实物其它貌相特征加以证之。

其次，查历史上有无“天光”年号。检索可知，见有不少明确描述。“天光”是北元（公元1368年—1402年，是元朝为朱元璋灭后，退居蒙古的政权，史称北元）平宗宁孝皇帝孛儿只斤脱古思贴木儿公元1378年－1388年期间的年号。

然而令人奇怪有趣的是，查，李崇智著《中国历代年号考》修订本，其上平宗孛儿只斤脱古思贴木儿并未有“天光”年号，而是“天元”年号。网络检索百度百科，出现了同一皇帝，但称呼不同的“天光帝”和“天元帝”栏目介绍，即不同的年号称呼，却是同一时期的同一皇帝。在一些记载中尤其是历代年号编年史上，既有明确写为“天光”的，也有写为“天元”的。

换言之，究竟北元这个年号是叫做“天光”还是“天元”，其说不一，莫衷一是，且都有文章书籍言及。而这样的情形，非常罕见。而愚非历史学家，知识和时间皆不足以去考证究竟哪个称谓是对的。基于此，我们只能说，北元的这个年号肯定存在，但是，“天光”还是“天元”有不同看法。

既然如此，愚见以为，“天光”的称谓便不能因有不同，而断然否定。这里，愚根据见到的一篇论文上提到的“天光”二字，更倾向于该年号是“天光”而非“天元”。该文见《北元时期蒙古文学及其研究》（内蒙古社会科学院，2009年7月7日），文中引用了一段蒙古族民间传统韵文：时乎时乎，时外无时。　时其逝矣，奚与乐为。　黄离既昃，定少温暾。　天光既暮，噎噎其阴。——《夕照》。

显然，此韵文是该论文作者将其作为北元时期的民歌来加以引用的。期间出现了“天光”二字，且从前后字意上来看，“天光既暮”又“噎噎其阴”，似乎就是描述的北元最后的时刻，因为，从年号上看，无论是“天光”还是“天元”，都是北元的最后一个年号。“天光既暮，噎噎其阴”，正是合乎这个时期的每况愈下，行将就木的那种境况和人的悲凉心情与表情的。

故，愚见以为，“天光”的年号称谓可能性反倒大于“天元”。因为，按照《历代中国年号考》一书的引用考证依据，其“天元”称谓，来源于《高丽史▪辛禑传》，故其是否记载有误，也不是没有可能的。为此，愚即采用“天光”称谓之说。

既然年号“天光”不能断然否定其存在，那么，我们接下就依据于此，展开对此钱的进一步辨识。

首先，辩锈识浆。不难看出，本品锈色老相盎然，出自东北，亦是较为典型的东北罐装窖藏钱锈相无疑。其锈呈皮壳状覆盖钱体，尤其是地章之上，锈垢和包浆交织，锈浆质地紧实不糟，老道凸显，分布极为自然。可察铜色略微泛红却熟旧之感鲜明，青铜质地确定。无需有疑，这等锈浆之相，自然天成，伪所难及，故可确断其老。

其次，观铸识体。可见本品铸制精整有加，铸相显示，方圆廓正，平坦地章，字廓深竣挺拔而又有度，毫无做作之相，穿轮亦是干干净净。钱体虽见磕碰痕迹，然亦自然。其直径为34.1毫米，重约13.80克，铸体较为厚重，折五形制可以确定。其钱文布局协调，字形铸相规矩。显而易见，此等铸相非民私之炉可为，官炉之相明显，而且具有较为突出的试铸样钱之铸相。故仅从铸相上看，可谓开门见山矣。

再者，品文识书。一眼可识，“天光元宝”四字，乃鲜明的篆书书体，字形结构规范，书写一丝不苟，笔划横直竖立，结构协调，端美之感直入眼底。此等书相，若非官炉所出，实难言及其它。因此，书相可谓开门。

就书相而言，值得注意的是，“寳”字写法，即宝盖头下不是“‘斜王’加‘尔’或‘缶’”，而是“双‘王’”的写法，而这种写法，乃元代铸币篆书钱“寳”字的普遍而典型的写法。如作为北元的钱，继承书意衣钵，则更在情理之中了。

    三相一材，可谓本品难找疑点，可经得起诸般挑剔检视，故，首先可言本品的铸期不短，可排除出近当代所铸的范畴。

    此外，还有两个问题需要述及。

一是，关于“元宝”问题，元代铸币主要是采用“通宝”宝文，尤其是中后期更是如此。但是，在早期却分别有“中统元宝”和“元贞元宝”两种元宝钱。这说明，尽管中晚期不铸元宝钱，但是，其并不像明代朱元璋那样因避讳“元”而不铸元宝钱。因此，如果说本品的年号是北元“天光”，那么，其铸元宝，则也并不违祖制，因为，元代相对来说并不依照汉人那样去做避讳的讲究。

二是，元代铸钱，亦今为止，其书体主要是楷书，行用钱中鲜见篆书，唯国号钱“大元国宝”是篆书书体。因此，是否篆书，便不是生疑之点。同时，我们也可以观察到，本品与篆书“大元国宝”的书体书意相比，反倒是非常接近，“寳”字写法也是一样。因此，如果北元铸钱，如果“天光”年号没错，那么其铸篆书“天光元宝”则也可属延续祖习。
接下来继续论及。我们知道，公认的时间是北元为公元1368年—1402年，总共续存时间是34年。期间，惠宗孛儿只斤妥欢帖木儿跨元和北元，北元使用的还是元代的最后的年号“至正”，而至北元昭宗孛儿只斤爱猷识理答腊（公元1370—1378年）颁行“宣光”年号，时间约9年；再至平宗孛儿只斤脱古思帖木儿（公元1378—1388年）改元“天光”或“天元”，时间11年。这也就是说，完全归属于北元的年号只有“宣光”和“天光（天元）”两个。

至正钱不消说，总体上遗存不鲜见。而亦今为止，还未见“宣光”年号钱。

这里，假定北元“宣光”未铸钱，或者是因北迁后条件等不具备而未铸钱宣示，那么到了相对稳定一点的平宗“天光（天元）”时期，试铸钱币以示国存政在，这也完全有可能，且其存续时间达11年之久，则时间上是完全具备条件的。

我们知道，历史上各皇朝或政权铸币的用途不单单是为了行用，由于钱币的合法政权象征作用，因此，铸钱也是宣示政权成立和合法的体现。而作为北元，这一点应该也是没有多大疑问的，也就是说，其铸钱不为行用，而为宣示。从本“天光元宝”的样钱级铸相来看，这一点似乎也得到了某种印证。

我们还知道，历来不乏以钱证史的事例，这里篇幅关系，不再举例。因此，这枚“天光元宝”，在三相一材皆可谓老并很难置疑的基础上，是不是正好以钱证史呢？即，北元也试铸过钱币，北元的最后年号是“天光”而非“天元”。

    基于此，我们似乎便进一步获得了思考的逻辑空间。综观元代的年号史，我们可发现一个较为独特的现象，那就是，每当改元使用新的年号时，往往只是改动一字，而非两字皆改。

请看：至元、至大、大德、元贞、元统、至治、至顺、至元、至正。在元代十五个年号中，两字完全不同的只有：中统、皇庆、延佑、泰定、天历、致和（致与至还是同音字），数量还不占一半。因此，我们有理由说，元代取年号有只改动一字之习。

由此推理，在北元“宣光”年号无争议的基础上，平宗即位改元，依据祖习，只改动一字，则改“宣”而留“光”，如此则为“天光”二字。显而易见，这比“天元”二字似乎更具有说服力或者说具有某种历史依据了！

 因此，如果我们将本品的“天光”结合前述的蒙古北元韵文（民歌）中涉及的“天光”二字来看，以钱证史，是不是可以说北元最后一个年号其实正是“天光”而非“天元”呢？对于此，虽然在这里愚无法绝对的肯定，然而，其道理所在确实也是很难给否定掉的。

当然，另一个问题是，北元是否有能力铸钱？我想，这个问题比较初级，如果没有能力铸钱，那么北元时期的金属兵器和生产工具等，是怎么来的呢？答案是明确的，已无需再说了。

基于此，愚见以为，尽管有些问题尚需深入考据，但是，对于此钱却没有任何理由去一棒子打死，其真实性，可以说是存在极大可能的（之所以如是说，是因为天光年号在学术界还未形成统一的板上钉钉的认识）。如果该年号不是“天光”而是“天元”，那后世臆造伪作，就理当去做天元元宝了。本篇博文已经够长，就此打住。愚之论述观点，仅乃初步拙见，错漏误作之处，在所难免，藉以此公开上博，就教于诸君是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