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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减”背景下学校课后服务的发展与调适(天津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

(2022-12-14 09:46:46)

 “双减”政策背景下我国学校课后服务发展进入质变期 

学校课后服务国外有之、早已有之,但在不同教育时期,其承载职能不同、内涵目标不同,内容形式也就不同。在新一轮减负政策语境中,我国课后服务改革肩负着“回归立德树人精神、回应人民关切、修复教育生态”的时代使命。运行历时一年之后,义务教育学校课后服务新形态初具,发展生机盎然,彻底摆脱了“被校外机构挟持、纯粹应试训练”的商业化模式,学生课后学习重新回归学校,“1(作业辅导)+1(社团活动)+X(学校特色活动)”的组合式课程架构基本定型,为国家素质教育精神扎根实践开辟了新天地。与此同时,一系列困绕着学校课后服务的新问题浮出水面,如课程品质不高、服务主体单一、监管方式简单等,敦促学校课后服务工作进入新旧发展阶段的转换期、质变期,具体体现在四个方面:

(一)品质待提升期:由“学业关注”走向“全面关注”

可以断定,我国学校课后服务最终要实现回归正道、达到人民满意的水平,还须再经历一段过渡期,即从校外野蛮补课形态向校内理性学习形态的调整期。长期受校外补课模式及其惯性心态的影响,我国多数家长、部分教师仍将在一段时期内寄希望学校课后服务“接手”、“接盘”校外学科培训模式,转嫁承接校外服务功能,“作业+应试”的课后服务情结难以短时间内消除。实际也是如此:47%的陕西受调研教师认为,课后服务带给学生的最大受益是“作业完成度与成绩提高”,高出“兴趣提高”项16个百分点;47%的受调研家长认为,课后服务带给孩子的最大变化是“学习积极性提高”,超出“兴趣培养”选项21个百分点,还有50%的家长认为学校课程服务类型无法满足孩子兴趣特长培育的要求,47%的受调研学校领导认为课后服务的“课程结构有待优化”,31%的领导认为“课程内容有待调整”。由这一组数据分析可知,当前学校课后服务的“偏知识学习”倾向明显,“学业关注”是家长、教师的首要关注点,拓展课后服务类型、提升课后服务品质、全面关注学生身心发展是其现实走向。进言之,价值定位是统领学校课后服务的中枢神经,是决定课后服务系统架构的原点,准确调整价值定位事关学校课后服务的生死存亡。就课后服务而言,其根本属性是“服务性”,是为学生全面、健康、持续发展而开发的一种教育服务,在这一教育服务系统中,相对学生发展而言,学校、教师、家长、社会机构等理应处于附属地位。坚持“学生主体、发展本位”的根本价值定位,摆脱教师、家长、社会的“非分价值加载”,切近儿童对课后服务的真正需求,搭建“始于儿童、高于儿童”的课程服务,是学校课后服务保持盎然生机的内在要求。换个角度看,不同于“教育课程”,“教育服务”必然具有选择性、无形性、客户本位性。作为教育服务的一种特殊形态,课后服务是以课程活动为基本形态,其他体艺、实践、社团活动为辅助而构成的服务综合体,这就决定了:简单搬用学校课程模式、增加课程类型一定不是学校课后服务构建的基本形式,教师代理人、家长代理人也不可能精准全面反映学生的服务诉求。为此,只有严格落实“学生主体”的服务原则,坚持“研究学生、关注学生、为了学生”的服务原则,真正高品质的课后服务系统才可能形成。

(二)机构待参与期:由“学校主体”走向“学校主导”

走多主体协同参与、“学校主导、机构参与”之路,是增强学校课后服务活力、提升课程服务品质的必由之路,是将竞争机制、共生机制植入学校课后服务系统的科学思维。学者指出,学校、企业、社会理应是学校课后服务的三大供给方,校际合作、校企结合、学社结合是三者有机结合的一般形式,[]藉此可以打破“任课教师主打、中小学校主办”的僵化局面,开创学校作为课后服务主导者的新局面。但就当前而言,我国学校课后服务的多主体联合建设时期尚未到来,中小学与校外服务机构都处于观望期,仅有少数头羊学校开启了抢先吃螃蟹式的预先探索。总体来看,校外机构参与学校课后服务要经历三个阶段:一是校外人员受聘参与课后服务工作,二是校外项目核准进入课后服务工作,三是校外机构部分承包课后服务工作。总而观之,我国当前学校课后服务发展尚处于第一阶段,项目引进、机构委托、服务托管等多主体复合形式还较为鲜见。网络检索信息显示,“双减”政策颁布后天津、上海、浙江、江苏等7个省市先后颁布了有关校外机构参与学校课后服务的规定与方式,其主导政策是“核准后进入”、“白名单管理”等原则性规定,但除浙江外均为出台校外机构进入管理的具体政策,校外非学科辅导机构自由进出学校课后服务项目的机制还未形成。

无疑,学校课后服务只有建基于家庭、社区、社会三者联动这一大舞台之上才可能有更广袤的发展、创新空间,才能成为链接学校与家庭、社会教育的重要过渡区、桥接带。但就全国形势来看,大规模校外非学科教育机构入驻学校课后服务工作的热潮还未到来,表明政府、学校对刚刚逝去的“校外学科培训热”依然心有余悸。本研究相信:合法校外机构及其教育服务项目进入学校课后服务是创新课后服务内容形式的重要推力,给机构参与行为带上规范规则的“紧箍咒”,使其教育活力沿着国家教育方针政策的指向释放,是课后服务提质增能的大势所趋。

 (三)课程待融和期:由“课程拼盘”走向“个性定制”

尽管“课后服务”不等于“课后课程服务”,但课程活动一定是学校课后服务的中坚与主体,利用课程活动驱动课后服务活动科学运转是学校课后服务工作改进的基本思路。20172月,教育部办公厅出台的《关于做好中小学生课后服务工作的指导意见》明确了学校课后服务的主要内容,即“按排学生做作业、自主阅读、体育、艺术、科普活动,以及娱乐游戏、拓展训练、开展社团及兴趣小组活动、观看适宜儿童的影片等”,这些服务内容在我国大多数学校中都以课程化形态得到落实,推动了学校课后服务实现了从“加餐”“单餐”向“美餐”“套餐”的快速转变,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以前过分重视教材知识学习的枯燥状况,为素质教育实施深化提供了新支点。资料显示,套餐式学校课后课程在我国多数学校中已成定制,如江苏朝阳二小的“2+1+X”课程体系、深圳石岩湖学校的“1+1+N”的湖畔课后服务课程体系、宁波市学士小学的“1-6-e”课程体系、人大附中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学校的“1+N”辅导方案、广东凤凰小学的“以‘7+1+1’的课程模式、太原市小店区八一小学的六根课程群等,福建等省明确将“2+N”课后服务模式,即作业辅导、体育活动与拓展服务“N选一”模式以官方形式予以规定。可见,当下中小学课后服务课程体系处在开放探索之中,正迎来课程服务优化组合、菜单创新、拼盘重组的新时期。正是在这一新形势下,我国中小学课后服务面临的课程问题日益暴露:其一是课程化问题,即课程活动的规范性、正式性、群授性特征限制了学生个性化课程需求的表达与满足,成为学校课后服务创新的瓶颈,如何将非正式学习活动引入学校课后服务成为后续改进的新问题;其二是营养低问题,即学校课后服务活动开展主要采取班级、社团组织进行,活动内容因地取材、缺乏论证,学生主体性发展要求难以得到充分满足,高营养课后服务活动相对不足;其三是融合度问题,即围绕某一生活主题、实践领域,面向学生多样化学习需求,开展跨界融合、综合调配、项目整合的课程服务能力较弱,难以实现高水平、定制化的课程整合开发。因之,从“课程拼盘”走向“课程融合”,从“面向基本需求”走向“开发定制课程”,尽可能为每位儿童配置出课后服务营养餐,克服“绝对公平”的课后服务观念,就成为后续改进的新方向。陕西调研数据显示:33%的家长要求拓展课后服务活动类型;教师在课后服务中面临的两大问题是工作乏力、跨学科指导经验不足,分别占比为63%27%50%的受调研学校领导认为,课后服务对学生需求只能达到“基本满足”的水平,与认为“能够满足”的选项相比相差17个百分点。理想的“课后服务套餐”不仅包括“留白课程服务”、“分类套餐课程”,更应该包括“个性化可组合课程”“多元智能类型课程”等,但我国当前课后服务开发整体上还处在满足儿童基本学习需求、适度凸显学校特色这一水平之上,要实现深度课程融合、充分满足学生个性化成长需求的目标还长路漫漫。

  (四)标准待建设期:由“生存维系”走向“标准建构”

无疑,我国学校课后服务已度过了“生存维系”时期,在国家政策保护下学生几乎百分百参与了课后服务,高质量发展成为学校课后服务工作的下一个奋斗目标。当前,学校课后服务单一低效、校外服务机构跃跃欲试的发展状况足以表明:我国迫切需要适度放开校外机构参与课后服务的限制,借助管理规范、专业标准制定来为社会机构、服务项目进入学校提供合法通道。陕西中小学领导调研数据表明:学校在与校外培训机构合作中面临的三大问题依次是“不清楚哪些方面合作”(44%)、“缺乏校外培训机构入校标准”(24%)、“难以评判校外培训机构资质条件”(22%);54%的学校领导认为“学校与社会机构组织合作机会少”。这一组数据表明:标准缺位已成为学校课后服务社会化发展的最大瓶颈之一。在“双减”政策实施一周年后,纯商业性、盈利性校外学科培训机构初步得到了整治,儿童学习回归校园、回归理性的教育环境基本形成,如何充分发挥校外机构、服务市场的优势来激活学校课后服务工作随之被摆到议事日程上来。上海、天津、浙江等省份明文规定:有相应资质的校外非学科辅导机构可以通过学校购买服务、公益服务的渠道参与学校课后服务,政府借助动态评估退出机制建设、日常运营监管来推进学校课后服务社会化、市场化进程。这一举措无疑具有一定的科学性与合理性,标准制定正是将这一规定进一步合法化、操作化的加速器。就当前实际来看,我国需要建立的课后服务标准体系起码包括七类标准:课后服务机构标准、课后服务教师专业标准、课后服务课程标准、课后服务质量评价标准、课后服务项目管理标准、课后服务项目收费标准、课后服务教师取酬标准等。一旦这些标准逐步建立起来,政府部门就可以委托第三方机构对学校、社会、机构提供的各类课后服务项目进行定期评价质检、发布质检报告,为优质服务项目涌现提供平台与发展空间,在公平竞争的环境中培育出一批优质教育服务项目与机构。同时,有了质量标准及其评估机制的建立,学校与社会相互竞争的课后服务工作格局随之会形成,当前学校课后服务工作面临的大部分问题都可能得到根本上的解决,一种“学校主导、社会参与、学生自选”的学校课后服务新体制必将破土而出。

(在于《天津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2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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