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郎才尽”，是文学史上一个广为流传的典故，常被人们用来自嘲或嘲人。
其实，“江郎”是冤枉的，“江郎”并未“才尽”，是“江郎”所处的“环境”不够宽松，迫使他不得不“藏拙”，不得不“绚烂之极归于平淡”。
“江郎”者，江淹也，历仕宋、齐、梁三代，少因文名，老以位显。人们对“江郎”的认知，除了“江郎才尽”一词，就是著名的“裂锦还笔”的故事。“江郎才尽”能广为流传，很大成份是有“裂锦还笔”故事的铺垫。之所以要为江郎鸣“冤”，也是从这个故事中读出“破绽”的缘故。证据之一：南朝文学批评家钟嵘《诗品》有言：“初，淹罢宣城郡，梦一美丈夫，自称郭璞，谓淹曰：我有笔在卿处多年矣，可以见还。淹探怀中，得五色笔以授之。尔后为话，不复成语。”证据之二：唐李延寿《南史
江淹传》载：“淹少以文章显，晚节才思微退，云为宣城太守时罢归，始泊禅灵寺渚，夜梦一人自称张景阳，谓曰：前以一匹锦相寄，今可见还。淹探怀中得数尺与之，此人大恚曰：那得割截都尽！---自尔淹文章踬矣。”
此二证据，既是“江郎才尽”之说的渊源，又是“江郎”蒙冤的铁证。千多年来，世人本此判断江郎“才尽”。似乎江淹的锦绣文章真的依赖郭璞的“五色笔”和张景阳所谓的“锦”，待郭、张二人不再“江湖”，江淹也就失去了在文坛攻城拔寨的利器，泯然众人矣。人们在这两处资料的运用上，恰恰忽略了其中的关键细节和关键字。钟嵘也好，李延寿也罢，所讲故事都赫然有一“梦”字，梦主不是别人，正是“少以文章显”的江淹本人。也就是说，郭、张二人说辞皆本乎江淹道说，“江郎”如果自爱自怜“宁死不讲”，任你神人也无从知晓如此“隐私”。进一步推理，就是江郎“自轻自贱”，自己把“梦”说给世人，造成“江郎才尽”的“生米熟饭”。这又何必？
证据之三，江淹生逢乱世，一身经宋、齐、梁三代。至梁武帝时，皇族专擅文坛，一方面造就了梁代文坛的繁荣，另一方面也限制了文坛高手的才情。据《南史
刘峻传》载：“武帝每集文士策经史事，时范云、沈约之徒皆引短推长，帝乃悦，加其赏赍。令策锦被事，咸言已罄，帝试呼问峻，峻时贫悴冗散，忽请纸笔，疏十余策，坐客皆惊，帝不觉失色。自是恶之，不复引见......。又《梁书
沈约传》言：“约尝侍宴，值豫州献栗，经半寸，帝奇之，问曰：栗事多少？与约各疏所忆，少帝三事。出谓人曰：此公护前，不让即羞死。帝以其言不逊，欲抵其罪，徐勉固谏乃止。”从刘峻、沈约的遭际，不难看出梁武帝时文坛“环境”的恶劣。江淹正逢其时，为安全计，只好“藏拙”，且挖空心思编造出“裂锦还笔”奇梦，自此全身而退，淡出文坛，于是“江郎才尽”矣。至于对“永明体”新派文风的不满，固仕途顺利而致俗务缠身无暇为文等原因，只能归于其次，绝非“才尽”之根本也。
从江郎不得不“才尽”的事例，我们很容易领悟到环境建设对文艺事业的影响，正或反都易了然，对此，就不妨“惜墨如金”罢。
2007-12-21 19:59
于镂月裁云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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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02-07 09:15: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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